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止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传记随笔作家，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我们不知道的是，青年时代的止庵也曾醉心于小说创作——虽然大多都被他烧毁。今年年头，止庵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喜剧作家》。
如今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这个问题，止庵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他甚至一度怀疑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小说本质上是个阴谋，编个故事把读者诱骗其中。但这么多年来，包括止庵在内，人们阅读小说的脚步却从没有停止。
你如今还阅读小说吗？对你来说，小说的魅力在哪儿？今天我们来听止庵聊聊跟小说有关的那些事儿。也欢迎你留言给书评君，与大家分享你对小说的看法。
止庵，原名王进文，1959年出生于北京。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代表作品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喜剧作家》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
止庵：小说是个阴谋，但我们需要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喜剧作家》是止庵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收录《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与《世上的盐》五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创作于1985年到1987年之间，于是它们自然带着年轻的止庵——一个二十多岁小伙的荷尔蒙及滚烫的热血。同时，它们还带着80年代的诸多烙印。
80年代，在我们当下的讲述中，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年代，充满不灭的理想与荣光。但在止庵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的八十年代。它似曾相识，却又全然新生。
止庵写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这部小说集写的，是这样一些与他们的世纪失之交臂的人：那些求而不得的愿望，爱而不得的人，以及未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剧作家》不仅属于80年代，更属于30年后的今天。因为人类的困境，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有时候，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喜剧作家》如同它的作者止庵一样，简单素净。翻开书，不见一篇前言与推荐，打头就开宗明义，一篇篇小说接踵而来。读罢所有小说，你才能在书的末尾看到止庵写的一篇小小《后记》，七八百字，大略记述了这本小说集出版的缘由。
我们熟知的止庵，是个传记随笔作家，也是个专业的读书人。如果说起周作人，说起张爱玲，说起“义和团”，乃至说起读书、出版、写文章，我们都会想到止庵。但说起写小说，我们会觉得止庵的名字多少有些突兀。
实际上，止庵在少年至青年时代，曾写过大量小说。但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止庵在25年前都烧掉了。对此，止庵说是“幸未谬种流传”。直到母亲帮他编“三十年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止庵的《河东辑》），某日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止庵这才从寄放在友人地下室的纸箱中，翻腾出年轻时留下的小说手稿。
“幸存”下来的小说共有十多篇，有些曾在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有些则没有。《喜剧作家》收录的五篇短篇小说，自然是止庵精挑细选的。选出来的这几篇，用止庵的话说，“还不坏”。
《喜剧作家》
作者: 止庵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7年2月
这些小说创作于止庵26岁——28岁之间，那时候的止庵，对人生有着强烈的焦灼感。他渴望找到自己的路，也渴望外界给予自己的寻找一些支撑与回应。少年时止庵曾经对小说创作怀有满满的热望，但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关注与评论。“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时候，一个人一件事的确都有自己的‘际遇’。”如今回头看，止庵觉得这些小说与80年代的时代情绪是错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也跟它的世纪失之交臂了。
这些如打了一记空拳般的小说，令止庵疑心，自己大概并不适合小说创作这条路。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地，是止庵当时对小说这一文体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周作人。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与废名的通信内容，两人在信中谈及一个观点：小说，尤其是“好莱坞式”的小说写作，实际上是个阴谋，写作者人为设计一个“套”，设置好一套固定的程式，将读者“诱捕”到其中。言下之意，小说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唉？当时读完，我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啊。”此言对当时将小说创作奉为志业的止庵来说，多少有些根本上的观念转变。
《河东辑》
作者: 止庵
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差不多同时期，止庵曾花了一年时间大量阅读研究庄子的著作及思想。受庄子影响，止庵那种焦虑地期望受到社会认可的心情也变得动摇了。“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不着急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可能是种“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90年之后，止庵逐渐远离了小说创作。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小说一直在止庵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向谦卑的止庵，唯独在提到自己的读者身份时，颇为志得意满。这么些年来，他虽然没有继续小说创作，但他读遍了最好的小说。“我知道好小说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儿。看小说的眼光，我有。”
如今回头再看，止庵认为，很多时候，小说比历史还要更真实。“文学给我的震撼、教给我的关于人生的事情，不比任何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少。甚至很多东西，我在文学里找得到，在哲学里却找不到”。
是啊，小说可能是个阴谋，但我们却如此需要它。
他要的，是“自适其适”
如同许多有志于写作的前辈一样，止庵是“弃医从文”。他学医出身，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止庵调侃自己道，小时候，他想上北大，但家里想让他学医，没上成北大。后来，北京医学院并入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他倒变成了北大毕业生。前几年，北大还颁发给他一项“优秀校友”的荣誉。“所以啊，好多事儿根本没法儿说。”止庵知道，命运是控制不来的，对于人生在世的许多事情，他都有顺其自然的态度。
从医学院毕业后，止庵去了积水潭医院口腔科做医生。按理说，医生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干了一段时间，止庵就动了转行的念头。因为，做医生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一人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坐下。看病人。评职称。我能看到我五年后，十年后的样子”，这令止庵感觉恐惧。
在小说《走向》中，男主角是个牙医，其中有段对牙医日常工作的描述：“患者从嘴里掏出一副假牙，带出来的唾液粘粘糊糊的，拉成了长长的丝。他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不是厌恶，不是蔑视，也不是愤懑，只是有些担忧，觉得应该再把一切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它们——那些动作，那些器械，那些声音，将他孤零零地抛在这儿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属于他，什么都与他无关。那么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牙医止庵，最终还是转行了。
青年时代的止庵
他去了报社做记者。在报社的几年，是他创作小说最集中的一段。再后来，他去了外企做销售，做得风生水起，收入比之前多了很多。也是从去外企工作之后，他停止了小说与诗歌的创作。
但有一点，从他二十多岁起，就没有变过。那就是他看待世界与人生的方式，或许在这一点上，止庵受庄子的影响很明显。他很赞同庄子所主张的，人要“自适其适”。所谓“自适其适”，当然是要自得其乐。其实它说的，就是人的自由：不勉强自己与别人一样，也反对别人把意愿强加给自己。人通往自由的路，说到底只有这一途。
在这样的“自适其适”中，止庵读书写作至今。这种“自适其适”并非是简单的自得其乐，它是早早认清了生活的无意义、荒诞、绝望之后，又安然接纳了这种绝望，并且与这种绝望和平共处之后的选择。如同书名《喜剧作家》所提示的，这并不是一种软弱的悲观，而恰恰是一种有力的勇敢，甚至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喜剧作家》正与此呼应。对此，止庵自己有过恰如其分的解释：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那么，《喜剧作家》，正是这样一部负的、向下的作品，描写了这样一群负的、向下的人。然而它的珍贵之处，或者说小说的珍贵之处，却正在于此。它揭示了人类最深的绝望与困境，而这种揭示本身，正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大真实。
对话止庵：
“应当讲讲翻译文学的影响，文学史里缺这章”
新京报：您挑选这几篇小说时，有什么“标准”吗？
止庵：这批小说一共有十来篇。对我来说，不必一定要再出版这些小说。所以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我说得给我点儿时间，把这些小说全都重读一遍，看看到底写得怎么样。
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些小说中有几篇还不坏。我又拿给几个平时也喜欢读书的朋友看，他们也觉得不坏。那就出吧。找出来的十多篇小说，有的离八十年代太“近”了。比如讲退休之后的老人去剧场看戏的快乐；还有写当时的一个高考落榜女青年如何通过穿着打扮而建立自信……这些故事因为太靠近那个时代，现在读就觉得“过时”了。选出来的几篇，离八十年代的具体生活相对“远”一些，拿到当下来读，仍然有很多情绪上的相通之处。
新京报：对，小说中对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了三十年来看，我们当下的人还是如此存在着，这种对存在的感受是相通的。我们看到书封上用“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来概括这部小说集的主题。你自己会如何描述这部小说的调子，有更精确的概括吗？
止庵：如果要给这部小说挑几个关键词，我觉得是绝望、挣扎、徒劳、无意义。听起来是很灰暗，但我到现在读小说，能接受的、好的文学其实说的都是这个东西。
这几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个人开头进入了一种尴尬、困难的状态，到结尾也没有变得更好。人生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有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可能都是自以为是的。我不想给出虚伪的解决，虚妄的希望。文学是揭示一种状态，不是给出一种解决。
创作《喜剧作家》时的止庵。
新京报：整部小说集给我感觉是非常现代派，非常先锋的，从中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你，里面充满的是个血气方刚、暗流涌动的写作者。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
止庵：这些小说都保留着我当时写它们的样子，没有改动过。我也没法去改它。我已经不是当时创作这些小说的那个年轻人了，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小说里的主体都是很年轻的人，同时他是很多愁善感、很孤独的，对生活有强烈的焦灼感。这种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的。比如《走向》，从头到尾贯穿着这种焦灼感。有了这个焦灼，这个小说才成立。
给我影响最大的，应当是卡夫卡。实际上，这五篇小说我都能读到对应的源头，这也无庸讳言。但这种影响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把它搬过来，还有一种是要把它“化”掉。我觉得我这些小说还是消化了很多东西的，没有那么直接。
《姐儿俩》这篇很明显是有毛姆、日本作家井伏鳟二的影响。《世上的盐》我觉得是比较像法国的青春文学，可能还有点川端康成的影响，写得比较唯美。《走向》受莫里亚克的影响。《墨西哥城之夜》注重客观描述，这是受福楼拜影响。《喜剧作家》应该是受过伍尔夫《墙上的斑点》的影响，那时候还没读过《尤利西斯》全本，但看得出来也受了它意识流写法的影响。
《卡夫卡文集》
作者: [奥]卡夫卡
译者: 高年生
版本: 作家出版社 2011年3月
新京报：《喜剧作家》这一篇写法非常特别，令人印象很深刻，有各种人物意识上的穿插描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用了非常多省略号。看得出这篇小说创作时是很费心的，能讲讲这篇小说的创作吗？
止庵：当时我对话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只要有话剧就去看。写这篇小说就有意识地要写一个戏仿剧本的东西，想让小说有舞台感。这个小说里每句话都是内心的台词，它看起来是个小说，其实里面是个话剧。省略号都是内心各种想法、心理、意识的交替。
我写小说甚至比我后来写文章耗费的精力还要多，我记得当时住在一个很小的小房子里，特别冷，写得脚都生冻疮了。写小说是很耗费人心的，写文章相对比较平静，情绪上不会有那么多拉扯。我自己身上有非常敏感的一面，神经非常细，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就知道他开不开心。写小说其实是要把这一面不停地放大。
新京报：我们现在看80年代，觉得那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年代。你们那时候都读什么书？整个时代的文学氛围是怎么样的？
止庵：这种氛围其实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大家都很爱读，但找不着书。后来过来一批西方的思想、文学作品，大家都是如饥似渴。
影响最大的是萨特，那时候还没有他成本的书，都是这儿一篇，那儿一篇，大家到处搜罗来读。他有本小册子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流行读物。他说人能确定自我，这现在听起来好像很浅薄的道理，但当时特别鼓舞人。还有尼采，他讲“上帝死了”，否定旧价值，打破旧权威。还有就是弗洛伊德，让人认识到人心理的无限复杂。文学方面，当时有大量的海明威的作品引介，还有契诃夫、毛姆，当然还有卡夫卡……
那个时候的作家，几乎每个人你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源头。咱们的文学史缺这么一章，应当好好写写翻译文学的影响。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作者: (法)让-保罗·萨特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9月
新京报：你后来停止了小说跟诗歌的创作，但是文学阅读一直在你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你如何看待小说创作跟阅读的关系？
止庵：对我来说，阅读也是一种写作。你的脑子是紧紧地跟着作家走，看他走到哪儿想到哪儿，看你自己能不能跟得上。
拿卡夫卡举例，他写的《城堡》、《审判》我都能跟得上，但是《地洞》里面对焦虑、恐惧的描写有好几个层次，那个最深的层次，是我没想到的。到最后那个动物的恐惧到什么程度呢？它要在自己本来的地洞口再挖一个小洞，藏在那个小洞里看着原来的地洞，防备着被侵害。焦虑的情绪大家都有，但他最后把它写到是，我等着看我如何被这个焦虑侵害，是对焦虑的焦虑。写到这一层我就觉得人家写的太好了，已经把焦虑这个情绪写到极致了。
挑最好的小说读，跟着它一步步走，那如果把出名这些事情放下，阅读跟写作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去自己写一个拙劣的版本？作家分两种，有一种是特别知道自己哪儿好哪儿不好，比如张爱玲，非常清醒；还有一种是凭本能，凭冲动写作，比如萧红，所以她的小说有的很好有的很差，全集是不能看的。这个可能也是“旁观者清”，但一旦太清醒了，那也就没法下笔了。
《豹》
作者: （意）兰佩杜萨
译者: 费慧茹 艾敏 等译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5月
新京报：没有一直保持小说写作，你会觉得可惜吗？
止庵：不会。意大利作家兰佩杜萨，原来是个亲王。59岁开始写小说，一直没有发表，到62岁死了。后来《豹》发表后，被誉为是终结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时代的作品。所以好多事儿真的没法儿说，做的事儿就做了，没做的事儿那就是没做。
我对自己的写作跟阅读是很知足，很感恩的。写作、出书这么些年，一直都很顺利，碰到的人也都很好，没有遇到过大的波折。这几十年是好好读书、写作过来的，的确是认认真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没有说一定要写什么、做什么这种心态了。
新京报：你提到过年轻时曾计划写部长篇，还做了很多笔记，写了人物小传。这部小说还会想把它完成吗？
止庵：我是发现了年轻时的笔记本，看到当时的笔记，才记起来我有这个想法，我都已经忘了。这部长篇想写的是八十年代的那一代人，面对生活时所做的种种选择。那一代人每个人都背着一段历史，现在的人是没有历史的，每个人就是自己。现在大家都用手机，都发短信，一部电影出来大家都去看，选择和生活很趋同。大家焦虑的是一样的事情：房子，车子，工作，只不过有的人走的快，有的人走的慢，落后的人就更焦虑。
80年代是某种分水岭，出现很多变革，每个人选了不同的路， 从此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那一代人从60年代走过来，有人对经历过的历史离不开放不下；有的人就离开了放下了。当时的人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来怎么样了，这种在大时代中的变迁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还没有人去好好写过这个情绪和记忆。我可能会继续把它完成，但也是顺其自然吧。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一般如何安排？最近有读到什么好书吗？可以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下。
止庵：我近几年花很多时间在旅行上，去日本的次数最多，可能前后有二十几次了。最近还要再去。读书当然一直在读，但没有之前读得多了。最近读的书里，比较喜欢的是《科雷马故事》跟《思虑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