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为纪念中日互派记者50周年、中国记者常驻日本50周年，特组织历任记者撰写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风雨东京路》专著。《旅日》公众号承蒙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独家授权，播发珍贵文章，以飨读者。
开篇文章特选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的大手笔，敬请垂注。
首批新中国记者驻日追忆
——纪念中日互派记者50年
刘德有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迎来了成立20周年，中日互派记者的实现也已经50年。作为一名首批赴日的中国记者，我能出席今天的座谈会，感慨万千。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些往事，并谈谈心里话。
那是距今50年前的1964年9月29日。中国７名记者和日本９名记者同时抵达对方国家首都——东京和北京，从此中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在国家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实现了互派常驻记者。
当时，中日之间尚未通航，双方人员的往来大都取道香港。中国记者9月下旬由北京启程抵达香港。也许是巧合，我们抵港时，日本记者也到达那里。双方相约当晚在香港的一家餐馆采取“ AA制”聚了一次餐（那时不叫“ AA制”，而叫“各自负担费用”。中方是由公家统一付款，日方可能是名副其实的“AA制”）。
中国第一批常驻记者到达日本，对外，统称“中国驻日记者团”，虽然我们七人每人都代表一家报社或通讯社，但对内标志着新华社东京分社正式成立。
中日两国互派记者，在今天看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却充满着诸多困难。它的实现经历了长达15年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
可以说，中日实现互派常驻记者，是两国在法律上尚处于战争状态下，中日媒体合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双方记者可以在对方国家直接进行观察、采访，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信息量骤增，并且为两国人民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日互派记者能够在50年前的1964年实现，是与高瞻远瞩、力求打开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和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与松村谦三先生曾在北京多次举行会谈，并于1964年４月12日就中日双方在东京和北京互设ＬＴ贸易（廖承志·高碕贸易，即后来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互派常驻记者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从而使两国关系从以往的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并为1972年９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时，中方向日本派出记者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丁拓）、人民日报（李红）、光明日报（刘德有）、大公报（刘宗孟）、北京日报（田家农）、文汇报（刘延州）和中国新闻社（李国仁）（按对等原则，中方保留了两个名额）。日本方面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ＮＨＫ（日本广播协会）、ＴＢＳ（东京广播公司）、共同社和地方报社。
我作为中国派出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先是作为光明日报，后作为新华社记者、首席记者从1964年一直工作到1978年，前后达14年之久。
有人问我：“驻外记者一般任期为两三年，长的也只有四五年，你为什么呆了14年？”我回答说：“因为工作成绩不好，总毕不了业，‘留级’留了14年。”当然，这是一种玩笑。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社一时派不出人来。
当第一批中国记者到达日本时，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几天后举行了开通仪式。我得到的印象是整个日本充满活力。但是，日本经济在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以后，逐步进入了所谓“稳定增长”的时期。
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动荡，我们刚到日本时，当时正处于池田首相因患喉头癌不能视政，由池田内阁向佐藤内阁转变的前夕。在我常驻日本近 15年间，总共经历了池田、佐藤、田中、三木、福田等几届内阁。
从中日关系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交流后，1972年我在日本迎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一名中国记者，能在日本现场采访并报道中日复交、中日航线的开通以及极为艰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全过程，应该说是只有做常驻记者才能享受的一种幸运，可谓“三生有幸”。
我们在日本的采访工作，得到了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记得我们刚抵达东京不久，日本一家大报的政治部记者——《读卖新闻》记者田村祐造撰文指出，在日中两国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实现互派记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他谈到中国记者在人地两生的日本生活和工作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东京一位少女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通过这位日本记者给我们寄来了一盒点心，并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它使我们感到像春天一样温暖。
当然不必讳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在采访中还要克服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不断开辟和拓宽新闻来源和报道面。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我们在日本采访时，后面总有一个或两个名为“警卫”实为“监视”的尾巴跟着。1966年6月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美国核潜艇进驻横须贺。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和人民日报记者陈泊微前去采访，而日本当局竟造谣说刘德有等跟日本示威者一道振臂高呼口号。国家公安委员长永山忠则煞有介事地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这是超越采访的政治活动”。佐藤首相指示要严加调查。日本当局编造的所谓“真相”是：那一天因下雨，中国记者打的雨伞动了一下，日本便衣汇报说中国记者呼了口号。他们原说有照片为证，但后又改口说当时未拍。最后，日本外务省和法务省均承认日方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所谓“刘德有在现场采访”云云，则更是子虚乌有。于是，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据我所知，在“文革”前，中方考虑到日本驻华记者的困难和需要，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先生经常在“东安市场”的日本料理店“和风”那间铺有“榻榻米”的房间里，为日本记者举行“早餐会”，围绕着记者们关心的问题“吹风”，受到日本记者的热烈欢迎。而驻华的其他国家记者却吃不到这样的“小灶”“偏饭”。不消说，这使他们对驻华的日本记者羡慕不已。有一年我本人回国休假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早餐会”，感到在中国的日本记者同行比我们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要幸运得多。大家知道，由于政治原因，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记者在日本是不能参加日本外务省举行的“吹风会”的。但是只有一次，时任外务省报道局局长的黑田瑞夫先生在霞山会馆以宴请的方式做了弥补。尽管仅有那一次，我却至今铭记在心，并感谢黑田先生的好意。
在新闻报道方面，总的来看，复交前后，包括第一线记者在内，中日两国媒体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中日复交和友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特别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媒体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所做的努力，至今令人难忘和怀念。我常常想，为了使当前陷入极度困难的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如能再现当时的情景，该有多好啊!1972年，在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双方媒体又紧跟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中日友好合作的每一步前进，也包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及时作了报道。
说到新闻报道，如上所述，我在日本的十几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我们的新闻报道自然要烙上时代的痕迹。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报道内容有明显的政治取向。那时，根据总社要求，我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报道日本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事例；报道日中友好时，必带“反霸”内容；我们还全力报道日本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爱国斗争，揭露日本反动当局亲美、反华、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以及追踪报道日本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解体大学”的口号下开展的校园斗争和街头示威游行。在报道日本经济时，我们总是强调日本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当时，我们的心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帽子，不敢正面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成果。
当然，新华社驻国外分社，除了日常报道外，还要起“观察哨”的作用。关于这一方面，我只想谈一点。佐藤荣作从1964年11月上台到1972年7月下台为止，在首相的位置上干了7年多。佐藤内阁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进入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佐藤最后不得不宣布下台。
而执政的自民党从原有的佐藤派分化出力量强大的田中角荣派。1972年7月自民党举行临时大会举行总裁（亦即首相人选）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争。到了6月下旬，我们综合各方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们知道，当时国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心，通过各种渠道也在多方摸情况，并有一个初步判断。看来，国内当时也是估计了两种可能性，因此，非正式地传到我们那里的信息，一会儿说是田中角荣，一会儿说是福田赳夫，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还感到，越是临近选举，传来的信息就越倾向于福田。
作为“第一线”的记者，我们深知在这种时候应该发挥“观察哨”的作用，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及时报回国内。尽管到了接近选举时从国内传来的信息，说福田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判断，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极大。不过，考虑到事情总有“万一”，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太死，就在后面加了一句：也不排除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当时我们想，这样，“保险系数”大一些。但事实证明，分社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对此感到很欣慰。
田中出任首相后，积极推进日中复交。这一方面的情况和后来事态的发展，人们都很熟悉，这里不赘述。
毋庸讳言，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不能不影响到我们。这一期间，常驻北京的那批日本记者，有的因为所属的报社进行了“反华报道”而被取消了在中国逗留的资格，有的因受到嫌疑而被逮捕，后被驱逐出境。有个把月驻北京的日本记者甚至只剩下一个人。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怎能不传到东京？我们也做好了“应变”的充分思想准备。
不消说，新闻记者的工作离不开写稿、发稿。那时的发稿，跟通讯手段异常发达的今天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记者初到东京时，发稿是比较“原始”的。我们先用汉字写稿，请一位日本朋友协助译成明码电报，送到东京国际电信电报局（KDD），再转发到新华社。这样做，时效差，价格昂贵。当时由于“反修”的需要，我们有时全文翻译或详细摘译日共《赤旗报》的大文章，有的长达几千字，甚至上万字。晚上，东京国际电报局的值班员接到这样的长稿，不免感到头疼，因为打完电稿全部发出，需要几个小时。有时晚上送稿去，电报局人员用探询的口气问我们今晚是否还有这样的长稿？言外之意是：“天哪！可不要再发这样的长稿子了。”
那个时候，驻外记者都是“单身赴任”，夫人是不随行的。后来，总社破例同意刘延州同志和我分别带夫人，1966年春，马巧琴同志和顾娟敏被总社派到东京分社管内勤。她们来东京前，服从组织决定，突击学习明码译电，到东京后，立即派上了用场。后来，分社安装了一台与东京国际电报局直通的凿孔机，可以直接向总社发凿孔纸条。这样，虽然减少了一道程序，但时效仍然很差。这种落后的情况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分社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东京华侨总会所介绍的几位爱国华侨青年的大力协助。他们对祖国一片诚心，对工作满腔热情，任劳任怨。他们个个都是多面手，我们从工作到生活，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居二线，但仍关心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有关的新闻报道。我高兴地看到恢复邦交后的 40多年来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显著成果，看到中日双方常驻记者不断增加以及两国新闻媒体合作的发展。但令人忧虑的是，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没有因为中日友好合作向前发展按正比例地同步增长。不仅如此，前几年日本出现了“购岛”闹剧，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冲破中国底线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中日两国人民中间，有时疑虑有所上升，甚至出现对立情绪。我深感，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消除疑虑，消除那些影响我们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建设工程。我知道，要想改变目前中日国民感情对立的现状，也许并非易事。但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彼此印象，改善逐渐恶化的国民感情，是当前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紧要课题。
在这一方面，新闻报道对影响国民舆论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依我所见，媒体应当格外珍惜两国迄今为止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成果，尽量多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报道。听说在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友好不是新闻，非友好的、负面的、有刺激性的，才是新闻”。这样的看法应当摈弃，而不应该有市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邻国，共同的命运和利益紧密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亚洲大国，理应和平友好相处，而不应反目、对抗，甚至敌对。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道路不平坦，出现一些问题也许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双方都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几个基本文件的精神和原则，因为它们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于历史问题，我认为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正确对待历史，不要伤害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要使历史问题冲击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对于台湾问题，重要的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当前的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因素。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偶然性和突发性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大局产生副作用和破坏性后果，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中日双方都应高瞻远瞩，维护大局，共同为推动两国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而做不懈的努力。媒体更应当正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或消极因素，力求不夹杂感情色彩，冷静客观地进行报道，不夸大，不渲染，积极引导人们看到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希望。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曾涌现出大批友好人士，包括上层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和新闻界人士，他们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清除障碍，为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可尊敬的日本报人——朝日新闻社前社长广冈知男先生。1970年３月下旬，他来访中国。当时正在国内休假的我，陪同广冈先生访问了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广冈社长回国后撰文写道：“我在中国逗留的一个月期间所接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在我看来，日中战争仍活生生地残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假使日本人陷入一种错觉，认为经过了战后 25年的岁月，过去的事都已经到了‘时效’，那就不能不说太自以为是了。”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天，广冈先生又以报社主笔名义发表评论说：“向着实现世界和平前进，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作用，这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事实上，日本只有在世界和平中才能生存下去。在争取世界和平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日本唯一的前进道路，而别无其他。”
然而，由于自然规律，老一辈的友好人士渐渐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让年轻一代能够全面、如实地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纪念中日互派记者50周年的今天，我衷心希望两国媒体能重视这一点，通过新闻报道，对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的培育以及对两国青年交流的深入开展，多多给予关注并大力开展舆论工作。我想，这样做，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刘德有，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1931年生，辽宁省大连人。曾任职于《人民中国》杂志社。1964年首批派驻日本记者之一。1964年9月～1974年6月任光明日报首任驻东京记者。1972年6月～1978年6月任新华社东京分社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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