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预算和妥善使用纳税人的钱是审视历任澳大利亚政府政绩时一个重要的部分，两党多年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自由党（Liberal）政府开源节流，而工党（Labor）政府大笔支出。
在最好的时期，澳大利亚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医保和教育，而且在过去二十年，这里实现了近代史上发达国家中持续最久的经济增长。澳大利亚的城市也往往被认为属于世界上最宜居住的地方。澳洲国家犯罪率比较低。
因为有全民医保，很少有人担心需要支付的医疗账单会让自己破产。因为有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即使大学学费在增长，学生也可以在工作挣钱以后把钱还给政府。但现在的澳大利亚很可能会失去这种荣耀。
最近澳洲政府对福利政策频频动刀，将把大笔资金用于基建。出于破解基建瓶颈的迫切需求，5月澳联邦预算案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焦点中的焦点。未来10年澳大利亚将投资750亿澳元于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的计划。如何撬动规模上百亿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从哪里来，正考验雄心勃勃的澳政府。
据统计，政府支出从1998-99财年的2400亿澳元上升至了2016-17财年的4510亿（预估值），但同时，政府收入却仅从2500亿澳元上涨至4170亿澳元。
从数字中不难看出特恩布尔政府的支出已经超过了收入，因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的预算挑战。
为找到推动政府支出增长的原因，我们需要回溯过去15年间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化。
（为保证对比的有效性，数据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已被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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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支出随机应变
二、政府支出构成
三、政府支出构成转变
四、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
五、医疗卫生支出
六、教育支出
七、其他支出
八、行业特殊支出
九、住房和社区建设之处
十、交通和通讯支出
一
政府支出随机应变
1998年来随着政府更迭，政府支出的构成不断发生着变化。陆克文（Rudd）政府时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支出板块作出了明显调整。（文章总所有other数据包括其他经济事件、名义利率、养老金等其他情况）
而2017-18的新预算确定了澳大利亚政府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目标，力争在2020/2021年度恢复收支平衡，并在中期保持盈余。
为了提振就业，新预算将提供总额750亿澳元的基建投资资金，重点项目包括：由联邦政府负责的西悉尼机场建设将在10年内投入53亿澳元，届时将新增2万个工作岗位；即将开工的墨尔本至布里斯班总长1700公里的内陆货运铁路建设，能提供16000个岗位，该铁路工程总投资将达84亿澳元。
为了保障民生，新预算案在民众的医疗保健、安全、教育等方面加大支出力度。政府承诺未来4年将向澳大利亚医疗系统投入100亿澳元，包括向医院增加28亿澳元拨款、新药品拨款12亿澳元、突破性医疗研究拨款14亿澳元、国民健保回扣计划投入22亿澳元等。
此外，为了弥补全国残障保险计划共计557亿澳元的资金缺口，澳政府将立法提高医疗税0.5%。在教育方面，未来10年将向中小学追加投资186亿澳元；同时要求高等教育学府厉行节约，并提高大学生的学费。
在扩大支出的同时，澳政府也想方设法增收。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针对各大银行机构征收债务税。从今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5大商业银行将被征收额外6个基点债务税。另外，还将成立银行高管监督机构，即银行行政责任制将要求所有银行高管在APRA注册，如果银行违规，小银行将面临最低罚款5000万澳元，大银行最低则罚款2亿澳元。
针对广受关注的房地产领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同各州及行政区政府合作增建新住房，目的是平抑当前火热的房地产价格。新预算将投资10亿澳元创建全国住房基建辅助机制，解决新房建造中的各种基建难题；动用国防用地增建居民区；创办全国性的商业机构，从明年7月份起为租屋市场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提供一般民众可承担的租赁住宅；推出新的储蓄计划奖励首次购房者；追加投入以照顾无家可归者；推行退休金优惠政策，鼓励年长者以大房换小房等。
为了防范海外资金过度投机房地产行为，新预算将对海外投资房产推行更为严格的规定，除了取消对主要居住资本利得税的免除外，还将对每年未能居住或出租6个月以上的海外投资者征收至少5000澳元的年度海外投资税，并恢复禁止开发商将一半以上的新房产出售给海外投资者的规定。
二
政府支出构成
截至2017-18预算案尘埃落定之前，澳洲社会保障支出仍以1614亿澳元成为首要政府支出，占比达35％。该数字与21世纪初占比相当，但低于2009-10年陆克文（Rudd）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下占比39%的峰值。
图表中所示的“其他”支出包括将消费税（GST）收入分配给州和地区，以及在求职者援助、劳资关系、职业培训，旅游和移民等方面的支出。此项为政府支出中的第二大类，834亿澳元占总支出的18%，其中对州和地区的一般收入援助支出达三分之二。
教育支出和国防公共安全支出费用相当，分别为343亿澳元和326亿澳元，但事实上最终为教育拨款买单的是各州政府。
过去15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曾一度影响了政府支出的方向。截至2009年6月，在陆克文（Rudd）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方案刺激下，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22％，其后一年，教育支出上涨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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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的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增长了两倍达154亿澳元，目前占政府开支的3.7％。
三
政府支出构成转变
2008-10年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股票市场受重创，因此该时期的政府支出随之作出了明显调整。
陆克文（Rudd）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大幅度提升教育、住房和家庭现金援助支出，同时增加公共债务利息和失业人员援助支出。
假如支出结构受一次性事件影响，那么随着周期过去或相关项目结束，增长的实际支出会在随后几年中有所回落。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保障福利、燃料和能源投资支出版块遵循了这一假设，但其他版块则不然。
2008-09年燃料和能源支出受陆克文（Rudd）政府的家庭节能一揽子计划（Energy Efficient Homes）影响增长了45％，而后2010年2月伴随着该计划的结束，该项支出下降了33％。
另一方面，教育支出同样受陆克文（Rudd）政府的计划影响增加了160亿澳元，但随后几年却始终保持着比金融危机前水平高100亿澳元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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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2010-11年度以来，政府的总支出虽然仍持续增长但速率已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中心期水平。截至2015-16年度的5年间，政府支出实际增长约为8％。
四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
历任政府的支出中，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都是占比最重的 。过去十五年中，该项的实际支出上涨了70%，从1999-00年度的910亿澳元，增长至2015-16年度的1550亿澳元。
其中，福利支出主要应用于老龄资助、有子女家庭和残疾人士，这三项占据了福利支出的近85％。
2008-09年陆克文（Rudd）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福利支出产生了重大的一次性影响，2009年的的家庭现金援助计划使得当年对家庭的福利支出飙涨了100亿澳元。同时，向学生、养老金领取者和农民发放的现金援助也在同步进行，薪资低于10万澳元的总计870万工人还获得了额外的现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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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残章患病率和残章支持的增长也是福利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因素将持续为未来的政府预算带来压力，尤其是全面推行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已势在必行。
五
医疗卫生支出
政府2015-16年度预算中40％以上的部分为医疗卫生支出，约为714亿澳元。其中用于公共医疗服务的287亿澳元比21世纪初时已翻了一番，同时也比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增长了1/4。
这一变化是为顺应日益增长和日趋老龄化的人口以及慢性病激增情况下的医疗需求。而在这方面，澳大利亚面临着与全球相同的问题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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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扩建卫生基础设施、加强基层医疗、提高医疗保险退款，以及向州和地区提供医疗相关的指数化支出。同时，制药支出增长了12%，15年间增长14亿澳元至2015年的121亿澳元。
六
教育支出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教育支出大幅上涨，2009-10年间经济刺激计划使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支出增长了81％，达247亿澳元。
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的“教育革命”导致2008-09财年预算中的教育支出增长了12％，随后2009-10财年由于经济刺激计划，该项支出再次增加61％。而后，随着刺激计划的结束，该项支出也随之下降。但总体而言，实际的教育支出仍然保持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
同期，大学的教育支出增加至109亿澳元，而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
联邦政府向州和地区拨款
2015-16财年，联邦政府向州和地区分配了608亿澳元的一般收入援助，该笔款项几乎均为消费税（GST）收入的分配。2014-15年一般收入援助支出比上一年增长了7%——38亿澳元，随后持平。
七
其他支出
霍华德（Howard）政府结束以来，退休金利息随着政府退休金的增长已激增了四分之一 。但公共部门工资的走低和就业率的下降导致随后两个预算中退休金利息基本保持持平，至2015-16财年稳定在94亿澳元左右。
2013-14年，吉拉德（Gillard）和艾伯特（Abbott）政府间的移民支出增长达到了峰值至47亿澳元，但2016年时回落到38亿澳元。
移民支出的大部分增长发生在陆克文（Rudd）与吉拉德（Gillard）政府时期，年增长率达23％。相比之下，霍华德（Howard）执政时该项支出的年增长仅为7％。而导致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非法入境者拘留设施支出的增长。
2009-11年间，自然灾害救济支出飙升，包括资助维多利亚2009森林火灾（黑色星期六大火）以及2010年昆士兰州洪灾灾后修复和重建的支出。
八
行业特殊支出
政府对各行业的扶持方式一般是专责性质，具体行业的预算支出从32亿元增长到了56亿澳元。霍华德（Howard）政府期间，农业、林业和渔业获得了大笔拨款，2007-08财政部长斯旺（Wayne Swan）公布的该项预算高达48亿澳元。
随后陆克文（Rudd）执政期间行业支出增长放缓，但随后的吉拉德（Gillard）和艾伯特（Abbott）政府又再次增加该项支出，且倾向于矿业、制造业和建筑项目。
九
住房和社区建设之处
住房和社区建设的支出从27亿澳元增加到了76亿澳元。陆克文（Rudd）执政时期该项支出曾达到近120亿澳元的巅峰，其原因是受到经济刺激计划中提高住房负担能力的首次置业者补贴计划（First Home Buyers Grant Scheme）和推动社会住房投资等政策的影响。
相对于霍华德（Howard）政府而言，陆克文（Rudd）和吉拉德（Gillard）政府期间的环境卫生和保护支出也增长迅猛。陆克文2009-10年推出的气候变化行动基金（Climate Change Action fund）和2010-11年的洁净能源未来（Clean Energy Futures）一揽子计划直接拉动了该项支出增长。但自由党艾伯特（Abbott）执政后，该项支出已被全面削减。
十
交通和通讯支出
过去15年中，联邦政府对运输和通讯的支出从31亿澳元增加到了75亿澳元。霍华德（Howard）政府时期该项支出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最后两次预算时开始增长。陆克文（Rudd）政府将增长趋势继续发展，到吉拉德（Gillard）时期显著提高了道路和铁路项目的支出。
但艾伯特（Abbott）政府最终将交通和通讯支出从2013-14财年的92亿澳元削减至了2014-15财年78亿澳元。不过，特恩布尔以及莫里森预算已承诺2016-17年该项预算将超过110亿澳元。
结语
综合来看，霍华德-科斯特洛（Howard／Costello）时期被认为是经济良好时代，收入增长强劲，然而这一繁荣与支出增长却不匹配。事实上，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所比例从2000年的25.7％下降到了2006-07年的23.6％，达21世纪最低点。
因此强劲的收入和走低的支出组合，使得公共债务和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均有所减少。
陆克文（Kevin Rudd）2007年12月上台后实际开支有明显增长，2008-09年的第一笔预算在教育支出上十分慷慨，但也并不挥霍。
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才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支出迎来猛增。为应对危机而产生的计划和承诺，其中有一些至今仍然残存影响。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公共债务利息的支出已经增至154亿澳元，超过了交通和住房支出的总和。而且预计到201 - 20年，该项支出还将进一步增加到187亿澳元。这也意味着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提供可靠的预算修补政策方面风险十分高。
现有政府的政策难免要受到前任政府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教育和住房等涉及到中期资金承诺的项目上。而那些直接影响家庭的政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健康和养老金项目是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的成本远远超过预估，而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面对这种情况，显然逐一单独修复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政府腹背受敌，因为财政收入的下降又将加剧预算压力。因此，政府迫切需要重新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支出途径和可靠的预算维修策略才能化解危机。
特恩布尔政府无疑要为澳大利亚可持续未来做出决策，而这条可持续的未来路线图必须同时考虑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而后得出一个有效地财政赤字修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