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今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20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亚洲经济备受瞩目,亚洲各国生龙活虎,一度演绎出“发展的奇迹”,推进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1993年世界银行就发表报告盛赞《亚洲的奇迹》。然而,进入1997年7月,陶醉在瑰丽的增长光环中的亚洲多国突然陷入货币急速贬值,外汇储备瞬间枯竭,金融系统顷刻坍塌,宏观经济严峻衰退,国民生活急剧恶化的惨境。如今,20年过去,各国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地区金融防御体系的课题。
亚洲金融风暴已过去20年,尽管各国经过努力重建了增长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再发报告肯定《亚洲的复活》,但痛定思痛,亚洲依然残留很多结构性课题值得反思——适合本地需求的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乃至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建设都已浮出水面,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1997年7月2日,泰铢暴跌三成,如晴天霹雳,击穿亚洲市场上的“歌舞升平”,成为引爆金融风暴导火索,并经过市场传导,迅速波及东亚其他货币,演变为席卷东亚的货币危机。事件吊诡之处在于,泰国政府事前决定拟于当年7月2日变更汇率制度,放弃对美元联动机制。这一决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事先公之于众,使各路投机者提前布阵埋伏,就等政府大摇大摆进入伏击圈而扣动扳机。
表面上看,这是信息披露的问题,而实质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泰国乃至东亚多国此前执行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资金流动倾向、信贷关系等暴露了制度的弊端。
如在泰国汇率制度变更前,东亚多国和地区普遍执行着与美元联动的汇率制度,即“钉住”美元制度。这一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维护对主要出口市场的汇率稳定,确保出口产业稳定利益。但鉴于一方面在对美国市场上,亚洲企业与日本企业存在竞争关系,日元对美元汇率对于执行“钉住美元”的亚洲企业出口有直接影响,即日元对美元升值时,亚洲企业出口扩张,而日元对美元贬值时亚洲企业出口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亚洲经济对日本市场也有依赖关系,也会受日元汇率变动影响。如此,形成了日元汇率与亚洲经济的联动关系,即在日元升值期,东亚出口扩张,经常收支盈余,经济向好；而当日元贬值时,日本出口扩大,经常收支顺差增加,东亚经常收支甚至赤字化,直至经济下滑。
1995年后半期到1997年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出现著名的“反转”贬值,东南亚各国经常项目赤字化。为维持与强势美元联动,各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确保本币对日元升值,最终导致外储枯竭。另一方面,为追随美国,东南亚各国又实施高利率政策,信贷资本加剧流入,资本账面大幅盈余,国际收支形成罕见的扭曲账面,即经常账赤字,资本账盈余。国际收支的失衡反映的是汇率制度的失衡,面对世界级的美日汇率制度博弈,东亚多国陷入“双车错”险境,不可避免地沦为悲惨的牺牲品。
问题在于,面对强大经济体的正面竞争,当弱小经济体同时选择“资本自由化”和“汇率脱美元化”,且提前将制度变更时间公之于众,就为投机势力蓄势狙击准备了条件。此时,一场资本绞杀,以及由此引起的银行掠夺,乃至经济席卷的“金融风暴”就这样在20年前爆发了。
如今,20年过去,东亚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地区金融防御体系的课题。比如,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7年后半期,日本就曾主动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MF),承诺确保亚洲不再爆发危机。但该构想不仅在机制上无法形成可协调大国与小国竞争的“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流动性的供给上也缺少发展眼光,在地区经济失衡调整机制上更是缺少制度手段,无法确保汇率稳定、充足供给国际流动性,以及调整地区经济失衡的机制作用。
此后,2000年初,在东盟+中日韩框架内形成了“清迈倡议”机制,即在统一框架内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该机制历经17年的发展和扩容,现已达2400亿美元规模,在量上具备扼制投机的功效。但该机制仍仅从外汇储备的角度应对危机,未能从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以及经济失衡调整机制上考虑地区体制建设问题,不具应对新型危机的功能,为此,各国在进一步推进上并不积极。
眼下,随着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以及贸易、投资、服务体系的日益扩大,地区金融发展与体系安全,尤其是地区可协调的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以及区内外经济失衡的调节机制建设,日渐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7月14日—15日,我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举措,无疑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20170719；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