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刘培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危机很快就会结束，经济很快就会复苏。其根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短则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这次危机应该也不会例外。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未来经济史著作中，这次危机只不过是一个一带而过的、小小的专栏，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9年时间过去了，各国宏观调控部门想了不少办法，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建议，但全球经济仍看不到强劲增长的希望。
国际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 “长期停滞”的担忧。这里所说的长期停滞，不是那种四五年一轮的、商业周期的、衰退阶段意义上的停滞，而是很长时期内的停滞。日本和欧洲几乎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了，美国也越来越接近于这样的状态。其主要标志是长期利率水平持续降低，降到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比零高不了多少。这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对长期经济不看好，投资需求极度萎缩。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国际经济呈现向好势头，但是否可持续、是否足够强劲，还充满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种可能的途径。
第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带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过去半个世纪中，肇始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没有对全球增长造成长时间的拖累。而这一轮金融危机则是肇始于美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这一轮危机固然与房地产泡沫、放松金融监管、货币政策长时间宽松等有直接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放慢。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率提升步伐一直在放缓。技术进步所带动的投资也就放缓，可能是迫使货币政策宽松的重要原因，也是迫使不少资金追逐房地产等供给弹性较小的资产、导致泡沫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可见，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带动全球经济彻底走出衰退、进入新一轮长增长周期的有效途径。但是孕育重大技术突破并广泛加以应用，却是慢变量。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重大技术突破，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是间接和有限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虽然不排除未来一定时期内出现重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但中短期内难以指望得上。
第二个途径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削减福利、降低实际工资水平，提高竞争力。但是西方国家在当前的选举政治制度下，几乎无法真正把结构性改革付诸实施。因为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必然招致选民的反对，进而导致会动摇选票的基础。这样，福利水平不降低，经济增长提振不起来，就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率不断提高。这一轮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主要国家的杠杆率都已经大幅度上升了，各国政府也是债台高筑。由于不能推动结构性改革，所以GDP增长速度难以提振，而福利开支又不能压缩，因此政府债务额及其占GDP的比重，即使不会进一步提高，也将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在高位。
由于上面两个途径在中短期内都难奏效，所以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尝试的第三个途径是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刺激政策，首先是货币刺激政策。目前发达国家的基础利率极低，甚至是负利率。这是迫不得已的政策措施，背后的原因是，过去20多年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步伐放缓，而且在这次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大幅度放缓。由于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大幅度萎缩，导致市场上自然形成的长期利率降到很低水平上。这样比零高不了多少的市场利率水平，留给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控空间就极其微弱，因为货币当局所能够控制的名义利率最多降低到零，就再也不能往下大幅度降低了。
在技术进步快和生产率水平较高时，一旦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迹象，只要通过放松传统政策工具特别是货币政策，就可以把经济拉回高增速增长轨道。但是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速度大幅度放缓、缺乏投资机会的前提下，低利率甚至一定程度的负利率政策，并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这种不对称性作用之下，货币扩张陷入了所谓“推绳子”的境地，丝毫无助于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而过度泛滥的流动性只能轮番追逐各种各样的资产，造成此起彼伏、难以管控的泡沫。
西方一些学者针对这种窘境提出，在货币政策失效甚至只能起到触发各种泡沫的负面效果背景下，应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发达国家恰好可以利用低利率、高失业率的时机更新基础设施，既可以在短期内拉动经济恢复增长，也能够在长期内改善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长期活力。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发达国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一个切实的掣肘。前文指出，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处于债台高筑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动用财政政策工具，会受到议会的掣肘，决策过程漫长，政策力度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可见，上面所说的这些途径都无法有效提振全球经济。与上面这些途径相比，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提振全球经济的更加切实、更富有建设性的途径。理由如下。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人口接近4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3％，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些国家当中虽然有的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大部分尚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的尚未实现经济起飞、启动工业化；有的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发展需求：大量的基础设施、出口加工园区、初级和中级适用技术，等等。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管理能力和经验，更接近于“一带一路”相关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会有效带动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强劲提振全球总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框架，在当前全球逆全球化浪潮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珍贵，世界各国需要携起手来，共同谋划发展之路。
更加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于实现联合国2030发展目标、推动人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切实意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