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绝大多数人在争论印度会否成为一个真正“大国”时，都忽略了最应该分析的因素——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不解决印度版“三农问题”，再激进的经济改革，也只是令印度更加二元化而已，支撑不了印度的“大国崛起”。
近日，邻国印度和我国可谓风波不断，剑拔弩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军方的高级官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出了“印度军队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之类的挑衅话语，无限刷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除了军事对峙，印度近期一系列“废钞”、“税改”大手笔的经济改革举措，也赚足了全球眼球。似乎一眨眼，“废钞”、“税改”变成了印度经济即将崛起的重要标志。
事实呢？
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自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那些对印度废钞令抱过高期望的人们， 永远不要忘记印度首先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那里8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
提起印度，IT软件外包、世界医药工厂、欢歌艳舞的宝莱坞似乎已经成为印度的新时代名片，但是，历史和现状告诉我们， 无论印度在服务业里伸出多少触角，也无法改变它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现状。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印度制造”工业化的国家战略，重点把资源投向了工业领域，而在经历了2016年的废钞、2017年的税改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直面来自底层的改革后遗症：印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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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上数据。
说实话，印度农村的经济数据实在让人费解。一方面， 2017年上半年印度农村农民（雇农）出现工资上升、失业率下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信心却单边下降，主要体现在食物（粮食）售价下降等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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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农村人口失业率；虚线：名义工资增长率；黑线：实际工资增长率）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将印度农村人口分成两类 —— 无地农民（家庭拥地< 1公顷）以及有地农民（家庭拥地>1公顷）。前者占印度农民人口超过70%，一般通过给人打工种别人的地拿工资为生，又被称为“雇农”。印度在过去2014、2015年的经历了旱灾，终于在2016迎来了充足的雨量。
由于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天气以及降水量对传统种植业有着深刻的影响，据统计，印度约有70%的农业用地严重依赖印度洋季风（Monsoon）维持生产，2016下半年以来充沛的降雨量使得种植业需求变大，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雇民能拿到更好的工资，以及雇农失业率得以持续改善。
但另一方面，那些更在意粮食价格的有地农民（简称有地农）受到了粮价下行的不利影响。相对而言，有地农比较富裕，如果在中国旧社会，他们就是“富农”或是“地主”了。但事实上，在印度，其实他们也是负债更多的一批人（下文会解释）。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有产，银行和机构也更愿意借钱给他们。换句话说，在印度的农民群体中，他们更有资格负债。
但是现在，这批“富农”出了问题，他们对政府说：“老子现在不还钱了，没钱！”，要求国家给予还款豁免（farm loan wavier）。
雄心勃勃的印度政府，被一瞬间拉回了残酷的现实。
事情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
印度，是世界上农民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笔者也从来没料到，印度农民的自杀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维基百科 —— “印度农民自杀问题”都是一个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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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基百科）
毫无疑问，不经历走投无路的绝望，人是不会自杀的，印度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农业投资不足、抗风险能力低下、农民信贷困难、农村社会落后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印度版三农问题”。
在传统的印度社会，农业自给自足，农民所需的材料基本可以就地获得，维持生产并不是大问题。而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农业的推进，许多农民改种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和甘蔗。为了适应商品化农业的需要，他们不得不额外花钱购买化肥、农药、良种以维持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农民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生产规模就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因此对很多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甚至成了一种“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果农业生产足够稳定，农民可以把第一年的产出作为下一年的投入，“资本密集”问题并不突出。可是，当印度农业的不稳定性和“资本密集”的属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很容易因为偶然的自然灾害就倾家荡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种植高度商品化经济作物的农民——比如棉农——常常也有最高的自杀率。此外，经济作物往往有大宗商品属性，因此印度小农也极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即使丰收也不一定能最终盈利。
另外不得不科普一下印度的社会阶层现状和信贷政策。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依次往下，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实际上，印度的有地农并非社会底层，他们属于“吠舍”，是有田有产有尊严的农业平民阶层；而雇农则属于首陀罗，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拥有土地。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的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当时印度以国有银行为主，农业贷款发放过程中往往不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很多贷款带有福利救济意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银行坏账极多，常常面临亏损，但是农民却可以维持生计，农民自杀情况并不严重。
但在印度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纷纷私有化，福利性质的农业信贷难以为继，贷款开始重视风险控制，银行开始青睐回报较高且稳定的工商业，农业贷款利率水涨船高。此前，农民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得一部分低息贷款，而现在他们只能选择利息极高的私人银行，甚至高利贷者、地下钱庄，融资成本极为高昂。
吠舍农民作为较高等种姓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他们的土地，而破产又无法赎回土地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地位下降，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印度地下钱庄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公共场所展示债务人的名字，通过侮辱来强迫债务人清偿债务。很多农民无奈只好把家族传承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土地抵给高利贷者。然而，在脱离土地之后，农民也很难通过进城务工就业来偿还贷款，赎回土地，因此 破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条绝路。
正是这种由债务负担带来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负担，导致印度农民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绝望的生活。
2014至2015年，印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干旱，因为干旱，造成了两年之间共有13657名印度农民自杀，其中2014年，印度全国有5650名农民自杀，到了2015年，则有8007名农民自杀，一年之间上涨42%。
推行“印度制造”工业化的莫迪，也由此背负了来自“三农”的巨大压力：
（1）市场化改革使得效益低下的农业缺乏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缺乏使得农民缺乏抗灾能力，在灾害面前不堪一击；
（2）征集农民的土地作为工业用地，但是又没有足够的工业产能雇佣青黄不接的失地农民；
（3）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而体量庞大但是效率低下的农业补贴（化肥、农药、柴油）就成了开刀对象；工业化推进使得经济作物的需求大大提高，但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负担加重，风险也大大提高。
回到重点。
农村经济另一个不景气的表现就是先前说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还款豁免。以我们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和脑洞规模而言，只会觉得农民们的无理要求不会得到任何一个政府的同意，但事实呢？
真的有四个邦宣布豁免邦内农民的贷款。
经计算，这笔贷款占去年印度全国GDP的0.5%。根据笔者看到的最新消息，另外有四个邦已经打算也豁免农民的贷款。那么届时豁免贷款占全国GDP的占比将会显著提升 —— 至少上升至0.75%。根据美林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若以这个节奏， 2019年印度政府在豁免农民贷款上将占全国GDP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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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章开篇也提过：印度有地的农民占30%，无地农民占70%。经过分析，我们也知道，欠银行的钱的农民是前者，毕竟后者连借钱的资格可能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信贷结构：向政府喊没钱，但有资格贷款的是有地的“富农”，而工资不断变高却没有资格贷款的却是无地的“贫农”。
以这个逻辑延伸下去，那这两种农民之间的差距必然是不断缩减的。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之差来看以上提出的结论是否成立。
如果收入和消费之差是正的，就证明消费者存在进一步宽松消费的空间。数据表明：无地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之差是负值，换句话说，就是尽管工资看似提高，但是还是入不敷出。而有地农的收入和消费之差是正数。虽然他们拒绝还钱，但可以有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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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的数据实在是诡异。因为前面的文章笔者已经说明：现阶段“哭穷”的农民是有地农，原因是因为粮食价格下跌，他们的收成卖不出好价格。而数据看起来变好的是帮人种地的雇农，因为他们的工资（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都涨了。
正常来说，这两类农民的消费趋向应该会被拉近。再不济，也至少也会像同一方向改变。
可事实却相反。
那么现在“哭穷”的有地农为什么在消费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呢？根据下图，能看出食品CPI和CPI同步在下降。所以减少通胀率从某种程度而言，也保护了这批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刚性支出的 —— 消费和债务的偿还。我们也许可以认为降低通胀率能保护农民的消费能力（虽然到手的钱也少了），但收入减少导致对债务的刚性偿还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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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长期以来，印度经济的发展逻辑与西方国家主流发展模式大相径庭，非正规就业人口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去年11月，印度突然宣布废除500和1000卢比的大额钞票，废钞令在打击地下经济的同时，也伤害到这批非正规就业人口。
印度政府规定，如果居民将价值25万卢比（约合2.5万人民币）以下的旧币存到银行时，政府不会予以追问。但超过这个限额后，如果居民的存储与合理收入范围不符，则将面临高达60%的惩罚性税收。
对于贫苦的农民而言，废钞或许并不会直接加重其税赋，但是，由于废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短期失调，而 依赖基础消费品存活的底层人群一样要承受沉重的社会改革成本。
总体而言，印度是一个高度依赖现金的国家，根据2012年的数据，印度87%的日常交易都是用现金进行，从发工资到打车到买菜都要用现金。
首先，印度废钞令的初衷除了打击地下经济与腐败以外，就是抑制通胀的需要。的确，在短期之内，通胀是得到了抑制，但是，别忘了，适度通胀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印度中央银行为自己制定的中期通胀目标是4%，可是，根据2017年6月最新出炉的通胀率仅为1.54%，自推行废钞以来，已连续8个月低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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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贱伤农，随着CPI的降低，印度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行已经给有地农的收入造成了明显伤害，对其生产积极性也势必造成打击。
其次，一刀切的税改制度让不少印度工业生活用品变为奢侈品，导致部分日用品价格大涨，奥利奥、卫生巾等刚性消费品纷纷被列为“奢侈品”，消费者不得不多付12%至28%的税。这使得雇农的收入增长速度完全跟不上工业基础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
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我有必要对印度的CPI构成做一个解释。
在2014年4月以前，印度政府监控通胀数据的指标并不是CPI，而是资格更老的WPI，这二者的差别主要是指数构成上，WPI和CPI的篮子成分存在显著差异。
WPI更加突出燃料价格的权重，而CPI更加突出食品价格的影响。
所以，工业消费品的上涨在印度CPI指数里得不到很好的反映。例如，印度人对摩托车有着深沉而执着的钟爱，由此还诞生了一个特别的衡量印经济景气程度的指标 —— 摩托车的销售量。今年以来，摩托车量价齐升，但在CPI里是无法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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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 红线：摩托车销售情况；黑线：耐用品销售情况。右图：摩托车近月销售环比上升的新闻报道）
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于是出现了前述怪现状。
五、
“农民赖账，政府埋单”这件事，相信任何一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笔勾销的豁免贷款是极有问题的，无异于杀鸡取卵。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件事情的不合理之处：
（1）帮助不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在整个农村社会而言，最弱势的群体难道不是雇农？他们没有自己的地，靠打工为生。虽然工资有所提高，但是数据显示依旧入不敷出。减免贷款并不能让这批人直接受益。
因为他们没有抵押品，根本没资格贷款。在孟加拉，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帮助当地无抵押的贫民获得贷款，但在印度，这种尝试几乎没有。
（2）毁坏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虽然免债出发点是好意，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而言，有人欠债不还钱（平白无故获得利益），肯定要有人利益要受损（甚至是成倍的受损）。如果政府任由事态发展，得过且过，要求豁免还款的农民一定越来越多。数据表明，印度农民贷款故意违约率猛增，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社会的稳定。
（3）国家经济将会受到极大损害
在过去三年来，印度以邦政府名义的借款年均增长率为25%。在过去，邦政府债券高于国债50bp左右，但是目前，地方政府债券与国家债券利差已经上升到70bp以上。邦政府是通过向个人、海内外投资者，通过“新债抵旧债”的方式，将政府与邦内农民之间的债务关系，转嫁至邦政府与印度本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其他投资者的层面。外部市场的借款将增加邦政府财政的压力。政府需要提高利率去融到更多的钱，增加政府融资的成本，形成恶性循环。
一开始，影响可能仅仅停留在邦政府的层面，但等哪天邦政府扛不住了，钱还是从印度政府那来，到时候损害的将是整个国家的信用水平。
另外，如果利率上升，那么一系列的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也将会被打压下去，如工厂借贷增加设备等活动的资金成本也会显著变高。
根据彭博的统计，印度固定投资总量，按年增长率持续下滑，到2017年第一季度，已经成负增长了，彭博甚至用了“断崖式下跌”一次来形容。
尾声
随着美国以及世界各大经济体进入加息周期，流动性趋紧的大背景下，印度是选择与世界经济形势背道而驰，重启降息周期，以防止通缩进一步严重， 还是继续坚持正在进行时的“政府努力扛起农民的债”，这一看似伟大而荒诞的举动？
哪一条路，都很难受。但 能够确定的是：印度永远无法丢弃80%的农民一路狂奔。
很显然，废钞、税改之后，印度离大国的路，并没有比过去更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