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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2-284
编辑：穆彩红
《人生》的抉择
文/吴 阳
提起路遥的作品，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它曾激励了万千青年，至今深受读者的喜爱，路遥的大名也随着这部作品被万千青年所熟知。而与之相比，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却显得颇有些暗淡了。其实不然，路遥的成名正是源于这部中篇小说，其在发表伊始，就曾轰动全国，反响热烈，而后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的同名电影，更使其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两部作品，我是都曾读过的，甚至看完原著以后还专门有意的去网上搜索的看了由它们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二者相比，我则更喜欢中篇小说《人生》；因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人生》更具有现实意义。
两部作品的时间，皆以改革开放时期的陕北高原为时空背景（而《平凡的世界》则较为更长，前后跨度长达十年之久。）两位主人公高加林与孙少平则又同为高中毕业生，所受教育相等，是以二者的性格也近乎相似，同样的辛勤、倔强、富有理想、具有极高的心性，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高加林的身上看到其自私、自卑、懦弱、虚荣的一面；正是这种复杂的矛盾性格，组成了当代典型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出身在农村，却想着摆脱祖辈的那种世代被土地束缚的命运，不甘于无知与平庸，所以哪怕是他当个村小的民办教师，在他看来也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当他的民办教师职位被高明楼下调时，他愤愤然，决心豁出命来，和他“拼”个高低，继而马长胜因他叔叔的原因，开后门使他住进了县委大院时，他又坦然地依附于权势，与高明楼的矛盾也就此化解。犹记得他去街上卖馍馍时，那种躲躲闪闪生怕遇到熟人的自卑感，反观孙少平，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孙从煤矿去省城的火车上，遇到女列车员的歧视，而依然给予轻蔑的回应。两者相比，孙则有些个人英雄主义色，而高则更像现实中的人。黑格尔曾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高可以说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明证。
再以爱情而论，孙的爱情是理想化的，烂漫化的。高中毕业作为矿工的他，毅然决然毫无顾虑的爱上了高干子弟、大学生毕业生、省报记者田晓霞；这种近乎懒蛤蟆吃到天鹅肉式的爱情，可以说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存在的；孙与田的爱情是存在于心灵和理想状态之中的，是经不起现实洪流的冲击的；这也是为什么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安排田晓霞猝然离世的原因；如果不死，那么二者的爱情将无法窥测，所以与其让爱情败给现实，不若让她败给命运，这虽残酷，但也是给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画的近乎完美的句号了。
高的爱情是现实的,当他在人生失意时，农村姑娘刘巧珍给他投以温存的怀抱，用她的善良、纯真、无私的爱去抚平高加林受伤的内心，使其心灵暂时有一栖息之处，所以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个怀抱，但是在这怀抱中却存在着不安的因子，虽然初恋的幸福使他从新焕发出精神光彩，但是他又十分的懊悔和惆怅，时刻想念着巧珍，又害怕遇到她，当他有机会走向城市的时候，他又选择了城市姑娘黄亚萍，他与黄的爱情是带有某种发展自己的目的性的，是不纯的，所以他时而对黄很暴躁，时而又对黄逆来顺受，时而又想起巧珍的善良和无私，这是高加林现实需求和心灵需求的矛盾纠葛，正是这种纠葛，转换成感情上的纠葛从而造成了故事的矛盾化，也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刘巧珍和黄亚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即农村和城市。在上个世纪改革伊始，一大批知识青年面临着农村还是城市的艰难抉择；刘巧珍的质朴纯真，无私善良是厚重的农村文化的缩影，而黄亚萍的开放活泼，任性专横是当代城市的缩影，放弃一面，就必然选择要承受另一面，高加林无疑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他选择了离开故土，摒弃质朴和善良而面对在开放专横的城市里孤军奋战，但是却失败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然而这种抉择并未因此而停歇，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中，不断的上演着，不止存在于当时的知识青年当中，也存在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当中。路遥站在这个浪头，无疑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这种抉择的艰难；如同一只海狗敏锐的嗅到了台风即将到来之时，海岛上充斥着的鱼腥味一样，《人生》如寓言般，应证着此后无数知识青年重复着这条艰难抉择的道路，由此而言，路遥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二零一六年
作者：吴阳，笔名匪圣，山西省吕梁市人，网络写手，自由撰稿人，中国新文言创作研究会会员，新文言网编委，静秋诗社成员，撰有文言集《南窗幽志》、《静秋轶事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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