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扬 鞠旻辰
近日，为期三天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正在成为高频热词，被与会各界人士屡次提及。除两个具有针对性的“一带一路”议题外，在诸如“国字号的未来”等其他重要论坛中，有关此话题的讨论从未停歇。
6月28日，是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第二天。一场名为“一带一路”全球影响的主题论坛上，244个座位被占据得满满当当。来自亚投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巴基斯坦等组织和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这次讨论。他们敦促各国政府和企业加速金融连接，并呼吁同私营资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为IMF）副总裁张涛表示，大力发展跨境支付、手机银行产品，同时放松融资供应限制，可以鼓励金融机构给予“一带一路”相关的实体经济更多支持。各方加强资金融通以促进跨境投资并增强资本市场流动性，进而优化资源配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为“亚投行”，即“AIIB”）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则表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一条为“一带一路”倡议融资的新途径，该行将帮助相关各方在亚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推广这一模式。
资金融通
将科技手段应用到“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上去，正在成为沿线各国的选择。
在中国生活的一年半时光里，英国人丹尼·亚历山大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进行付款，使他的口袋基本不再放钱了。“这实际上比我们在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支付系统更加先进。”作为亚投行副行长兼公司秘书的他认为，中国可以实现在金融融通技术和服务两方面上“蛙跳式”发展。
IMF副总裁张涛认为，以移动支付为例，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相关国家的支付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升级，有利于将普惠金融进一步延伸到“一带一路”参与国。金融科技可以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以此提高这些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金融通。同时，他还强调，应加强各个国家及地区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及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联系。
融通的效益最大化
对于各方而言，如何实现在金融融通方面的效益最大化，是接下来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一些新的货币基金组织及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强化和扩充新的服务内容，以支持“一带一路”上的各国。
在中国大连和新加坡，围绕着“一带一路”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培训中心正在建成--这是由IMF和中国央行合作的项目。张涛告诉经济观察报，希望通过培训，增强与和中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成员国的金融合作。服务内容包括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支持，通过培训和技术援助来提升能力建设，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
对于投资国而言，风险评估是他们关注的议题。新加坡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Ann Sim介绍道，新加坡的投资占“一带一路”投资的80%，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也达到了1/3以上。第三个政府对政府的项目已经在两国之间展开，目前重庆已经有一个试点项目。在她看来，新加坡需要更多的市场知识来评估风险，并与跨国开放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则是银行业所关注的重点。德意志银行（以下简称“德银”）环球金融交易业务部亚太区总经理罗丽莎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通过金融渠道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框架下，德银希望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金融与经济合作提供帮助。
一些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则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相关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风险控制的挑战也比较大，因此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商业化、可持续的路径。
作为接受国的一方，如何增加投资吸引力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阿赫桑·伊克巴尔也表示，巴基斯坦需要研究、制定一些金融减让方面的做法来吸引投资，“增加税收，减少赤字，建立起一个比过去更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
私人资本
据麦肯锡预测，未来50年，亚洲在基础设施上的缺口将达到2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以及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数额，加强与私营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力量合作，成为了多数沿线国家的选择。
在沿线各国政府官员的眼中，政府在金融支持中起到的作用依然具有局限性。政府不能包揽所有项目，需要私营资本、学术界、金融机构和民众来一起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开展合作。
巴基斯坦规划与发展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Ahsan Iqbal）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制定一些好的"金融简政"的做法，比如如何把中国的投资者和巴基斯坦的政策决策者衔接起来；要避免风险，将外部资源同金融衔接起来，不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更需要市场与外部金融部门、私营资本的合作，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巴经济走廊就是一个例子。阿赫桑·伊克巴尔介绍道，巴基斯坦和中国已经签署了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项目资金达5000亿美元。据巴基斯坦国企业昂董事会成员MUneer Kamal透露，在这条长达800公里的经济长廊中，中国的公共和私营资本都有参与，目前中巴经济走廊收益相当好。
这也许是中小企业们搭乘“一带一路”东风、获得更多投资机会的时刻。UPS亚太区高级顾问Harld Pe-ters表示，每一年，在中国有300万中小企业成立起来。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把资本进行存储并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益。Harld Peters表示，希望能和更多的中小企业进行合作，“一方面，我们需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贸易自由便利化的支持。”
争议解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中国企业都展开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行动和计划，但一些投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时展开或暂停。一位来自麦肯锡的律师不久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一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有没有一个机制性的框架来解决纠纷？
对于有没有框架协议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新加坡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Ann Sim无法回答。张涛给出的答案是按照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出现的矛盾，而丹尼·亚历山大则希望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找到进一步解决的方式。
不同的社会和国家，对于大量金融资产流入国内或境内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张涛分析道，有些国家对于外部的负面冲击非常脆弱，有些国家则完全依赖于外部融资，一旦出现了大的跨境波动，这些国家就比较危险。如果金融融通实现的速度太快，可能对于这个国家金融的监管能力、汇率体制形成冲击。因此，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
投资者或许还忧心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和使用外部金融服务的平衡？张涛分析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确保市场的基础设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要确保接受国具备充足的监管和管理能力支持金融的流入；同时现有的监管货币和外汇政策要足够灵活；另外，接受国需要保障流入的资金不会伤害到国内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他认为，满足上述条件的金融服务，一定会给接受国带来很多的效益。
尽管争议仍在，但人们可以确信的是，“一带一路”的脚步并没有因存在的问题而停止，更多的框架和合作正在被确立。6月28日，商务部高燕副部长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在香港签署了《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其内容之一是针对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设置专章，通过建立工作联系机制、搭建交流平台等措施，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个新的方向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可以寻找当地的企业合作合资，来规避风险。“以前中国引进外资，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合资都是一种可以采用的取得共赢的合作方式。”Kenvin Lu建议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可以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善用资本，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实现各方共同受益。
与国企的合作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手段。通用电气全球副总裁刘凤鸣介绍道，通用电气在“一带一路”沿线已经经营很久，和国内国企合作过很多项目。“和国企一起走出去，双方有互补性，可以少走弯路。”刘凤鸣说。
作者：张文扬 鞠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