编者语：
文/刘士余（中国证监会主席）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表示，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的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的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刘士余指出，中国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尊重中央银行履行法定职能，配合央行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金融稳定工作。资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银行业、银监会、保险业、保监会的支持，更加需要中央银行的关心、呵护和支持。以下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全文，敬请阅读。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感谢陈雨露副行长对我的邀请，非常高兴参加本次论坛。今天也算是我这个老兵回家，来做个工作汇报。本次论坛的题目是“百年变局中的全球经济与中国金融：新趋势、新挑战、新动力”。这个题目本身令人激动、催人奋进，彰显了中国央行作为大国央行的新视野、新站位、新使命。作为证监会主席，我必须要来参加这个会。
大家都知道，三会当中，证监会不仅要管证券期货行业，还要监管证券期货市场。这里面有1.2亿投资者，其中8000万是中小投资者。所以，作为证监会主席，我是求人的人。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不能不来。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目前仍处于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阴霾之中，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传染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交叉传染的特征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敏感性并未降低。
2008年以后，经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是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速度或脆弱性实际上是增加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中，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在这一过程当中，金融体系改革滞后效应发挥得很充分，但多年运行积累的风险也值得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风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题。历史是严肃的老师，最近我回顾了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看了几本书，有点感悟，借此机会和各位专家、同行做一点汇报。大体是两点：
一是资本市场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关于金融风险的书籍很多，最著名的是《美丽的泡沫》。这本书好像比较传统经久，详细介绍了一系列的传统的金融风险。例如英国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与今天相比，当时尚未形成金融体系，这些金融风险也不构成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泡沫破灭后，投资者承担了损失。谈到资本市场或者说单纯的股市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首先必须要提到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事件，以及后来的美国的一些制度安排。当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在那一段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80%以上，那次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冲击是致命的，这次股灾之后美国重建了它的制度体系，出台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监会以及相应的基本规则，确立了风险经营、风险监管的基本框架，维持了美国资本市场半个多世纪的平稳。
其次，就是美国1987年10月21日的黑色星期一。那时，我国的金融体系还谈不上开放，大部分人只知道美国资本市场出了大事，但究竟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对国际有什么影响，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国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股市，与美国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也无从谈起。
2000-2001年，美国股市出现了泡沫，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暴跌。当时，美联储有些好的操作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每一次资本市场异常波动爆发时，美联储都能够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和信号，什么时候该逆势而动、什么时候该顺势而为，什么在价格信号上做文章，什么时候在量的方面下功夫，是有很多经验的。今天，纽联储的副总裁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每一次危机中，美联储的政策及政策信号始终在美国金融体系当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针对美联储在1929年危机中的作用，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对美联储此次操作有一个批评，指出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大萧条从金融萧条转变成经济衰退。1987年黑色星期一，格林斯潘主席第一时间表示，美联储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需要。美联储及时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并降低短端利率，证监会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交易所暂停部分交易、增加股票回购限制，从而遏止了危机的蔓延。1998年LTC出问题后，历史上第一次由美联储出面召集14家大型华尔街金融机构，商讨共同救助LTC。当时，13家机构同意出资，仅贝尔斯登不同意出资。这13家其实也希望LTC立刻倒闭，但如果LTC倒闭了，他们也会受影响，因此才愿意出资救助。我们常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如今，这些机构有的被兼并、有的倒闭，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后，我想找这些机构的CEO聊一聊已经不可能了。但不管如何，1998年美联储牵头救助LTC这件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技术和艺术都是非常得当的，挽救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挽救了金融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同心同德、力挽美国高风险金融体系于狂澜中，期间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格林斯潘1996年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演讲，他说如果崩溃的金融资产泡沫不会威胁到实体经济和就业稳定，中央银行家就不担心，但不应该低估资产市场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因此综合考虑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特别是资产价格变动）必须是货币政策整体的一部分。伯南克也认为，对资产价格的泡沫，货币政策要么任其自然发展，要么刺破泡沫，但这两种操作的效果都带有一定的极端性，最好避免这两种极端。这就要求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维护金融稳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好流动性闸门。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教训。例如，1989年日本金融出了问题后，央行操作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及资本市场的运行走向长时间背道而驰，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时间衰退。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
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脱媒呈加速态势，以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非银行部门快速发展，支撑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的资本市场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货币政策及其信号的传导，由以前以银行系统为主，发展为更加多渠道和复杂化。从实践上来看，资本市场能够直接对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快速灵敏的反应，资本市场参与最多、透明度高，通过价格涨跌，通过期货和现货的交替应用，通过正向和反向的操作能够迅速的管理和出清风险，从而将资金引导到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利率、汇率、流动性总量及其他衍生工具操作等货币政策信号，都会通过资本市场多方面的加以传导，正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灵敏度也是最高的。例如抵押品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企业估值增加，可用于融资的抵押品价值上升，企业融资功能随之增强，从而放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效果。二是托宾Q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单位资本投资回报增加，企业重组成本下降，投资意愿增加。三是财富效应，股票等资本工具价格上涨，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增加，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强。四是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兼并重组实现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其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价格会大幅降低，提款便利性会大幅增加。五是资本市场创新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从而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稳定性，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
当然，资本市场也有局限性。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是逆反映。就像黑洞完全吸收了太阳的光线，此时资本市场上泡沫达到顶点，情况非常可怕。因此，对于中央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而言，应尽力避免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的现象。
此外，IMF跟踪研究了OECD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并完成了诸多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特别是危机重创后经济复苏的程度、速度和可持续性与该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高度正相关。美国即为最典型例证。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所以其经济修复能力也很强。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很快复苏。尽管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国也有独特的做法和优势，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2003年修改人民银行法时，增加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我本人也为央行这一职能工作了10年，2004年修法工作完成后我就开始从事金融稳定方面的工作。历史上央行主导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应对，都彰显了央行反应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这方面我国经验不逊于也不输于其他国家。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交织状态下，我们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面的研究。
总之，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我们有自信、有把握、更有担当。第二，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的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的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中国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尊重中央银行履行法定职能，配合央行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金融稳定工作。资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银行业、银监会、保险业、保监会的支持，更需要在座专家、同仁的支持，更加需要中央银行的关心、呵护和支持。
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事充分得益、万事顺心，也忠心的期盼大家在接下来发表的真知灼见能够给中国资本市场注入巨大的正能量，让我们的资本市场一亿两千万投资者也能分享春天的快乐！
谢谢大家！
附：《美国货币史》译后记
在2006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的译稿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典著作所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值。
两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相关的编辑校订程序，即将正式将该书付梓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从华尔街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纽约、伦敦到香港、上海，环球同此凉热，大家都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金融海啸”，都沿用格林斯潘先生等对于此次危机的判断——“百年一遇”。
既然是百年一遇，自然只有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以媲美；而对于“大萧条”，从金融方面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之一，大概应首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了。
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人们必然会像是在此前的多次危机中一样，感到迷茫、困惑，在这个时期往往也空前关注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试图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方向感。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在危机中似乎也都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类似特点：在大牛市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是十分年轻、新锐、激进的专业人士，因为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牛市中的最大利润；而在大的调整时期，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受欢迎的，则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的资深专业投资家，因为他们在大的动荡中更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其主旨，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个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立而可控的力量。在经济史上，可能很难找到比当前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当前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受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因此，在即将付梓之前，我特地对两年前的后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向读者解释这本原本很专业的金融史著作，却因为时势关系可能变成畅销读物的种种原因。
实际上，在2005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美国货币史》的翻译出版合同时，我其实心中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此经典的巨著，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然有许多特定的原因，例如难度过大，翻译工作过于艰苦，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的金融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中译本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我自身也深刻体会到当年上学时期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的一系列翻译名作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鉴于此，我以“聊发少年狂”的心态，组织了我的多位研究生，开始了这项艰苦的翻译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内的中文读者尽快获得一个能够大致掌握弗里德曼教授思想全貌的机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瑕疵。不少业界同仁知悉我在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时，都多次询问此书的中文本何时可以出版，我一直以“不能着急、慢慢来”回应，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复他们说，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当然这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统稿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2006年末我们完成了统稿，书稿也提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也陆续在境内外媒体上见到了不少悼念的文字。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辞世一样，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报道，然后开始寻找新的热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来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对我们来说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之外，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现在我再次修订后记时，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投入了四五年的时间。
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呈现出来。
我们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研究生，竟然如此机缘巧合，承担了这一翻译的重任。
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过，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由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以及近期的集中再次修订，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从译著出版之日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做“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软件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本书的翻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底完成初稿，经过出版社两年的编辑整理，我们又在最后阶段由巴曙松、王劲松和牛播坤集中对全书进行了再次的校订。初稿翻译的参与人员分别为（根据参与翻译的顺序）：巴曙松、刘先丰、吕国亮、方磊、程晓红、刘润佐、牛播坤、矫静、郝婕、尹竹青、陈华良、向坤、王凡、王淼。其间，王劲松、伍刚做了许多有益的协调工作。之后两个月组织了相互校译，在2006年中完成的初稿中发现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庞大的翻译团队加大了语言风格的统一以及对全局把握的难度，随即组织了几位进行集中校对，包括：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伍刚、王凡、牛播坤。此次校对主要集中在语句和措词的修正上，但限于校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发现往往还是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在参与翻译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尝试对各章采取了小组集中讨论的形式，即由我来主持，一名同学负责主要修订，其他同学讨论前也需认真阅读并提出校对意见。不仅从语言上确保用词的准确性，还可以在相互讨论中理顺作者演绎货币历程的基本思路，深化对该书的理解，以求完整传达作者的表述。在此期间，我们组成了三个讨论小组，并在小组内设置了审读员。审读员均是之前未参加过翻译的同学，只负责从中文的行文习惯上考察翻译的可读性。三个小组的成员构成及其负责的章节分别为：第一组：吕国亮、程晓红、方磊、李晶（审读员）；第二组，牛播坤、刘润佐、矫静、张旭（审读员）、赵晶（审读员）；第三组，向坤、王凡、郝婕、王俊（审读员）。经过此轮集中校订，翻译质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遗留的个别难句由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牛播坤负责。随后，我又进一步组织了小组间的交叉校订，并由上一轮的小组负责人审定此轮所做修改。附录部分的校对由王淼、向坤、王凡、谢国良、李辉雨、王琳璘、张铮和任杰等同学参与。在最后阶段的统稿和协调方面，张旭和王凡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大约五至六次的校订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承担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尽可能地查漏补缺，唯恐辱没经典，希望能以程序的繁复和巨大的投入弥补我们自身水平的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在下一步的校订中继续提高改进，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发端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研究案例。我们一直在事实上把欧美金融体系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现在这些重要的参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和危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只能更多地依靠深入分析欧美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和中国自身的金融需求来寻找。因此，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引导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巴曙松
2008年12月于北京玉渊潭公园
（完）
《美国货币史》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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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论坛”2017年3月24日及《美国货币史》（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彭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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