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4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次公开发布了其2017年度东亚经济展望报告（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17，下简称“报告”）。报告称，东亚依然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区域，中国是本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并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在6.5%以上。
5月5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AMRO主任常军红，她表示，中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好于预期，部分来源于工业品价格上升带动下的利润驱动型增长。常军红认为，这种工业反弹可能难以持久，“因为其部分包含了过剩产能行业的暂时性反弹。”东亚贸易一体化方面，常军红表示，在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退出TPP的影响下，东亚区内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加快，尤其体现在10+3自贸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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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3月9日，常军红（右）在新加坡与时任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主任根本洋一先生进行工作会谈。
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是由东盟和中日韩成员共同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致力于通过执行宏观经济监测和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一个东盟和东日韩成员之间的多边货币互惠安排）的实施来保障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的经济和金融稳定。AMRO于2011年4月在新加坡以有限担保公司的形式成立，2016年2月正式升任为国际组织。
2011年5月，原中国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担任AMRO首任主任，2012年5月，日本财务省国际局副局长根本洋一接任主任。2016年5月，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常军红成为新一任AMRO主任，也是AMRO升任国际组织后首任主任。
AMRO的这份报告认为，东亚依然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区域。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同时各经济体也从区域贸易和投资融合中不断获益；中国是本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然而，全球不确定性，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流动性紧缩加剧是当前东亚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总体来看，东亚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较强，基本上可保持较稳定增长，预计2017年至2018年增长分别为5.2%、5.1%。
在宏观政策方面，报告认为，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东亚存在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东亚各经济体应保持较充足外汇储备，适当的政策干预与汇率灵活性也利于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在货币政策方面，与2016年相比，全球流动性趋紧与通胀上升，缩小了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财政政策有潜力发挥作用抵消经济下行风险，但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企稳迹象，预计2017年经济增速在6.5%左右，主要驱动力包括稳定增长的私人消费及扩大的基建投资，面临的下行风险包括整体投资趋缓、持续去产能、房地产市场放缓及外部不确定性等。在经济企稳、美元指数温和回调等因素作用下，近期资本流出及汇率贬值压力有所缓解。不过，仍需密切监测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及国内经济形势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整体上仍处于中高速且较为稳定的增长阶段，硬着陆风险小，当前重点是加快结构改革，尤其是切实推进国企改革、控制企业债务增长、减少过剩产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及增强宏观政策协调性与有效性等。另外，需加强对金融体系风险的识别与处置，促进金融稳定。
报告认为，中国持续的结构改革及消费升级对东亚贸易和投资均带来持续且深远的积极影响。如中国向消费为主导增长模式转型及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带动东亚其他经济体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消费品。中国赴东亚旅游持续升温，为这些地区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增长机会。中国快速上升的对外投资对扩大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金来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经济转型导致大宗商品进口增长有所放缓，这对东亚若干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17年，东亚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AMRO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东亚应加强财金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考虑到当前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及其对经济金融体系潜在冲击的增加，东亚各经济体应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提高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经济稳健增长。
以下为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中国2017年一季度宏观数据好于预期，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年剩余时间会维持经济向好的趋势吗？
常军红：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好于市场预期。从短期看，这反映了经济有企稳的态势，有利于缓和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继续面对下行压力的市场情绪，对减少资本外流及汇率贬值压力也有一定帮助。
不过，从分行业看GDP贡献度，一季度第二产业对GDP增速的贡献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这反映了工业反弹是近期GDP回升的一个重要动力，其内在原因包括了工业品价格上升形成的利润驱动型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估计工业反弹可能难以持久，因为其部分包含了过剩产能行业的暂时性反弹。考虑到二季度以后，房地产业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在2017年可能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
不过，即使下半年GDP增速略有下降，预计全年能实现6.5%的增长目标。我们估计在较乐观的情况下GDP增速可以达到6.7%。相对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是处于较高水平且稳定的。有鉴于此，当前是加快结构改革较为合适的时机，通过消除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提高国企效率、去产能与去杠杆，减少脆弱性，推动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
澎湃新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并将赤字率锁定在3%。对今年的财政政策您的看法是？
常军红：今年的财政赤字率目标（GDP占比）并没有进一步提升，同时强调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有效”，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反映出财政支出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对政府强调压缩行政开支、对企业减税降费及更多用于民生开支表示赞赏。
从支出方向看，我们强调财政政策应侧重于协助顺利推进去产能进程、促进国企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健全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此外，应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或有负债的管理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澎湃新闻：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认为的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风险因素？对今年的国企改革怎么看？
常军红：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去产能与放缓的房地产市场。金融体系，尤其是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亟待加强监管。另外，外部不确定性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尤其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及资本外流风险。
从中期看，高企的公司债务、持续的过剩产能及国有企业改革是三个主要且相互关联的挑战。高企的企业债务侵蚀了大量的企业利润，也增加了企业违约风险。过剩产能是导致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及债务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是过剩产能与高负债相对集中的行业。
过去几年国企改革在试点方面取得了进展。下一步，我们期待国企改革的进程可以提速。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对资本配置的扭曲、增强市场的主体地位，而且也会有助于控制企业债务上升及化解过剩产能。我们强调在国企改革，去产能与去杠杆的过程中应注重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协调，采取市场化手段。
澎湃新闻：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您如何看待？
常军红：东亚（东盟+中日韩，东盟+3）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进程发展迅速，特别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二十年间。主要进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贸易与投资推动一体化进程。在东盟、东盟+1、东盟+3，RCEP框架下，亚洲区域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产业链，加深了地区经贸融合程度。二是金融危机加速一体化合作。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各经济体在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方面有较强烈的共识，推动了区域财金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建立了区域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 一个拥有2400亿美元的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设立了区域独立的宏观经济监测机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一个总部设于新加坡，目前拥有50多名专业人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东亚区域经济和财金合作符合各成员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当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贸易保护和反全球化倾向只是暂时的现象，呼吁国际社会要关注增长的包容性，要努力使更多的人从全球化中受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是历史的趋势。
澎湃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东亚整体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对中国呢？
常军红：目前来看，特朗普政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中期与间接的影响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东亚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与东亚供应链有关的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增加，但目前看力度可能要小于年初估计的情况。另外，边境税短期内实施的可能性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亚经济体的压力。
在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退出TPP的影响下，东亚区内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加快，尤其体现在10+3自贸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方面。在“货币操纵国”这个议题上，东亚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来自美国方面一定的压力。
特朗普政府关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减税及增加基建投资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东亚经济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获益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关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对美联储加息会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资金流动。关于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冲击，目前来看两国领导人会晤后，直接与短期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少，但不排除贸易摩擦仍有增加的可能性。来源澎湃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