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6年一场发生在本国的未遂政变，与一场发生在邻国的大规模内战，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推向了世界政坛关注的焦点。作为本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受人尊敬的总统，或许只有上世纪同样名声显赫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可堪与之相提并论。对比两位同样呼风唤雨、手腕强硬且不断引发争议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相同之处或许源自相似的政治家性格或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却更加凸显了本世纪与上世纪政治世界更为深层的区隔。同样站在世俗与宗教冲突的风口浪尖，两位领导人截然相反的政治命运或许不仅将启发我们重新反思当代中东政治的基底，也引领我们深入审视当代世界政治不平等格局以及背后的原因。
撰写/杨安琪
不惊讶的埃尔多安与土耳其军方的衰落
尽管7月15日夜土耳其政变消息传出时全世界的目光都惊愕地从东南的叙利亚转向安纳托利亚高原，但对于哪怕了解一点点中东政治或者土耳其历史常识的观察者而言，这并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这已经是只有不到一个世纪历史的现代土耳其，在过去50年里的第5次军事政变。过去五年里，随着“茉莉花革命”的汹涌来袭，整个中东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先后多个国家艰难地开启了他们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更有几个国家陷入了内乱乃至战争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伊斯兰世界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宗教极端化跌落，而一向作为伊斯兰国家世俗化的典范代表的土耳其，国内社会氛围的宗教化倾向日益严重也早已超出了人们对它惯常的认知，此时此刻曾经作为世俗势力大本营的土耳其军方再次挺身而出，就算不是“大势所趋”，也是“顺势而为”。不少暂时丢掉了审慎的观察家甚至立即断言，这次政变很快便将和之前四次一样毫无悬念地以军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化倾向也同样将会如同整个漫长的中世纪一样被牢牢地遏止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将成为世俗政治在西亚最后也是最稳定的桥头堡，延续多年的伊斯兰化浪潮也将就此逐渐退回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他们而言，整件事唯一令人感到惊讶之处也许就在于，总统埃尔多安似乎毫不惊讶。
是的，埃尔多安毫不惊讶。2011年连任之时《时代》周刊曾将其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并评价他为“表面上的世俗派，骨子里的穆斯林”。他在国内推行宗教保守政策，将伊斯兰教义写入课本，打压异己并收揽权力，大规模替换陆海空三军的高级统帅，逐步将过去的议会制转为总统制……在他做出这些举动时也许早就预料到会有军方政变的这一天。他知道此刻全世界都想看到他狼狈不堪慌不择路的惨状，但他不仅不慌，反而比往常更加镇定。在他漫长的任期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对现代社交网络的反感，他坚信正是这些网络平台给予了一些蓄意反对政府的异见人士以抒发心中愤懑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趁之机，但这一次，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的高度自信，也许是出于对于五年前“茉莉花革命”中社交网络在埃及和突尼斯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的高度恐惧，政变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尚在度假的他就通过手机拍摄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土耳其语频道的采访。在视频中，埃尔多安没有颤抖也没有僵立，他只是严肃地号召民众走上街头保卫祖国。几小时之后，埃尔多安回到伊斯坦布尔，飞机落地时政变也随之应声土崩瓦解，这个承载了太多超越土耳其国内政治可容纳限度的希望的“短命政变”，短命到仅仅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那些信誓旦旦的观察家还没来得及扶好下巴，就被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清算吓得体无完肤：政变结束第二天就有2839名政变的直接参与者被捕，随后的调查与批捕蔓延到整个土耳其各个领域，从首当其冲的军队官员，到无甚关联的司法界与警察界，再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库尔德议员与世俗派大学教师，甚至连妓女也不放过。半年之内因受政变事件牵连而被逮捕的各界人士已经达到1600人，官方认为仍有1万人须进一步调查。阅读这些新闻时常让人陷入错觉之中，仿佛宗教与种族冲突的21世纪尚未到来，人们还生活在极权恐怖的20世纪，埃尔多安的胡子和斯大林的长须一时之间竟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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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
这不是世界所熟悉的土耳其政坛，更不是那支素以彪悍著称的土耳其军队。自凯末尔革命创建现代土耳其以来，手腕强硬、雷厉风行一向都是军方的代名词，前四次军事政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政变的由头虽无一例外是宗教势力抬头但程度却越来越轻，最近的1997年“软政变”，仅仅因为一位市长公开发言主张恢复政教合一的沙里亚政体，军方就以演习为名直接把坦克开到了该市的大街上，还提前约请国内外各大媒体“共襄盛举”，该市市长次日辞职，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也就此走向衰落。就是这样一支仅靠威慑就足以改变政局的军队，一支号称可以抗衡整个俄罗斯南方军区的军队，不仅在叙利亚内战中节节败退，更是在一夜之间丢掉了几乎全部的政治资源。这一场突如其来却组织严密的政坛风暴，让人很难不怀疑埃尔多安是早有预谋——这么想的时候人们的脑海中已经开始逐渐浮现出手机视频里的那张脸，是的，埃尔多安毫不惊讶，从来不惊讶。
西方与伊斯兰：持续十四世纪的异质文明较量
靠20世纪的四次政变经验是无法深刻理解埃尔多安的从容与淡定的，那只会让人们更加困惑——也许真正的故事要从一千四百多年前开始说起。公元639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在先知的指引下开始向西推进，逐步蚕食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驱动他们的不仅是对真主伟大的信仰，更有城破之后烧杀掳掠的诱惑等待着他们。仅仅十年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安条克等拜占庭重要行省相继被占领，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两大海军基地也在数次洗劫后不复辉煌，在古都亚历山大被攻陷后，罗马帝国在非洲延续近千年的统治也宣告终结。655年，君士坦丁二世亲率庞大海军在里西海域与阿拉伯舰队决一死战，自负的拜占庭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短短五年时间，从沙漠里走出来的阿拉伯人就在埃及和叙利亚海岸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海军。拜占庭海军惨败而归，皇帝险些丧命，但丢掉的东地中海霸主之位却再也没能找回。由于在战役中阿拉伯舰队桅杆上挂起了自波斯萨珊王国夺来的星月旗，而拜占庭舰队则高挂十字旗，后世学者也将这场战役形象地称作“船桅之战”。高挂战旗出战的两大帝国当时可能还意识不到，这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冲突，而十字与星月背后不仅是上帝与真主，也不仅是两种以一神论宗教为基础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本质冲突，而是两种异质文明的终极较量，这一较量就是整整14个世纪。
海战的胜利并没有让穆斯林停下前进的脚步，对他们而言繁荣的欧洲贮藏着无数珍宝和远超七十二位的神圣处女，而要想获得这些财富必须征服被誉为“众城的女王”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在8个世纪里，高耸的狄奥多西城墙与熊熊燃烧的希腊火一次次无情地将异教徒们阻挡在通往欧洲的大门之外，基督徒高喊着“凡天主目视尚可行动者皆杀”，穆斯林则号召“捍卫神圣秩序，让敌人如野狗般在你们剑下呻吟”，仇恨与杀戮沿着小亚细亚半岛一直延伸到圣城耶路撒冷，千百年来从未平息。直到1453年，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阿拉伯人的意志，终于绕道金角湾攻下了他们心目中的新罗马，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十一世绝望地呼号着“没有一个基督徒来砍下我的脑袋吗？！”随即冲入敌群消失不见，欧亚大陆最后的桥头堡就此陷落，她的名字被屈辱地修改成了所有穆斯林对她渴望的化身——伊斯坦布尔，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进城去”。“地中海三部曲”的作者罗杰·克劳利提醒我们，这场旷日持久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战，其持续的时间比它结束到今天的时间还要长两个世纪。他也许是想引领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终极对立，亦或普世价值指导下的现代化同质社会，究竟哪一个才是更加恒久的历史主题？
凯末尔
今日的我们或许真的被后一主题所“蒙蔽”了。自伊莎贝拉女王1497年收复格拉纳达之后，四个世纪欧洲都不再为穆斯林的汹涌浪潮而忧心焦虑，正是这四个世纪里原本不相上下的基督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前者开辟了新航路与实验科学，完成了现代启蒙与工业革命，开始走上“驯化世界”的伟大道路；而后者则在帝国的迷梦与真主的虔信中迷失了方向，全然不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到1920年凯末尔站在旧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环顾四周时才发现，小亚细亚的四周强敌环伺且个个蠢蠢欲动，他们以不再需要打着十字旗来为他们的贪婪遮羞，基督徒们已经成了“文明的使者”，这场原本捍卫各自主神的“圣战”已经沦为完全错位的“殖民战争”，不要说突厥奥斯曼的帝国残阳，就是伊斯兰灿烂的文明都已被视作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在“保国”还是“保教”这个困扰所有被殖民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凯末尔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只有一个强力的世俗政府才能将土耳其建立成为可以抵御外辱的现代国家，也只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保住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的重要战略位置，不致沦为西方列强殖民的对象。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乃至所有后发现代国家都只有这样一个选择，土耳其只是迅速填好的答案，驱使他们的并不是文明的荣耀，而是屈辱的恐惧。这正是土耳其军方对政治巨大影响力的来源，也正是20世纪军方政变的底色，他们不仅捍卫自己的利益、捍卫世俗势力的利益，他们捍卫的是整个土耳其共和体制。
“例外中的例外”萨达特与他的和平原则
土耳其做出了西方人看来“正确”的选择，因为就像它的版图一样这是一个深深嵌入欧洲的国家，它与欧洲地缘上的牵连是宿命的必然。但其他伊斯兰国家则选择了“不选择”，他们仍旧坚守着对真主的伟大信仰和作为战士的坚毅精神，各自慢慢摸索着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现代政治毕竟也还是权力政治，如果不能重新梳理权力的来源与归属、妥善安排权力的制约与限度，就难免陷入极权或独裁的漩涡中。上世纪的西方学者常常站在民主化的立场上对伊斯兰世界大加批判：莱奥纳德·宾得用“缺席群”（cluster of absences）这一概念来形容中东地区缺乏现代民主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其中包括“自由观念的缺乏、自治人团体的缺乏和自信的中产阶级的缺乏等等”；丹尼尔·派帕斯还通过探讨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而断言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最多、民主最少，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的地区——所有这些理论归结成了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即“中东例外论”。然而就在这样的“例外”中诞生了一个“例外中的例外”，那就是萨达特治下的埃及。
军人出身的萨达特在纳赛尔的指引下走上政坛，并在后者逝世后接过了新建立的埃及共和国总统一职，上任之初的他就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败之耻，而日益白热化的美苏争霸在中东世界投下的巨大阴影更是令整个阿拉伯世界战栗不已。此时的埃及比1920年代的土耳其更加缺少出路，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没有任何一个充满希望。萨达特选择了“不选择”，在美苏的夹缝和阿拉伯世界的混沌中他坚守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毅然决然地出兵西奈半岛收复失地，却又以同样的宽容与慷慨亲赴以色列展开和谈，长达三十年的阿以冲突在他的手中得到了本质上的缓和。当他只身前往耶路撒冷时，或许并不愿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把自己比作劈开红海的摩西，但也许他真的想到了8个世纪之前的另一位伟大的埃及领袖萨拉丁——当萨拉丁在巨大的军事优势中决定亲自同狮心皇查理谈判、并最终允许基督徒出入圣城时，他一定和萨达特一样渴望着同一项神圣的人类事业：和平。“耐心地争取胜利和和平、或争取作为我们一切军事、政治、外交努力的最终胜利的和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萨达特将它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大目的，也是其奋斗一生的目标。也正是对和平的追求，让萨达特和萨拉丁同时获得了西方与伊斯兰两个世界的尊重。
萨达特
萨达特是“例外中的例外”，不仅在于其强硬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外交斡旋，更在于他揭示了某种植根于西方世界观念深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只不过是当年对抗穆斯林的基督徒心中仇恨的变种。“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一日，隔阂与冲突就不会得到彻底的消除，无论是美苏之间的权势冲突，还是阿以之间的宗教冲突，甚至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文明冲突，都源自深切的怀疑和猜忌。一神论背景的基督教孕育出了一元主义价值观的现代性，这并不值得奇怪，而包裹着自由平等鲜亮外衣的“普世价值”大旗之下仍旧是那艘地中海上烧杀掳掠的战船之时，现代政治的缔造者自己已经忘了宽容与理解才是现代性更为本质的价值，是超越民族、宗教乃至文明的人类共同希望。先进国家可能难以理解列文森笔下徘徊挣扎在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两极之间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但身处夹缝中的中东国家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全都是业已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受害者，长期处于被剥削压迫地位的民族想要以暴力方式奋起反抗并非难以理解，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萨达特选择了和平，他比同时代的“现代发达国家”还要理解现代政治的最终夙愿，并竭尽一生去追寻。尽管他无数次宣称自己选择站在人民、站在真主一边，但它为世俗政治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任何自称毫无宗教偏见的人都无法企及的。
然而，“只有战争从未改变”。宗教极端主义容不下对异教徒的和平与宽容，保守的阿拉伯世界也跟不上萨达特追寻的脚步，国内外的反对与制裁日益高涨，直到一颗手榴弹扔到了阅兵主席台上。现存的影像资料没有清晰地录下萨达特的表情，他是否像埃尔多安那样毫不惊讶？在萨达特的墓志铭上人们写道：“他是战争的英雄，也是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历史是上帝写就的绝妙讽刺剧，自从布鲁图斯刺杀凯撒之后，很少听说怀着崇高理想的刺客，偏偏多是伟大抱负的政治家被刺身亡。但我们不禁要反问列位看官：如果并不知道明确所指，那么一位怀揣和平理想的伟大领袖被恐怖主义者刺杀，与一位坚持宗教保守打压言论自由的总统在平息军事政变后对国内异见人士大清洗，究竟哪个听起来像是20世纪的故事，哪个更像是21世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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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遇刺现场
“基督教对抗穆斯林”：一个宗教冲突的陷阱
相信此时已经有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土耳其军事政变是必然，政变失败也是必然”了——军方作为世俗势力的守护者必然对过去五年土耳其社会向伊斯兰宗教保守主义倾向急剧下滑感到紧张，但这一倾向背后，是整个中东社会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秩序混乱、邻国叙利亚内战引发的汹涌难民浪潮与恐怖主义威胁、土耳其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加入欧盟申请的受挫以及欧盟自身成员国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以及背后更加根本的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对其剥削的不满。埃尔多安的上台与连任，和这次政变的迅速压制，更体现了土耳其国内的民心所向。在传统的中东安全观念里有三个大国支撑着中东秩序稳定：埃及、沙特和土耳其；而埃及政变引发的政局动荡刚刚平息，沙特依仗着石油资源而迅速拉开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差距，土耳其有今日的闹剧，实非偶然。
难民危机与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让很多人又回味起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不仅断言“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有限……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浪潮而是伊斯兰主义”、“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更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视作基督教文明在冷战后21世纪的最大“敌人”。事实虽然验证了亨廷顿的这套理论，但支撑这套理论的到底是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还是延续千年的宗教仇恨？到底是谁披着“世俗”的外衣，脑海中却沸腾着千年前十字军东征时铲除异教徒的喧哗？又是谁被扣上了“宗教”的帽子，实际上却是宣泄着对世俗政治差异性结构的骚动？这样错位的“世俗”与“宗教”之争，最终必然塑造出埃尔多安这样的两面派，他借用伊斯兰保守派的力量来抗衡同时来自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又依靠权势政治的混乱，趁机试图完成“大奥斯曼国”的美梦。似乎“世俗派”和“宗教派”都对其无话可说，症结恰恰在于当应用“世俗对抗宗教”的话语之时，就已经陷入了实际上是“基督徒对抗穆斯林”的宗教冲突陷阱里了。
萨达特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摆脱这一陷阱的答案：正是西方世界眼中不知文明为何物的伊斯兰世界，诞生了一位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世俗政治真谛的伟大领袖——那就是化解冲突，创造和平，共同发展。西方社会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仍旧用旧式基督徒的思维思考中东政治，换来的就只有更加剧烈的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既然自认为文明社会，就应该肩负起文明社会应有的诚信与包容，否则，亲手酿成叙利亚内战并亲自吞下难民危机苦果的乌龙故事还会在历史上不断重演且愈演愈烈。世界确实又一次站到了“世俗”与“宗教”的十字路口，让我们牢记萨达特为我们指引的方向：“坦率是最简捷的道路，忠诚是最安全的道路。”坦率地面对冲突，忠诚地捍卫和平，这是现代政治最根本的原则，也是人类政治最伟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