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耻’文化影响深远，当今女性受性侵、羞辱后仍不敢向人倾诉，唯有透过自残方式抒发心中悲愤。”这是加在一幅画旁边的注脚，在这幅黑白相间的画中，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摆在房间内，一名少女无力地坐在地上，身体倚靠在床上，右手手腕以上满是用刀自割的血痕。
“耻文化”三个字俨然已成为日本文化最精辟的概括，深入人心，这当然得益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出色研究。她在《菊与刀》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日本人形象：出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得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体主义”倾向，而“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在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注：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学者，解析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菊与刀》的作者）
笔者第一次接触《菊与刀》这本书，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后如痴如醉。此后又买了几个版本的译本，重读了数遍，应该算得上是迄今为止重读遍数最多的一本书。类似百度百科描述的话：“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我曾也深以为然。
然而，当怀着这样的先入观念来到日本后，会不经意地发现：单纯地用“耻”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或日本社会之种种，虽常常有用，但并非屡试不爽，很多场合下存在解释困境。日本社会之复杂以及背后复杂的要因，恐怕绝非一个“耻”字可解。
事实上，《菊与刀》是一本杰作毫无疑问，但其写作风格却明显地是带有浓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这一研究属于美国政府的受托，其研究初衷是为美国战后占领日本提供决策参考。经典之作的确不会过时，但如果“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不可避免地将滞后于时代，甚至有可能将犯诸多主观错误。
实际上，与其在中国、欧美等海外的备受推崇相比，日本主流学界从始至终都未打消对这本书所持的怀疑和非议。就在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大家们就曾在《民族学研究》杂志开辟特集探讨——准确地说是批判。
在这次探讨中，川岛武宜、和辻哲郎、柳田国男等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对《菊与刀》贬大于褒。川岛武宜直言本尼迪克特的分析“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和辻哲郎则更为苛刻地称，“《菊与刀》根本不具备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是全体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对军国主义宣传和普通日本人观念进行区别”。针对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文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文化”，柳田国男一点儿都不以为然地强调：“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而‘耻文化’本来只限于武士阶级”。
可以说，在这些日本学界大家看来，不懂日语、从来都没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使用上错漏百出，分析视角缺乏历史维度，并且试图构建同质性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的做法并不恰当。
到了1960年代，日本学界仍认为只用“耻”来概括日本文化是不够的。比如副田义等日本学者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同时存在，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换句话说，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文化”仅仅是日本社会伦理规范的“表层”。
土居健郎也对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不满，“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含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罪文化’是注重内心深处的内在行为规范，而‘耻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在行为规范，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界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其次，将‘罪’与‘耻’截然划分，看成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也显得过于片面。事实上，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开始注重同欧美学界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交流。加地永郁子就专门介绍了美国学者拉米斯的研究。拉米斯在《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中几乎彻底否定了《菊与刀》的价值。拉米斯认为，《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给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因此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是为了向美国人说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宽容”，向日本人说明美国胜利是给予日本国民很大利益。为此，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所谓的文化相对性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征服者态度。”、“和‘文化的类型'一样，与其说《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篇政治论文。”、“本尼迪克特抽取的日本文化的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是被昭和军国主义时代强化和夸张的概念综合。”
从《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日本人形象是“菊”与“刀”极端矛盾对立、分裂的人格。然而，山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研究了战后日本人论的系谱后指出，“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军国主义者的考察来构筑“同质性日本人”，最终得出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虚像”。
更进一步说，当我们对日本的所谓“耻文化”充满了好奇和不解时，某种程度上或许正说明了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事实上，正如森三树三郎所言，“日本的‘耻文化’实际上源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这一观点与本尼迪克特本人的考察基本相同。让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耻文化”（即在乎别人评价的外在行为规范），其实恐怕不单单可以在日本人身上可以找到影子，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日本人形象，又未尝不与鲁迅、柏杨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有几分切合。
因此，在观察日本社会、分析日本民族性时，纵然可以将《菊与刀》作为重要的参考，但绝不可将《菊与刀》神化，归根结底《菊与刀》的考察素材和视角是否准确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而取一些生活例子来论证《菊与刀》对“耻文化”的论证何等正确恐怕也不免显得有些勉强。更何况，日本固然不是中国，但在强调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如何特殊之前，当时刻谨记这些所谓“特殊性”往往或多或少地含有中国因素或中国人的影子，这些因素和影子或是当代的、或为过去的“中国”，有一些还在被我们继承，有一些则早已被我们“打碎”，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