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评书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非洲大陆多数国家和地区仍陷于贫困。要知道，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西欧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中东国家都曾慷慨投入资源，支持非洲的发展。尽管如此，那些宏大的援助计划和发展方案，大多只换来了非常苍白的结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多次激愤的指出，“非洲没有未来”。不光奈保尔，很多人对于非洲的发展都抱以失望，并认定其发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在非洲之外的一些地方，包括亚欧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边疆地区，拉美大陆的高山地区，美国和西欧国家的部分衰败城市，近年来也尴尬的迎来了与非洲相似的局面，即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政策组合，都无法扭转贫困、衰败以及援助发展者所称的“人民的懒惰”。
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喀麦隆籍经济学家、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塞勒斯汀·孟加合著的《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一书，驳斥了非洲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无法脱离贫困的断言。这本书详细解释了以非洲为代表的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并梳理了可以横向复制的经验，提出了加快非洲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加快发展的务实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揽子建议。这本书出版后，广受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赞誉，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林毅夫与塞勒斯汀·孟加首先讨论了有关贫困地区难以发展的原因解释。主流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归纳了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部分城市、地区贫困的原因，包括匮乏的物质资本、恶劣的商业环境、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资本、薄弱的吸纳能力、低下的生产率、不良的文化习惯（懒惰）。书作者指出，基础设施不足肯定会约束经济发展，但并不是经济转型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在经济起飞阶段，投入过大精力和资源去建设基础设施，很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投资不足——而按照秉持“华盛顿共识”的专家意见，落后国家不仅需要斥巨资建设基础设施，而且还要将之大规模私有化。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0、20世纪末的中国，都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一段时期后才迎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
谈到人力资本，这同样是促进或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但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韩国及中国等国家的历史证据同样表明，经济起飞阶段对于高水平、高层次、覆盖率广的教育依赖程度并不高，基础教育和有限的职业教育就已经足以推动这些国家在起步阶段发展工业；同期的很多非洲国家获得国际援助大力发展教育，却没有对应的产业来承接这样的教育“产品”，这些国家的大学、高中毕业生大多流向了欧洲。
书作者认为，对于非洲国家和其他大洲的穷国，国际主流媒体和经济、政治学界夸大了其治理失败的程度，而没有意识到，穷国因盲目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不能根据本国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点，是造成增长失败的更主要原因。
关于穷国发展失败，书中详细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教训。以非洲为例，二战之前的殖民时期，殖民主义经济政策毫无疑问是失败的，因为其主导方向是让殖民地经济服务于宗主国产业结构和需要，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宣称殖民统治期间，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了法律和秩序，保护了私人财产和契约关系。但从亚非拉许多民族国家独立之初，就迅速陷入难以支撑的发展困境来看，所谓殖民宗主国在殖民地建构的制度遗产，是相当虚弱的，而其扭曲的产业结构则贻害无穷。
二战后的头三十年，美国、苏联、欧洲国家掀起了对非洲新兴国家的大规模发展援助，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还大量派出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帮助新兴国家建立产业和治理结构，并兴建大型基础设施。而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随着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向自由市场政策，发展援助政策的导向也自动转向了“华盛顿共识”，认定政府的存在才是导致发展乏力的关键原因，因而鼓励非洲国家按照美国的模式推动产业和公共部门私有化，鼓励竞争，降低税收，刺激创业创新，却依然没有实现预期的起飞发展。
为什么国家计划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统统失败？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两种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让非洲国家模仿西方国家，要么采取高福利国家、干预型政府的支出政策，要么采取自由市场国家的市场机制，因而都不能起到促进结构变迁的作用，从而使得非洲国家无从较好的发挥要素禀赋，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的积累过程会因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或自由市场政策导致的外国资本、进口商品冲击而打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洲国家由于长期接受发展援助，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成瘾的对外依赖，形成了恶性循环。
《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这本书为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贫困地区和城市、农村摆脱贫困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采取进取的务实主义。
首先，拥有农业资源、无可避免需要带动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要致力于带动农业转型，提高农业生产率，使之向整体经济的水平靠近，产生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
其次，为经济增长创造结构变迁的基础。对于穷国和贫困地区来说，要抓住外部援助机会，推动人口和资源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实现规模经济，鼓励多样化，抓住技术升级创造的机会，不断致力于改善生产结构；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扶贫组织、发展组织的专家智囊作用，耐心的分析与本国、本地区具有相似禀赋结构和略高收入水平的动态增长经济体的产业，为承接国际、区域内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第三，学会做减法，消除本国、本地区现有企业的相关约束，为之有针对性的解决基础设施问题，简化贸易程序，提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解决信贷和汇率问题。要争取外部援助力量的帮助，解决失业、技能短缺和其他劳动力市场问题。
第四，在增长持续一段时期内，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为寻求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新企业孵化项目创造条件。
第五，鼓励私人企业提高发展规模和水平，将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转变为产业集群，为确保本国、本地区企业适应国际、区域竞争，发放有限补贴以弥补相关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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