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哲夫
观察家萧武先生的杂文《吴用为什么不能挂帅》中有几段非常有意思：
“在招安和不招安之间，他搞不清谁对谁错。宋江说招安是为了给弟兄们谋个好的出路，他相信这是有道理的；而元老系和二龙山系都对此表示反对，他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悲剧。一个没有主意的人在充当其他人的意见领袖。他没有对其他人的前途负责的能力，却在无意之间扮演了这个角色。后来，他对招安多少是有些消极的，或者说是在被推着走，他在下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支持招安，他只是在帮助宋江完成一个政治任务。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是典型的职业官僚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梁山的特殊地位。无论谁充当梁山寨主的角色，都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得不到他的支持，梁山寨主就寸步难行，任何政策都无法贯彻。这种人就是天生的‘老二’。”
萧武先生的文章借吴用的“老二”性格来反思技术理性和官僚科层制度，是非常深刻的。可是我以为拿吴用做例子是否恰切。因为在我看来，吴用对招安并不是不置可否，相反，吴用是一个必然的“招安派”。
如果说作为情怀党的宋江可以尽情畅想弟兄们的美好归宿，那么对于吴用这个实事求是派的山寨总理来说，招安不能不说是水泊梁山的必然出路。原因有二：
第一、梁山的供给缺乏长远保障。八百里水泊只能打打鱼虾土鳖，却没有足够的平地来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人总是要吃饭。粮草供应不上，梁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再加上各个山头投奔，吃饭的嘴巴成倍地增长。所以攻打祝家庄、曾头市、高唐州等等，除了道义上台面上的原因外，争夺粮草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所以凡有攻城略地的这几回，都不忘交代运粮归寨，比如祝家庄“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打高唐州“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等等。而攻打大名府后，粮食竟全数分给百姓，按王学泰先生分析，是因为大名府太遥远，运输不便。不一而足。这样一来，梁山既缺乏长途货运的能力，没有补给线，又把祝家庄这些窝边草吃光了，“红旗能打多久”便颇成问题。号称“智多星”的吴用不会考虑不到。
第二、梁山内部的统战危机四伏。虽然水泊梁山看起来一团和气，亲如一家，但里面其实有好几对仇人。宋江赚得“霹雳火”秦明上山，竟不惜送掉秦明一家老小几十条人命。有仇不报非君子，恐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李逵杀了扈三娘全家，也难为扈三娘“深明大义”。还有李逵杀小公子，朱仝当众翻脸。后来吴用调停才拉倒。另外，梁山内部的山头也不可谓不多。宋万杜迁这些“遗老”没啥本事，可以忽略。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这些曾经的“鸡口”一朝变成“牛后”，恐怕未必甘心。而元老系也不同于膝盖已碎的李逵戴宗清风寨，对宋江本来就无可无不可。三阮、刘唐对宋江的礼敬，只不过是买晁盖的面子。招安问题上宋江与元老系、二龙山系的矛盾，或可看作是路线斗争之下的派系之争甚至是“正统”之争。
这些问题都是梁山的结构性矛盾。解连环不如破连环。同样，与其一朝覆灭，不如招安拉倒。吴用可不是无用的隔壁吴老二。
当然，问题若到此为止，《水浒》也不过只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升级。《水浒》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了招安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必然性。
吴用毕竟不是“颇识几个大字”的朱武，吴用毕竟是个三家村的学究。电视剧《水浒传》里，吴用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论语·尧曰》。不同于基层武装头头晁保正，吴用和宋江都属于受过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走上“不准革命”的修正主义道路，也绝不是王学泰先生“流民的发迹变泰”就能解释，因为宋江吴用顶多是游士而绝非流民。被招安除了生存改善，更意味着摆脱边缘的身份，被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接纳，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比起“发迹变泰”的奢侈，“争取承认”恐怕是士人宋江和吴用更为基础的诉求。
如果没有某种新型政治伦理为梁山聚义提供正当性支持，那么梁山便难免沦为朴刀杆棒之徒发迹变泰之路。造反并非天然“有理”。“大秤分金银，异样穿衣服”对于士人吴用和宋江来说，已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有趣的是，阮小七渔歌也唱道：
“老爷生在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京师赵王君，就是爷爷我争取承认的对象。
有趣的是，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反对招安的理由居然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显当时之无人；将反教之合；使壮夫失色；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颠倒是非。”完全是站在朝廷的方面考虑。后来金圣叹作了遗民，被杀于哭庙案，也算是知行合一。
电影学家戴锦华女史在谈论电影《大圣归来》时说“事实上孙悟空的形象负载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一份悖论式表达、一处扭结的情感逻辑或情感结构：那就是造反/忠诚，载舟/覆舟，替天行道/忠君爱国，‘造反有理’/‘无限忠于’。”《水浒》也是如此。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