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
——谨以此文，纪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100周年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
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簌簌而来。
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
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
齐刷刷地向迎面行来的新校长鞠躬致敬。
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惊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
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
“校长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
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
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
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连他就三人：总长、次长和秘书。
而且堂堂教育部，还是借了两间房屋办公。
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了古绝了今。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
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
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
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
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
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
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的文凭，
以“第一学府”的身份去社会上捞个官位。
老师呢，多是开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
所谓讲课，就是把讲义印出来，然后分发给学生，再诵读一遍就完事。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
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
吃过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
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们称为最佳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
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
毕业后各自钻营作官，谁的官大，
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
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
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顾颉刚说：“所以，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
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之学术渊薮。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
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
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
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
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随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
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
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
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
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意即“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
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
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
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
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
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之宏大抱负，尽展于校旗校徽中。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
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
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
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
半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
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
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
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面对邀请，梁漱溟哪里敢答应。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40年3月3日早晨，
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
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
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
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
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出殡之，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
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
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
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
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
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
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
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
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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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万鑫归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