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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邵燕祥《闭门日札》
百年一世纪，是一种纪年的单位。不像四季为一年，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不像昼夜为一天，以地球自转为依据，日落又日出，朝阳变夕阳。每个世纪到了80—90年代，所谓“世纪末”，未必一切都呈衰落，只待过尽百年，便出现全新的转机。我总觉得什么“新世纪的曙光”之类，犹如过年期望“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吉利话，不过是明日复明日地把希望寄托到未来罢了。
我从来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相信人类总趋势是发展的、进步的。但我认为这种发展和进步，在每一个局部上不一定与时间同步，更不是与时俱进、与日俱进的。每一前进中，不仅不能割断历史，且有许多藕断丝连，还会发生新的矛盾、新的不足、新的缺憾、新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而这阶段绝不是按照十年、百年这样分期，每十年、百年中也不是自成段落的。
该这个世纪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从主客观因素看要待下个世纪解决的问题，也着急不得。
总是先有历史——人类在社会生活大舞台的活动，才有历史的分期。历史的分期更不是日历或万年历所能替代的。若是先有了百年一场的日程幕表，再演出一场场的史剧，事情倒也简单得多了。那时作下个世纪的预言，也就如登下一轮演出广告一样容易。
但人类生活注定要艰难得多。人类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不能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拧”着干。虽到了21世纪，也和两千年前的一世纪相差不多，这一点不奇怪，大家不是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吗，所以觉得两千年已是悠久的历史，只因为我们的个体生命相对太短，“石火光中寄此身”的缘故。
人类还远未脱尽野蛮和蒙昧状态，尽管自诩已臻两千年、三千年以至五千年的文明。不要只看到从家用电器到宇航飞行器的发展；把眼光放开去，有多少场景，流血与不流血的人际关系中，不仅残存着几千年前的遗风，而且甚至尤有过之！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总的说来趋向进步，但并不是发展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进步。社会进步中也不免掩盖着、夹杂着负效应，何况有时还有明显的倒退。因此，更不要以为，在不远的将来，比如下个世纪一来，就会达到理想之境了。
以为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不及身见，便消极失望的，固然未必算真有什么理想；以为理想距此一箭之遥，只需跑步过“金桥”便是，从而起劲的，也只是受了虚妄的鼓舞，并非真有什么理想为精神支柱。
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想。因为历史记录过去，也预示将来。
按：这则笔记写讫，想起郁达夫杂文《寂寞的春朝》中有一段话，他看了南宋陈亮的《龙川文集》，觉得中国（30年代）的现状，同南宋时几乎没什么两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邵按：意为怎）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陈亮字）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要驳郁达夫很容易，指出他没有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这个客观存在就够了。然而要以认真的态度，弄清国际环境、政权状况、国民素质和具有参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古今的异同，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郁达夫可能偏于多看到古今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应该还要看到古今有所不同——古不如今或今不如古的地方。
至于多看古今不同，而以为处处今胜于古的人们，则向他们强调一下古今一脉相承之处，也可以救其偏颇吧？论者当不以我为中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