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际形势依旧呈现出新旧秩序复杂更替的特征，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升高，变数增多、风险增大。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引人关注。
转眼间，2017年已经基本过半。半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如何？有何亮点，又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如何应对？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第32次季度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等人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今天，小智就把他们的观点归纳一番，为大家解疑释惑。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图片来自于CCWE）
中国经济整体向好并呈现诸多亮点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整体向好。李稻葵用“拨云见日，蓄势待发”来描绘这一发展态势。他认为，“在宏观经济不出重大意外的前提下，今年下半年增速将微弱放缓，但是总体来讲已经企稳，2018年增速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总体预测是，2017年GDP增速是6.7%，2018年增速有可能回升到6.9%。”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趋势性判断，刘元春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今年是前高后稳的一个过程，是处于从弱复苏向强复苏过渡的阶段。明年只要能够迈过三个槛，应该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初期出现一个较好的强势增长的状态。”
具体来看，上半年的经济亮点频现。李稻葵列举出上半年经济运行中的四个亮点，并分析了背后的原因。
亮点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相对于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去产能、去杠杆的推动下，企业PPI持续回暖和上升，带来企业利润的上升；去产能的同时也是去杠杆的过程，这减轻了中国企业的负债包袱。一升一降带动企业投资意愿回升。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并没有放缓，特别是今年1月—4月房地产投资没有明显放缓，因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买地、补充土地的库存，实际上形成了建筑方面的投资。三是国际经济形势在改善。美国经济总体稳定，欧洲和日本经济也在恢复过程中，日本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达到2.2%。
亮点二是今年第一季度消费开始回升，消费增速超过名义GDP的增速。原因在于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继续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亮点三是去杠杆的进展比较顺利。整个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企业的税务负担在下降。
亮点四是广义货币占名义GDP的比重开始下降。今年第一季度的名义GDP增长速度是14%，而广义货币M2的一季度增长速度约9%。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图片来自CCWE）
乐观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风险或不确定性
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整体向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面临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外部因素。李稻葵阐述了做出这一判断的两点原因：一是特朗普上台。“我们看不清楚特朗普的执政会走向何方，我们也搞不懂（美国）国内政治一旦出现一系列困境的时候，会不会在国际上乱出牌，导致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混乱，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二是美联储宣布今年第二次加息，但是“美国的缩表不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特朗普”。许善达没有直言美国是主要不确定性的来源，但他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方案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或许会吸引更多企业到美国投资。“按照美国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只一个曹德旺要到美国。现在不要说民营企业，我们的央企都开始在美国投资”。而这将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有一定影响。
二是投资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刘元春指出，上半年我国投资增速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政府投资，基建投资增长速度约为21%。还有较大一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投资，去年底超过40%，这个惯性导致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约20%，而“民间投资增长速度可能没有统计的这么快”。他认为，投资反弹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于，前期稳增长政策的持续使得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超预期的稳定。下半年，对于整个房地产金融的收缩，是否会产生巨大影响还难以确定。另外，地方政府对于投资的热情能否持续尚不明朗，因为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上升非常迅速。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图片来自CCWE）
如何应对风险，专家纷纷给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增加投资。刘元春指出，启动民间投资的关键点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投资空间，第三个是资金获得，第四个是是否存在基础性的投资收益。这最后一点目前不必担心。“未来一些方案的出台，是提振大家信心和启动民间投资的关键”。如果要在投资上真正开启下一轮投资节点需要，还须迈过三个槛：一是金融整顿，它跟流动性调控之间的冲突要高度关注；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三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关于降低税费。许善达认为，“我们的税率有很多地方不适应，还应该减税”。他提出了三点想法。第一，降低宏观税负。这需要税制进行改革，要以提高科技含量为更强有力的支持，提高整个经济里面的技术水平。第二，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目前，地方没有主体税种，应设立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五五分成。现在多数人的共识是，把现在的消费税从生产批发环节移到零售环节，再加上车船购置税，这些都划给地方，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第三，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目前，地方支出比重太大，收入比重偏低。中央应多承担一点支出责任，优先要考虑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智观天下工作室出品，专家观点不代表工作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