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是什么?同乡村主人一起读懂文化传承

  中国文化报

  编者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诗中的乡居梦,早已种在了许多人的心头。从古代走来的古村镇,部分在当下成为试验场。随之而来的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活化的讨论,从未停歇。虽然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但是,要想真正读懂乡村传承,似乎还欠缺“火候”。

  角一

  接棒乌镇 古村“黄河论剑”

  同乡村主人一起读懂文化传承

  安徽黄山唐模古村

  摇橹北上,从梦里水乡的浙江乌镇来到渤海之滨、黄河之洲的山东滨州,跟随着中国古村落保护和活化的发展轨迹,以保护和活化为永久命题的中国古村镇大会,这一次来到了乡创热土——黄河三角洲。

  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重塑乡村价值,促进传统村落保护,这是乡创人的理想国。民宿持续走热、古村落活化迎来更多的文化干预,原因都只为了一个留得住的乡村。作为一种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一个乡村价值重建和农村再生的社会工程,“新乡村主义”成为这一热潮中的流行名词,包括乡村治理、乡村重建以及乡村产业的多功能孵化。

  面对同质化、高端化、乡建中乡村主人缺位的问题,在第二届中国古村镇大会上,乡创人溯本归源,尝试探问何为“新乡村主义”。

  古村是什么?

  古村镇的历史文化孕育出的民俗、民情、民风是村民根据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条件,最后形成一种特色的文化。这才应是古村镇的核心价值。

  “乡村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老房子,而是乡村特有的耕读修身养性的诗意生活方式。”谈及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孝德提出了一连串设问——我们如何读懂古村?我们是不是真的读懂了古村?

  他认为,古村落应当是天地、先民、农民与新乡贤、新村民共享的乡村。乡村最大的资源是文化。“未来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是什么?就是城乡双向流通的城市化,城市与乡村两元共生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乡村是什么?理想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温馨的乡村,田园乡村、多元共享。”

  中国古村镇大会主席、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表示,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社会自然村加速减少,传统村镇只留下了老年人和儿童。农民主动或被动进城、空心村的危机大量出现的同时,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又有另一批人想到农村。城市居民的乡居需求,成为空心化乡村重新恢复活力的主要动力。

  城市人向乡村回流,形成了“逆城市化”。那么,哪些人将回到乡村呢?张孝德概括了五类人群:新告老还乡族,返乡创业者农民工,新知青下乡、老知青下乡、艺术家下乡,逆城市化推动城市人下乡,国际回乡寻根者。

  “未来住在农村的人不一定是农民,而是乡村居民,这个居民有可能是农民,有可能是非农民。乡村居住相聚的生活方式,会变成中国未来后现代化、后城镇化的一种重要变革。”吴必虎表示,乡村居民将与乡村共兴,共创新乡村生活。

  在新乡民进入乡村的同时,在村落的保护上出现两极观点,一是破败的乡村有啥用?拆了算了。另外一种观点则是乡村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不理解乡村要保护什么。这也因此导致很多项目进了村,但是重视的方向都是修路这类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或是通过财政补助的形式来发展民宿,但是对于乡村特色产业、传统文化的挖掘这一重中之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此,中国旅游智库委员于冲认为,当下古村文化的挖掘部分,特色不突出。文化作为古村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需要深入系统地挖掘、引领与传承。目前,我们的古村开发过度追求高端、现代和时尚,对文化的挖掘缺乏关注,因此使很多古村的开发失去了灵魂和特色。

  他表示,在乡村品牌打造中,要注重文化挖掘和传承,以地域文化为特色,从改造古村的建筑和环境,转向更加注重原住民素质的提升和古村游要素业态的打造,活化的古村才有生命力。

  谁的乡村?

  村落设计如果把文化元素都剔除,我们保留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外表的村落。

  “在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用极大的热情去改造乡村的时候,乡村原来的主人在哪里?基本上成了看客,很多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说话权利。”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认为,乡村主人的缺席,让人不禁唏嘘乡村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乡村”。

  陈国忠表示,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乡村建设的问题必须走综合化的路子,而秩序重构是必由之路。我们要尊重乡村空间的历史选择,让村民成为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同时政府做好裁判,一起重构乡村经济社会组织系统,再现乡村生活秩序。

  “这个秩序是什么?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找到跟这个时代相吻合,又能够传承我们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新秩序的构建,这个构建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学者、村民和乡村建设精英,也就是新乡贤的构建。”陈国忠说。

  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更为认同的一种发展方向。在新乡贤带动之下,使村民合作起来,共享村庄发展成果。立足乡土特色,通过新乡贤的示范驱动,内部激发村民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形成村庄自发动力,内外合力,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重塑乡村价值。

  乡村保护和活化的另一重要力量就是文化干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参与的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干预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案例。孙庆忠认为,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而行动的路径,就是民众参与。帮村民找回村落记忆,使其在参与保护过程中,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守望者、传承者。

  “外在的文化干预,可以启动内在的精神力量,让乡村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孙庆忠说。面对村落的凋零和农民贫困的处境,让村民升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自信,然后再利用本土资源寻找发展之路,这是他们拯救乡村最根本所在。与村民共同寻找村落记忆,使其参与到保护行动中来,是行动的起点。

  孙庆忠认为,文化并非虚无缥缈、不接地气,当你把每一个文化事项都跟日常连接在一起,平淡的生活会因此而有更多的新意,触发内容的改变。一旦村民精神头开始改变,也就意味着所有失落的记忆和可能被重新建构起来的记忆,都是一个重新的起点,我们必须让乡村成为有记忆的乡村。

  乡村如何再生?

  政府制定政策方向、标准化编列预算,聘请专家团队和NGO组织,进行顶层设计、人才培育、产业孵化和公共服务。这四项全部做好了,才会对接到企业和商业,这样就能有效避免乡村再造中容易出现的喧宾夺主的问题。

  民宿以个体的力量,正在努力推动乡村的活化。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德村志成认为,民宿经营最大的差异化来自民宿主人的个性展现,比如主人的观念、理念、服务、管理市场创意,这些决定了民宿经营的好坏。

  “如果有一天入住的客人问主人在哪里,这间民宿就称不上是民宿了。什么叫做民宿?首先是让客人有回到家的感觉,特别是回到家温馨的那种感觉,这才是民宿。”德村志成说。

  他表示,民宿必须考虑设计,但是现在国内很多民宿成为设计师表演的地方,朝着舒适甚至豪华的方向发展,将主人完全忽略掉。“华东地区很多精品、奢华民宿,其实已经不再是民宿,只是贴靠民宿概念,却并没有体现出民宿的真正内涵。”

  除了个体力量,如今很多古村落采取了利用文创整体再生的策略。“大陆理解的文创,大多数认为是发展一些衍生性商品,其实并不是这样,文创其实更是一种策略,用文化和创意的力量来改变原来的生态,赋予其新的生命。”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萍认为,乡村再生有三大途径,一是利用文创形成令人感动的人文故事,二是高端创意的活动设计跟公共艺术的置入,三是农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再教育。

  她强调,再生过程中要重视乡村主人参与的积极性与再教育。“例如,在台湾屏东县的一个乡村,3个真正种地的有机农夫发挥积极性和创意,在乡下开了一间蔬菜书店,展示和售卖有机农耕书籍,同时农夫还将每天早上采收回来的有机蔬菜在书店售卖。你可以和农夫喝茶聊天畅谈有机农耕。”李永萍介绍,如今台湾一些乡村再造的地方,农民、农妇会跟艺术家学习绘画,农民的作品通过农业合作社生产地方特色农产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年轻人不断回流乡村,也吸引了众多的新乡民去“投靠”。

  “古村项目改造要成功,必须要依赖专家团队活动策展;乡村创客跟当地农民、原住民合作,农民、原住民也必须自我提升,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财政引导,达到真正的活化与再生。”李永萍说。

  本报记者 鲁娜

  视角二

  莫让古民居保护负重前行

  孝昌县程湾庄园

  古民居保护开发目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人力财力不足、专业维修技术人才缺乏、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古民居住户自身维护能力不足、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等。如何让文物保护不再成为负担?如何让文物保护成为可再生珍宝?如何帮助文物所在地可持续发展?古民居保护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思考。

  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为例,始建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孝昌县,至今已有1500多年建制史。现在的孝昌县拥有1161处不可移动文物,孝昌县也因此成为湖北省第三大文物县,其文物保护之路任重而道远。

  文物修复工程浩大

  经过调查,孝昌县现有古民居349处,其中民居323处、祠堂14处、寺庙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8处,古民居比较集中在小悟乡、小河镇和王店镇,多以清代徽派建筑为主。

  目前,建筑外形和内部结构保存比较完好且仍在居住的257处,面积约9.7万平方米。亟待修缮的古民居65处,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已经纳入各级文保的17处,包括孙家畈革命旧址、徐氏宗祠、程湾庄园、石凤翔故居、小河东岳庙等。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村落17处,包括花园老街、项庙村、阳家燕窝、古木冲等。

  近年来,由孝昌县、委县政府和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牵头,孝昌县文化馆以“先急后缓、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修旧如旧”的原则,实行分期、分批保护、修缮工作。先后重点完成对孙家畈革命旧址、程湾庄园、石凤翔故居、抗大十分校、建春村古民居等民居的维修工作。虽然维修工作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相对数量庞大的古民居,已做的工作实为“九牛一毛”。

  保护工作面临三大难题

  孝昌县古民居基本都是明清时期所建,房屋产权均为私人所有,大部分古民居内有人居住。因此,当地专业人士指出,古民居保护工作很难进行,主要缘于三方面的难题。

  古民居数量多、分布广,但保护专项资金少,文物保护部门人力不足,这为古民居保护工作带来首要难题。“相对于古民居保护开发的数量及要求来说,孝昌县能够投入的人力财力仍然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人力方面,专业维修技术人才严重缺乏。财力方面,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投入不足;相关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对薄弱,无力承担古民居的保护和开发;古民居住户自身的维护能力有限;融资方法少,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或上级支持。”孝昌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毛向晖表示。

  另外,古民居的维修成本比重建高,而要使古民居得到合理开发利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配套设施。因此,尽管当地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开展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但实际效果并未达到上级部门的要求和现实需要。

  古民居保护遇到另一个难题是民居多为私人所有,部分古民居产权人的文物保护意识缺乏,致使保护工作难以进行。因民居为私有财产,又经过多代传承,所以一户古民居时常有多户人家居住,各户人家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进行分割或扩建,对古民居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虽然政府曾多次介入协调,但收效甚微。同时由于古民居有人居住,电线、水管的布局以及做饭等日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古民居造成伤害。但如果通过购买、租赁等形式将古民居收回到政府部门管理,又不可避免地遇到资金困难。

  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也是古民居保护工作遇到的又一难题。政府没有出台古民居保护的长期规划及办法。孝昌县除了对个别文保单位的古民居进行保护和抢修外,其余古民居都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因长期遭受人为或自然原因的毁损,致使许多古民居不同程度地存在房屋损坏、屋顶渗漏、墙面裂缝、虫蛀腐烂等情况,有的甚至已经濒临倒塌,古民居保护工作形势十分严峻。

  各职能部门的多头管理与保护利用工作需高度统一,古民居的保护涉及文物、农办、旅游、建设规划、国土等部门,各个部门有着不同的诉求和价值取向,又有各自的职责和上级主管部门,对待古民居也就形成了各自的保护和开发体系。尽管各有关部门能够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但往往各有“尚方宝剑”,在某些方面仍难以统一认识和行动。

  积极创新古民居保护利用方法

  提高古民居保护意识,要多方式提高保护古民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保护古民居是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保护好古民居对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政府尽快制定和完善专项政策和规划,统一指挥,为古民居的保护工作做好政策支撑。另外,各地应建立财政补贴、物质奖励、宣传报道等激励机制,使产权所有者和当地居民在古民居的保护利用中得到合法合理的收益,激励古民居产权人做好古民居的保护工作。还有,各地应建立上门教育、集中培训古民居产权人等工作机制,加强古民居产权人的文物保护意识,建立“一处一策”文物保护机制,层层管理、层层负责,做好古民居的保护工作。

  专家认为,应转变“见古皆保”的理念,避免出现面面俱到,既保不了也保不好的局面。按保护利用价值高低,抓住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古民居予以优先保护、合理开发。比如,符合以下条件的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一是通过统筹包装项目可以争取到国家和省级资金支持的;二是与旅游业、新农村建设等综合开发利用相关,且有较大辐射作用的;三是对文化艺术开发、研究历史,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落起积极作用的;四是对暂未列入文保单位,但极具地方特色、历史文化价值高、待开发潜力大、已处于濒危状态的。其他古民居可列入一般控制性保护利用。这样既可以科学地使用有限资金,也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效结合。

  专家视点

  张经武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莫让古民居保护负重前行,首先要卸掉思想认识上的重负。文物是历史文化的标签和证据,它是资源,是财富,也是创意源泉。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尤嘎·尤基莱托说过:“对遗产的认同和尊重为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根本依据。”文物匮乏或者缺乏保护的地方往往缺乏文化特色,欠缺发展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基础。我国某些地方政府因为文物遗迹多、保护成本大而心生抱怨,似乎文物就是负担,这实在不应该。文物不是负担,它是珍宝和富矿,是促进所在地可持续发展绵绵不绝的动力。

  古民居属于建筑文化遗产,古民居保护说到底就是保护我们祖先居所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保护一种文化传统。古民居保护一方面直接保护了祖先居所的物质证据,另一方面也间接保护了非物质的建筑技艺。保护各种年代的典型古民居实际上还保护了地域文化纵向的多样性,有了这种多样性,地域文化才呈现出鲜明特色,因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所在地才具有经久不息的魅力。

  莫让古民居保护负重前行,还要解决实践操作层面的重负。保护不等于要钱,保护可以生钱。不停地向上级政府部门要钱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保护行为。古民居保护好了自然可以吸引各种资源和资本重新匹配和组合,让保护对象自己生产出保护成本。保护不等于封闭,也不等于关门,应尽力推行活态保护,让古民居在与人的交流中充分实现其意义和价值,让古民居活在人的生活中。强行赶走居住者,打着保护的旗号关闭古民居大门,或以保护文物为幌子禁止人的靠近,这些行为都与保护的初衷背离。

  本报记者 刘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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