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小，却也是社会“多声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民意传递的一个小小渠道，所以，从舆情沟通、民主建设的角度，进一步改善文学的“生态环境”，各有关方面对杂文创作予以积极的扶持和鼓励，都是十分应该的。
也谈“杂文越来越少”
文/沈扬
“朝花”新近刊登汪金友先生《杂文越来越少，书画越来越多》一文，读后有一点感触，便写了下来（这里所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文，与那种将时评、娱评、艺论、思想随感等皆列入其内的“泛杂文”观点无关）。
杂文难写难发，这样的话题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还记得新世纪初上海作协在文新大楼开过一个杂文作家大型座谈会，对此就有过较为集中的议论。
杂文之“难”，既有社会环境和运作规制的因素，也有这一独特文体以及写作者自身的缘由。这个文种是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比如：其一，它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功能，自“鲁迅风”以来，杂文的批判性战斗性功能曾经得到充分的展现，文界和阅读界对杂文的这一本质特征有着广泛共识（杂文并不排斥歌颂性，曾有过此类作品，而用辩证的观点看，杂文针砭时弊，扶持社会正气，推动扩大光明面，也就有歌颂的意义在里头）。其二，杂文虽然较多地出现在报刊，但其文体不在新闻类而属于文学范畴，是散文大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因常常是用文艺笔法写社会问题，故而有“文艺性的社评”之说。其三，杂文大多是千余字或几百字的精短结构，即所谓的“小体积，大容量”。仅此三点，便可看出这个文种的独特“性格”——批判性，短篇章，还要有点文学性，诸元素融合和兼顾，有一定的难度就很自然了。
当今之社会，言路的开放和自由度等状况不断地有所改善，但批评机制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依然脆弱，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舆论顺畅沟通的阻力，除了有批评对象自身的抵御，也来自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护短行为和无原则的“宽容”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杂文作者运用“批评的武器”就不是很容易。杂文之“难”，也有写作者思想观念和文字表达方面的因素，如何把握正确的政治、政策观念，如何合理地运用叙事评判的策略和方法，加上文字结构中应当具有的文学元素，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其实关于杂文之“难”，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所论述，在谈到鲁迅的杂文时他说：“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就难在这里。”（《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毛泽东同志把杂文写作中“度”的把握用“软”和“硬”来比喻，真的是既形象又十分贴切的。既是“批判的武器”，“硬”似乎在所难免，但一味“硬”难以服人，也缺少吸引力，所以就要有一点“软”。这个“软”字，自然不是单指文艺笔法，更有叙事议人的科学性、策略性意涵在里头。换句话说，杂文家有敏锐的嗅觉、独到的思想和眼光，又有“软”、“硬”相辅的文本驾驭能力，“难”也就不难了。笔者过去做编辑工作，从所接触的杂文名家如拾风、何满子、邵燕祥等人的文稿中，直接感受到他们观察世像，捕捉题材的眼光和文章布局谋篇的能耐。这些杂文家的笔下文字常常是的明矢疾，曲直呼应，文采飞扬，读来引人入胜。如果用“软”和“硬”的适度把握来衡量，应当说他们是做得不错的。
推动杂文创作，窃以为要紧的是相关各方在观念上取得更多的共识。当前社会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等的矛盾依然存在，有的矛盾还相当突出，加上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都说明了具有批判性特征的杂文的存在价值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了，对于文章这档子事，历来都有或“经国之大业”或“小道”等的不同说辞，一时里未必说得清。然而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需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则是没有疑问的。杂文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小，却也是社会“多声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民意传递的一个小小渠道，所以，从舆情沟通、民主建设的角度，进一步改善文学的“生态环境”，各有关方面对杂文创作予以积极的扶持和鼓励，都是十分应该的。
其实时下杂文虽然不是很景气，但仍然有一批杂文作者秉持文艺家的良知和责任，知难而进，坚持写作，用手中的笔（键）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此推动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十分令人钦敬的。眼下我们要做的是在认识杂文重要性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努力，例如文学、新闻主导机构对杂文创作的积极倡扬（包括相应的激励措施），例如媒体杂文编辑力量的有效配置，例如审稿环节更好地做到大局、责任意识同具体把握上的科学性、开明度相结合等等。相信只要各个方面共同配合和努力，加上杂文作家自身“本领”的修炼和提升，杂文得到较好的发展和繁荣还是有希望的。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朝花·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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