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于2017年1月14日早晨故去，享年112岁。消息传来之后，刚刚参加完“周有光112岁寿诞座谈会”的众人惊愕不已，于上海匆忙又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思会。遭此变故，于是本定于1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场“周有光112岁寿诞座谈会”变更为“周有光追思会”。周老的家属、好友以及多位受其恩泽与影响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席，在一个阴冷的北方的上午，集体缅怀并追忆周老。
此次活动由搜狐文化举办，已经历经五届，从周老108岁生日起，民间就自发组织于每年开展一次庆祝周老寿诞的座谈会，以弘扬周老的学识和思想，同时在他的身上找到理解这个时代的方式。本届座谈会原定主题为 “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这个题目乃是受到了周老的“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十五字箴言的启发。
追思会上，与会嘉宾集体默哀三分钟，在随后三个多小时的会议过程中，大家或从周老的思想，或从周老的生平，或从自己对周老精神的实践出发，相继发言。在这些或平淡真切或慷慨激昂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感到，周老和他的精神其实并未走远。
以下为会议记录，未经发言人审阅。
马国川：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周有光先生追思会现在开始，昨天上午上海知识界给周老做了、112岁寿辰座谈会，上海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许纪霖、高全喜等等30多位名家都到场出席，开得非常成功，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得知周老走了这个消息，我们还在上海做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昨天晚上从上海赶过来，今天上午举行这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我们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多亏了主办方搜狐文化的于一爽和她的团队这一段一直在忙。座谈会原来是为庆祝周老1月13日的112岁生日，主题是“正确看待世界和与中国”，现在紧急改了一下，但是主题没有改变。在我们看来，周老对于对于中国的认识，以及对整个直接的认识非常清醒，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从2016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用描述性的语言说就是有很多黑天鹅出现了，以前没有遇到的情况出现了，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周老思考问题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能够促使我们引领我们更好地更正确地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国。
首先我提议共同起立为周老默哀三分钟。
默哀毕，大家请坐。
今天来的前辈、老师、朋友们非常多，还有专门从河南、广东、四川赶来的朋友，我不一一介绍。下面首先有请主办方搜狐文化的总监于一爽来说几句话。
于一爽：谢谢马老师，简单开个场，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老师。一个是谢谢大家来，这个活动并没有做任何宣传，但是很多媒体朋友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今天来了很多同行还有去年办活动的时候见过的很多老师，还有家属，尤其感谢家属过来，节哀。
昨天还在跟马老师说，今天的活动要不要继续？他说做吧，把屏幕换了一下，我也没有想会是一个追思会。之前活动忙了半个月，半个月之后，马老师说周有光先生身体不是很好，后来又好起来了，我们就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从去年开始搜狐文化跟马老师说提供一个平台的支持，为周有光先生庆生，去年的主题是关于《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也是在北京和上海办了两场，今年的主题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作为80后或者作为媒体人，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很有限，不像大家熟知他的学识，这些很重要。
我们凭什么那么热爱一个老人？这点是直接打动我的，很多年前因为工作接触过周有光先生的亲属，当时给我一个感觉是那么多年和他同时代的人基本上离开了，他很孤独，周有光先生的学识、常识，让这些话由一个老人说出来，这点是我愿意一直跟马国川合作做这件事的初衷。
其它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听各位老师的发言，谢谢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希望最后可以有一个比较正确和善良的传播，尊重周老，尊重各位嘉宾，也尊重编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马国川：谢谢一爽。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短片，现在请工作人员播放一下。
还有老先生包括四川的流沙河先生也录了视频，流沙河“请周先生做长寿的榜样，鼓舞后生小子延龄到百年”。还有邵燕祥老师，1月11日写了一段话，最近身体不适没有到场。
下面有请周志兴老师，常州人，是民间外交家。
周志兴：周先生保有三个真，真诚、真话、真理
周志兴：刚才马国川介绍了，我是常州人，其实周老的寿诞座谈会我也参加过几次，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我也是最近几年因为和张森根先生认识以后，才得到了很多周老的信息，对周老我们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今天这个会我想起来前不久我们搞一个活动，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在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健民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庆祝会变成了追思会。因为112岁的高龄，所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我今天简单讲三个“真”字。从周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三个“真”字。
第一，真诚。跟周老聊天或者看周老写的东西，我们最容易发现的一点是他的真诚，他的真诚应该是来自他的爱，而他的爱不是那么狭隘。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爱国是用非常狭隘的爱去爱我们的中国，而周老不一样。2010年周有光先生曾讲到，我们爱中国不能站在我们自己一个狭隘的国家立场上，要站在全球的立场上全人类的立场上来爱，这样才是一种大爱，如果只是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一定会斤斤计较于某一个事情、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而不是站在更加宏观的立场上。我们现在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所谓的民粹主义在网上表现得非常激烈，比如关于台湾问题，《环球时报》调查53%的人觉得一定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个一定是不符合周老的想法。
第二个“真”，讲真话。周老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张森根的书里面多次提到这个话题，有人问他，在真话和假话面前是否可以含糊一点？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尽管他已经100多岁了，尽管他的生活境遇没有那么好，他始终关心国家关心时政，用真话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更重要的，他讲真话，这个真话流传得很广。去年或者前年在周老的诞辰座谈会上，我说过一个观点，讲真话要有专长，要懂的多，能够用科学的语言来把真话表达出来。周老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真话经常是讲得既真又有一定的理论含量，能够被很多人接受，包括一些上层人士，也包括一些下层人士。因为有了专长，所以才能够把真话传播得更远。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所谓的真话就是喊口号或者谩骂，这样的真话可能也是真话，但是这样的真话是不能流传得很远。
第三个“真”，真理。周有光先生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但是他对真理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胆量，有胆量说出真理来，而且关于真理他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在当前读到这段话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不能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凡是真理一定是在不断的批评中才能正视自己的真理性，如果不让批评那就不是真理”。要有胆量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总结起来：真诚，这个真诚是要有广博的爱，站在世界看中国；真话，有专长、有水准才能把真话流传得更远；真理，坚持真理，坚持能够禁得住批评的真理。我们在周老面前都是晚辈，我们要向他学习坚持三个“真”的精神，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马国川：屠岸先生是周有光先生的表弟，是著名的诗人，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原总编辑，去年还看到屠岸先生一本书，有请屠岸先生。
屠岸：人类在死亡中生生不息地延续
屠岸：非常高兴被邀请参加这个追思会，我跟周有光先生是表兄弟的关系，他是常州人，我也是常州人，我叫屠岸，这个屠是姓母亲的姓，周姓和屠姓在常州当地是两个望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周氏家族和屠氏家族经常来往，联系密切，我从有光大哥的身上也得到非常多的文化教义。《周有光和他的夫人张允和》太长了，时间关系就不念了，张允和大姐过世以后，有光大哥本来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含有很深的哲理。他说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亲人过世了，本来他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平静下来，原因是什么？对于死亡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谁能避开这个规律，要认识这个规律，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永远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但是又是非常印象深刻。
我再读两首诗，前天准备参加有光大哥诞辰的活动，早上8：30写了一首诗：
《贺有光大哥百一二寿》
矍铄冰清耄耋超，
披沙跨海搏腾蛟；
红尘俯瞰芸芸热，
字库攀登节节高。
创意氤氲新仓颉，
拼音浩荡亮瞿陶；
明时蔼逊辞之父，
方案风云万国标。
他的拼音方案现在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全世界通行。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说我不是父，我怎么能创做一个儿子汉语拼音呢？他是把一代一代人的汉语拼音成果总结归纳起来了，所以不能是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风云万国标”万国标准化的东西。8：30写了这首诗，两个小时传来他已经过世了，上午10：30又写了一首诗《道有光大哥仙逝》。
一声霹雳电传来，
智觉惘然眼发呆……
耄耋寿翁登霞去，
群黎仰首瞩云台。
浩然正气谁能屈？
著作等身询大才！
方案实施标准化，
全球铁定莫疑猜！
我就说这些，谢谢！
马国川：下面请宋以敏老师说几句。
宋以敏：走出中国历史长时间的影响并不容易
宋以敏：我觉得周老身上闪耀着巨大的真善美光辉，超高的智者。真理总是朴素的，而表达真话的语言文字也一定是朴素的，周老不光给我们留下很多真知灼见，而且语言表达不仅朴素而且十分精准，和我们看到当前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凡是冒充真理，语言表达就是假大空，而且故作深奥。光是从周老的语言表达来讲，他留下来大量的著作，读到的人也是极大的享受，我们可以从他的表达里面获得道理。
何方得到周老多次的赞誉，有的是过誉，说何方学贯中西，不是那么回事。何方倒是一辈子追求真理说真话，尽管他有些话不一定对，不管对错他说真实所想的。跟周老的接近主要是在全球化问题上，读到周老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言论，使得何方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在张森根的介绍之下有了交往，后来得到周老多次的赞誉。全球化的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题，我跟何方商量，他就想讲几个意思。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非常重要。张森根先生在周老的学识的总结和概括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张森根把这两句话说成十五字诀，科学的一元化、双文化和三公法并列，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周老的十五字诀说成是全球化的世界观，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观概括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情况下做到周老这一点应该说很难，满清灭亡之前中国根本不知道有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是有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必须从中国看世界，不准从世界看中国。
后来中国开始有了世界观，也是半个世界观，是社会主义或者国际共产主义共同有的世界观，而且大家有规矩，必须按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共同信奉的道理来看待世界，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是腐朽的是死亡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是大好，这个不是口号是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估计形势。
中国在毛主席去世之前是做不到从世界看中国，也不允许从世界看中国，所以我们对中国所处的地位，世界形势的发展的估计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变了，我们知道邓小平对美国佩服，对日本是中性地佩服，所以才开始承认外国有好的东西，不仅资本主义死不了，还已经超过我们。周老讲的十五字诀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但是走出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恐怕还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就讲这一点。
屠岸：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到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常州吟诵有录音，代表性传人是三个，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公布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非遗。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周有光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
作者：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屠岸：吟诵一首杜甫的七律诗，唐朝有两个叛徒，史思明、安禄山，感叹唐朝的江山破碎了，今天台湾回归大陆，要祝贺很快台湾跟中国统一起来，我吟诵这首诗。
马国川：下面有请江平老师发言，江平老师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法学家，一直以敢于说话直言著称，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周老有两个特点，一为骨气，二为仙气
江平：很高兴参加这个追思会，周有光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的骨气，一个是他的仙气。我觉得讲起骨气来说，我所接触的老一辈有两类人的骨气，一类人是老同志，共产党里面的老人，他们身上的骨气体现最大的特点，从共产党内部的历史来看，从他的经历来看，反复得出来血的教训，体现了这个骨气。另外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像周有光先生还有其它一些人，他们的骨气源于一个是有出国的国际经历，另外是在国民党时期在旧中国也有过经历，然后在共产党下面也有经历，有着三个方面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骨气应该说很多东西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比较的基础上，不是仅仅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他的经验来看，他是从三个方面比较的角度得出来的。我觉得有比较的角度，他的骨气应该说更有着科学的基础，大家常常讲周有光先生提到的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这就是他的基础，有了比较有了分析有了结论，然后体现了他的骨气。
这个骨气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他敢于讲。基础在于他对国家的热爱，也就是说他对国家有责任感。周有光先生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有深厚的基础，周有光先生一直到100多岁还就中国现在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他这个发表意见我觉得并不是一般的用明确的文字来批评你，而是用一个正确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对比。他所提出来要从世界看国家，而不要从一个国家看世界，实际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现在中国弥漫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批判应该是现在很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从民众来看，从现在的政府来看甚至从现在的国际政策来看已经有很明显的表现。提出这个问题是对于现在所存在的民族主义大喝一声，这一喝应该说对人民是一个清醒剂，应该让我们看到现在存在的民族主义的现状如何，要有警惕。如果民族主义过于严重，对国家并不有利，这种骨气在现在来说是应该大大提倡的。
第二个感觉比较大的是仙气。对于中国人来说活100岁已经是一个梦想了，能够活到110岁简直是了不起了，在中国一个男性能够活到110岁恐怕很少，实际到了112岁，周有光先生对自己生命的看法上，不仅像屠岸先生所说的科学观，人死了这是自然规律，为社会空出一个空间来，这是自然科学的人生观。还有他的养生之道，应该说能够活到112岁，绝对成为人类几乎可以成仙的地步，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人活下来像周有光先生这样到了100岁到110岁之间还不断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很了不起的现象。
希望以这两点骨气和仙气来激励自己，向周有光老先生学习。
谢谢！
马国川：江平老师讲的两点非常非常好，江平老师1930年出生，今年也87岁了，头脑、逻辑都非常清楚，相信江平老师也会像周有光先生一样长寿，祝江平老师也祝吴敬琏先生等像周老一样长寿，为这个国家说更多的真话。下面有请秦伯益先生，秦伯益先生很有传奇色彩，是中国工程院的原院士，后来他把院士的头衔主动辞掉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原来的院长，是少将，特别佩服他的是这些年是一个背包客，中国、世界走了很多地方，而且一个人，还写了很多书，我现在正在拜读。下面有请秦伯益先生。
秦伯益：当下要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
秦伯益：去年10月份我到常州去做了一次报告，顺便利用半天访问了周有光先生的故居。常州的青果巷是很小的一条巷子，不到400米，保护区就有400米，在近代名人辈出。盛宣怀、李伯元、吴灜、吴祖光、瞿秋白等等，都是在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受的教育，那段时期受的教育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教育。
这样的结果使我很自然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问温家宝，“这么多年我们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我觉得一条青果巷里面产生的名人都不能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科学界、教育界各行各业各说各的，没有统一的结论。很普通民间的话破了这个题，习近平说，“只有扣好了第一个钮扣才能够扣好下面一排钮扣顺着扣下去，如果第一个钮扣没有扣对，下面的一排钮扣怎么扣也扣不好。”目前中国的教育恰恰是第一个钮扣没有扣好。第一个钮扣，基础教育，他们这一代的名人全是基础教育在北洋时代和民国时代受的，自古以来教育宗旨没有变，就是教书育人，现代教育思想有变化，从古代的老师为中心发展到以学生为中心，所谓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应该按照学生的生理、心理、心智的发育过程安排教育。
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学前六年，那时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出来，面对大千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很新鲜，所以充满着好奇心探究，那时候的教育主要应该满足他的好奇心，启发他的探究欲，那时候也是神经系统继续在生长发育，特别是形成沟通形成各种思维形成想法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培养他多问多想，多给他讲多给他介绍，而不是让他背书记这个记那个。小学时生活面积扩大了，要培养爱心，要培养公德。我是解放前完成的基础教育，那时候的公德就是爱父母、爱师长、爱家乡、爱公共财务、爱个人卫生，没有什么爱党爱社会主义说不清讲不透的东西，都是孩子身边的事。那时候有一本意大利《爱的教育》，所讲孩子身边的事，孩子看得懂、学得会、做得了，不是大而空的东西，小学培养爱心公德。我们解放以后白毛女、鸡毛信、小兵张嘎、半夜鸡叫，全是培养仇恨心、斗争心，而不培养爱心。
中学里面培养理性、诚信。在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理性，中国有教育没有教育学，有伦理没有伦理学，有法律没有法律学，有政治没有政治学，这些都有，但是都没上升到客观理性的程度形成一个学科，都是作为统治者统治老百姓所需要的政治、教育的手段。中国的理性是要长期启蒙的问题，大学要培养智慧、人格，错误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说过这句话，培根的意思是知识可以形成思维产生智慧付诸行动，通过实践产生力量，知识到力量有一个传递和放大的过程。我们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应试教育，就是图书馆里面的书最有力量。读书需要读者去转换知识变成思维变成智慧付诸行动通过实践才有力量，否则一天到晚死读书。现在的教育既不是以老师为中心，也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主观领导的意志为中心，以强化意识形态为中心，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建议小学应该开乡土课、爱心课、公德课，我是江苏无锡人，常州的邻居，太湖水、太湖美、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物产丰富，江南读书人是有特色的，从小我爱家乡，因为爱家乡而爱祖国，因爱祖国而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
中学应该开设哲学课、逻辑课、公民课，我们那时候没开，我们一切形式的政治课代替了所有这一切的课。政治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四分五裂旧中国到现在的大国，政治工作功不可没，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合适不合适？应该冷静。政治不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政治需要与时俱进，是让你随时更改甚至可以朝令夕改的，政治是充满着功利性的，因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把国家搞好，只能赢不能输，他们的肩上有民族的兴旺有国家的成败，有人民的幸福。为了赢可以不计手段，三十六计都可以用，三十六计里面很多是不道德的，瞒天过海，顺手牵羊、偷鸡摸狗，你只要赢了这是政治智慧这是军事谋略一切都对，你太讲道德的政治家是不会成功的。马英九一生清白，政治失败。可是基础课程你要讲政治那是讲不清楚的，政治课讲的是功利讲的是要变化的，基础课上讲恒定的真理性的有相当稳定的1+1就是等于2。
我们大学应该增一点预科，预科里面可以选修，培养多元人才，现在到中学里面看看高中二年级全部上完高中三年级的课程，高中三年留下来做习题准备考试。别的课不知道，我们医科就是读一样的课程，没有选修，内外妇儿等等。为什么要选修课？课堂上上的都是一样，但是一年以后我和你就不一样了，你是在医院里面做外科专家，我是在研究机构做研究，有的需要学学心理学，有的需要学习专利知识，有的需要学习外交，有的需要多学一点数学物理，各个人的发展不一样，医生里面花样多的很，有的要学文学历史，有的要学点艺术，有的要学情报学，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应该有多元的老师培养多元的学生，产生多元的人才，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全是一样的，讲求统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全是工艺品，工艺品社会上也需要，市场饱满以后怎么样？现在用人单位用人不一，求职的学生求职困难，产销不对路。有了选择的余地，人才多方向。
大学的物质建设现在很大，人文精神丢失很多。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六大措施，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考核评估、大学扩招、高校合并、学校升级，没有一项改革措施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现在学了很多一辈子用不上的知识，而一辈子需要的知识没有学，我相信教育部长、各级领导、校长、教师、家长都想把教育搞好，可是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结果谁都不满意，谁都有道理，谁都没办法，这不是坏人在办坏事，你不能说就是好人在办坏事，这是不懂教育的人在办错事。说的更明白一点，糊涂人在办糊涂事。医学也是，哪个领域不是纠结不清？我写了《百年纠结》，我们到处纠结，说不清，谁都有道理。悲剧往往发生在好人之间，这些好人自己都有追求的目的，归纳起来是政绩和功利，国家要强国有什么不对？当然对，强国要有指标要有数据要有GDP要有量。官员在追求政绩，教师要通过考核成绩来提升，家长希望孩子望子成龙，孩子自己希望进重点学校能够成功。价值观乱了，大家和大家之间很难沟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难以凝聚，魂丢了。
好在看到一些希望，习近平“七一讲话”，要不忘初心。第二天《人民日报》说要教育树人，就是要回归教学的本真，陈宝森7月份上任，10月18号在武汉高等教育会议上以“杜绝浮躁、理性思考”为题目，重点讲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高级领导部级领导谈“回归”两个字我第一次听到，回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做的不好，从前做得好，现在要回到从前的状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不亦乐乎。回归初心，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一要成人，一要成才。回归梦想，教育梦想是报国梦、强国梦，具体就是现在的双一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需要有一流的人才。
人文精神回归，科学精神没有回归，科学精神尽管也有曲折，螺旋式永远上升，人文精神走走弯弯要回来的。文艺复兴提出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使得人性回归，个性解放。启蒙运动理性回归，创造性焕发，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良性互动，取得最近三五百年来的发展。中国唐朝古文运动提出恢复先秦和两汉文风，使得文风回归带动社会风气回归，造就唐宋文明的成就。我们现在有没有回归？也有，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创造，这不是改革，这是回归，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来，马克思本来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自己去把领袖的话当最高标准了，结果错了，现在回来，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来。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定位的回归，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认准了我们要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很长，新民主主义都要15年、20年甚至更长。
继承和创新，要克服教条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捆绑。教条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是胡锦涛时期提出来的，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捆绑的局面。有两点，一个继承传统中创新，四大文明只有中国传承，中国不断有创新，拿文学来说《诗经》、《楚辞》到秦汉文章、六朝的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断有创新，才能够把古代的传统的东西保存得很好。中国和国外不会全一样，刻意求异往往是在走弯路，我们搞市场经济是和世界求同的结果，我们非要摒弃市场经济就会崩溃。
马国川：秦伯益先生1932年出生的，今年85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而且讲得这么好。下面有请蒋彦永大夫发言。
蒋彦永：周老称自己是世界公民
蒋彦永：我的稿子原来像秦伯益这几位一样都准备得很好，但是我要从医学角度讲的，原来的稿子没用。
这张相片1月12日我到周老师家去，我到里屋，生日卡，请很多有古文经验的，这个卡怎么写好。这个老人属蛇，他生日那年还没有到龙年是蛇年，属蛇，毛晓园告诉我的。我去的时候教育部长带了很多人去，小庆要求大家可以进去看，不许照相，不要说话，表示见到他了祝贺他就行了，周老先生。当时我把礼物放到周老先生的身上，小庆拿贺卡在周老耳朵边上念给他听，我看他眼睛好像听得明白一些，我跟周老握个手，他有一点点劲。我说你舌头伸过来我看看。
我和小庆出来商量周老的病情，2016年12月27日从协和医院出来，肺部有点感染，控制得很好。住院的那一天我知道协和的于康是搞营养的，他妈妈住我们楼下，我有她手机，我给于康打电话，于康说我们千方百计稳住他。老先生的医生告诉我，他的导师是戴玉华，呼吸科的老师也是一流专家，他们很关心，高干病房工作如履薄冰，大家非常仔细的，医生经常把情况跟我讲。小庆也经常把每天的血压、白血球、体温变化发图给我，我也知道，我很高兴。他从协和出来每天喝500毫升左右的营养液，有时候加点米汤，近半个月来入量越来越少，尿量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少，特别是临近生日这几天不断有人看望他，荷庆虽然严格控制不许看，但是消耗老爷子不少精力。我出来和小庆说，周老就是喝营养液，静脉得补充一点，出院以后半个多月一点没补充，尿越来越少，全身代谢都乱了，我说你尽快给他想办法到医院检查。生日在医院里面谁也看不了他，小庆答应尽快，那天小庆半夜三点把周老送到协和，没有救活。
1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今天凌晨去世，享年112岁”。之前有很多媒体给我打电话，我说国家没有正式公布。新闻有两条，一个真实性，一个时间性，你们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别抢时间，等正式有结果再报。后来中央台播了，下午5点多一点，就这么两句话，周老先生为人正值，待人诚恳，珍爱生命，他曾经很诙谐地说，上帝把我忘了。现在上帝把他叫去了，可能变好事了。希望他在天上和他的夫人、宝贝儿子共享天堂之乐。
周老先生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他的汉语拼音组成了中国和世界相连的桥梁，他的贡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老称自己是地球村公民，对国家充满信心，将来必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周老先生住在301，他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讲得非常好，代表老百姓的声音，凭这一条给温家宝写了一封信普通件寄过去，过两天他秘书接到了，说信寄到了。下午温家宝去看了，院里非常重视。说明温家宝总理对国家有贡献的老同志还是非常重视。
马国川：下面有请谈庆明先生发言，谈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资深研究员，是著名科学家，他和周有光先生的公子周晓平老师是同学。
谈庆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寻求规律
谈庆明：昨天知道周老仙逝，周晓平是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在这里借此机会表示对他们父子俩人的深切怀念。人们崇敬周老多半是因为他创立了简化汉字，为大家提供了给养方便，然而周老退休以后在家里写了很多散文，被张森根先生发现了，帮助他出版了一系列书，第一本书我看到的是《朝闻道集》，这些书对大家进行了启蒙式的教育，我认为这实在是周老更大的贡献。
今天发言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这个角度，这个会议上自然科学的人不多，来讲讲我对周老启蒙的一些体会。我在1952年跟周晓平一起到了北大，立志做科学家，我考的理科，想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四年后我毕业，分到了钱学森刚刚建的力学研究所，跟随钱学森、钱伟长这些科学家工作，而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回国的时候的目的是科学救国。一直到我2000年退休，发现我们老少两代目的都没有达到，力学所没有为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问题以及发展力学学科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也发现建国半个世纪后国家的面貌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我国的科学教育基本上失败。钱学森去世以前，曾向温家宝提出一个问题叫“钱学森之问”，其实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很多回答都是不重要的。80年代末我不得不进行反思，我读过巴金的《随想录》，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等等，这些年来中关村的老教授们常在一起进行反思，多次研讨科学教育的现状，最近还请人报告讨论什么是科学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在于政治运动冲击了科研和社会学，思想意识形态冲击了科学，二线管理人员管制了一线研究人员。
2010年6月5日，晓平邀请我有幸造访了105岁的周有光老人，我预先阅读了老人刚刚年初发表的《朝闻道集》，准备向老人请教问题。那天收获极大，老人非常开朗，他说老人是活一天少一天，而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上帝忘了我。当我介绍，我和晓平1952年进的北大，在北大大礼堂很冷的天气看苏联的话剧《幸福的生活》，我们当时羡慕地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时候老人会心微笑着说“对啊对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立刻觉得老人智慧、敏锐、风趣。
从这次访问以后，我继续研读他的好几本文集，把科学说得通俗、透彻，使人开窍。他说的话今天引用两段，“历史的演进和人类认识的进展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玄学、科学三个时期。科学的特点重视实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标准就是一元性，科学的真伪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寻求规律，周老这样说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它是否也经历了神学、玄学、科学三个阶段，社会科学仍然是人们不敢深入思考和讨论的禁区，开放以来也开放了一些禁区，例如可以讨论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市场经济等等，都应该通过实践来检验。周老风趣地说“五四运动不断深化提出了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建议，这个建议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遗憾地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形。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擅长合作演唱人员转，现在赛先生一个人来只能一人转，应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评价。
最后我想引用先生一段高瞻远瞩的话作为结束，他说“世界很多国家好像都在开运动会，都在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可以向前去，可是有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历史的误区走不通，迟早要回来，整个历史就是这样的。”寻求规律是科学的，这就是周老的科学观和世界观。
谢谢大家！
马国川：谢谢谈老师，从科学角度总结了周老的思想，下面有请张森根老师，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工作，几次周老的活动都是他来阻止我来协助，周老的书他也在积极推动出版。欢迎张老师发言。
张森根：称周老为“汉语拼音之父”，是对不起他
张森根：真没有想到，周先生这么匆匆忙忙走了，原先我也有思想准备，周老走了人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会永远存在下去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闪光点将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公认。如今坏，周先生可以跟他最喜欢的太太、儿子、活到没有几岁的女儿在一起，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说老实话，周先生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都写了，你们想听就听，不听就拉倒。他交代的东西基本上都交代好了，他就这么走了。
昨天回来以后在火车上，我从常州赶北京，我和马国川通了一个电话，他让我确认。我说不能确认，可能大概百分之七八十，我说咱们先不说。第四个电话告诉我，他真的到周老家去了，知道周先生走了，我才相信。
“汉字拼音之父”，周先生是不同意的，读过周先生书的人都不愿意这顶帽子加在他头上，对不起老先生。周先生几次跟我说，“凡是读过我书的人都不会把这顶桂冠放到我头顶上”。
我的文章最重要强调周先生的15个字，“从世界看中国”，周先生的全部精华就是15个字加上128个字，大家读懂它、用懂它是对周老最大的尊重。怎么给周老正确定位？我给周老先生有六个定位。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了不起的伟大的爱国者。20年代长江“五三运动”以后搞光华大学，后来七君子时期，抗战八年大的搬家36次，小的不计其数，把生产搞好支持前线，周先生按不顾个人危险在长江支流上撑水上飞机，都是很危险的每次往返。他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夫妻俩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一定要走。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走？他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日本的留学生找你麻烦，一定要走。另外一个爱国的表现，组织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干一行就干一行。
第二，他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年纪最大的诤友、挚友。最长的一生都是说真话，说老实话。他有什么意见都是心平气和，从学理的角度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举两个例子，汉语拼音的方案当时争论很大，一个人说用罗马字，一个是用民族形式，在会上压倒优势的都是民族形式，有一部分人主张俄罗斯的斯拉夫字母。周先生几天的会一句话不说，后来有人到他家里询问，周先生你到底什么意见？我不说了，看看我这本书《字母的故事》，周先生看得很远，一定说真话。
第三，周先生是参与了汉字拼音方案的设计、推广、制作，他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周先生头衔很多，汉语拼音一大堆，再找到明朝清朝都可以去说，周先生相当清醒，很多文章都是语言学家的老前辈在制订汉字拼音方案、汉字问题上的共性，哪个人都没有忘记，都写了。
第四，周先生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如果把周先生定位在仅仅是语言文字学或者拼音文化上的贡献，对周先生是不公正的。现在有的人认为周先生到了80岁主要贡献就是语言学，这种看法我不能同意。他的启蒙思想表现在哪几方面？十八大前后周先生几次到我家来，他说我向你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知道周先生幽默的很，老向我请教。“事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力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后来周先生很兴奋，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你说的一锅煮太好了。
周先生在思想文化里面首先提出不要分东，不要分西，不要姓资、姓社，小平同志在经济领域带头说不要姓资姓社，而周先生带头在思想文化里面不要谈姓资姓社。
周先生把中国历史上两个文人鲁迅先生的斗争性硬骨头加上胡适先生的圆润性结合起来，两位老先生的长处美德周先生都学到身上。
第五，主张终生教育，百岁治学。他这一生没有各种文凭，就一张文凭，光华大学的文凭，主张老年人读书，老来读书是最好的养生。他说，我85岁以后回到家里，专业书不看了，我发现好多事情不懂，我要扫盲。周先生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85岁左右开始写的，我们80岁已经写不动文章了。
第六，老先生创造了生命时的极简，不讲究养生家，人家给他补品他不吃，就吃青菜豆腐，吃的很清淡。周先生几次讲，我们家现在几个人，两个保姆加上他，经常拉着手跟保姆说，有些话不跟我说，可以跟两个保姆说。周先生是3个35岁，寿命比清朝的四个皇帝加起来101岁还多出几岁，他面对什么事情岿然不动。
谢谢。
马国川：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老师也写给我们一封追思短信：走过一个多世纪，周老先生经历过光明也经历过黑暗，看到了太多的丑恶，也看到过美好和善良，然而最重要的是老先生本人能够在最为黑暗的情况下，在眼见历史开倒车时仍然坚信人类的普遍价值，坚信历史的进步，坚信文明必将战胜野蛮。他心中有不灭的火光，这是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为了我们子孙后代，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雷颐：他让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
雷颐：我和周有光先生有30年的交往，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还骑铁皮的小三轮车。大家都对他的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的很多，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国家语委做计算机人工语言，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他在这方面做的贡献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说出来。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1987年周先生让我看到。
周先生之所以那么长寿，他的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四合院很小，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摞着，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觉得这就是让我锻炼身体，让我休息一会儿。他在小房间里面，大四合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有一个电铃。他的心态总是这样，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原来他学西方经济，在各种经济论文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有的都是英文的。转行到这个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理科的，这方面的人生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炎黄春秋》的会议上，106岁了，他提出了现在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国家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
周先生的书没有什么很长的，都是短短的纲领性的，一下子纲举目张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语言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谈到从世界看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脉搏。中国是天下，世界以华夏为中心，所谓的世界就是中国，中国是管理万国的，这种思想实际上从近代以来打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很艰难地接受。条约体系，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体系，天朝史官或者天朝最后崩溃，到现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从世界来看中国，看国家。
我就发言到这儿。
马国川：下面有请陈浩武老师发言，陈老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著名的企业家，这些年在推动推动社会公益和社会进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陈浩武：我做世界文明的工作是在践行周老的倡言
陈浩武：谢谢，昨天刚刚晚上从伊朗飞回来，下飞机打开手机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看到周老仙逝，我给马国川发了一个消息，今天的会议继续开吗？他说，继续开，主题不变。尽管倒时差，我今天早上很早爬起来。
“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这个题目非常好。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周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知，非常了不起的人。从日本转型来看，一个国家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非常伟大的思想家，用他的思想光芒去照耀这个民族转型的道路。不是靠传统，不是靠武器去改变这个社会转型，而是靠思想，周先生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他教导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后人要有一个新的视角，要从世界去看中国。我从学校退休以后到现在花了五六年时间在做一个事情，其实也是在践行周先生所倡导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世界文明。我们这些年来不断组织学者、企业家到世界各个地方特别是中东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地区去看这个世界的文明，我们对帕米尔地区以西包括地中海以东的历史知道的非常少，这个领域当中都有知识的盲区，我们不懂得两河流域的文明，不懂得古希腊的文明，不懂教皇，不了解文艺复兴，我们还是在华夏中心、农耕文明中心、中华文明中心的圈圈里面打转，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民族很难接受普世价值。
我到伊朗去主要寻访古波斯文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伊朗的现状，我得到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能不能重新走向闭关锁国？原来中国每年有一亿人到境外旅行，通过这种旅行可以体察到西方文明，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变化，只要这个国家保持开放的状态，我们的改革是有希望的。伊朗，一个已经开放的国家完全有可能重新走向闭关锁国，从巴列维时代到赫白尼时代，在巴列维时代伊朗这个国家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1868年到1978年GDP平均每年增长16%—17%，1978年伊朗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2600美元，整个中东地区是最发达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重新走向政教合一，在伊斯兰教之下跟西方全面抗衡，年轻的大学生占领了伊朗驻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影《逃离德黑兰》反映了那一段历史。这些大学生当中出来一个总统，这个人叫内贾德。由于这帮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宗教信徒成为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重新闭关了。今天的伊朗到现在经过36年，人均GDP只有赫白尼时代的1/2，伊朗的失业人口有一千万，这个国家总共八千万人口，如果四千万作为就业人口作为基数来计算的话，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5%。每年有150万人考大学，但是国家的教育大学只能录取10万人，140万人不能上国家所提供的大学。整个基础教育水平、通信水平、基础设施、酒店都和我们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差不多。估计到伊朗去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把伊朗和中国做一个比较，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是闭关锁国时代，从1979年到2009年是改革开放时代，伊朗刚好是掉一个个儿。伊朗的实践充分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他将重新走向闭关锁国，重新走向落后是完全可能的。我在世界上五个国家行走，基本每天可以发微信，但是伊朗发不了微信，它的通信设施太差，很难享受到现代文明。
我们是从世界来看中国，我们在对中国未来乐观的同时表示一种深深的忧虑。不是不能挑战西方，而是用什么语言去挑战，我们是不是具有成熟的价值观去挑战普世价值，先把自己想清楚。我用一点感观来表达对周先生的敬意，我六年的时间就是在践行周先生的教导，去看世界，看世界文明，而且我还会不断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
谢谢。
马国川：谢谢陈老师，讲到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从开放状态重新走向封闭状态，非常具有警示意义，下面有请徐汝芳老师，徐老师从河南赶过来，他这几年给周老做了很多工作。
徐汝芳：周老走了，但光仍在
徐汝芳：周有光老人说：“要从世界看国家”，这是智慧，是常识，更是有光老人用心思考了这个世界之后，对国人提出的忠告。老人的思想使我受益非浅。在接到国川先生和搜狐网的参会通知后，本打算写篇文章，谈谈对学习周老著作的体会，但多次拿起笔，却不知从何谈起。反观当下，心中总有种欲语无语的感觉。但既参会就要准备个发言提纲，想了又想，索性把2016年读书印象比较深的几段感想串起来与大家交流。这些感想没有什么连贯性、条理性，只是一空闲它们就跑到我脑子里，称为杂想或许更合适。
一是对“妄议”的感想。2016年初，“妄议”之说兴起，并被列入法条。当时，我正在读马勇先生的《中国圣雄：梁漱溟传》，看到书中有这么一件事：1906年7月，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吴、范二人受命回国，试图与光绪帝联系，并通过收买太监谋害慈禧。事情败露，吴、范二人被捕。清廷无意声张，将二人递解天津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准备秘密处决。由于事涉朝廷，案件敏感，外界很少人知道，即使知道也都噤若寒蝉，更不敢报道公开案情。
这时，著名维新新志士、《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创办人彭诒孙认为应该出面揭露此事真相，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以此推动预备立宪的发展。于是派员在京津两地秘密调查，在《中华报》系列报到此案真相，引起清廷及袁世凯不满。袁世凯致电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予以查处，封了报馆，将彭判处流放新疆监禁十年，主笔杭辛斋课罪。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是非，附和匪党，肆意论说。”此案过去百多年，彼“妄议”与今“妄议”何其相似。由是我想到了西周厉王“弥谤”，道路以目，想到了子产不毁乡校，何其宽容，想到了明清“文字狱”，想到了马克思年轻时所批判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也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海量的因言获罪冤案。新世纪过去快二十年了，难道我们还要再继续让这种历史悲剧重演吗？“妄议”兴，则法治无。
二是关于唐太宗拒出文集的感想。读清人方东树《书林扬觯》，书中有段话这样说：“张扬园曰：‘唐史臣请集唐太宗文章，太宗不许。曰：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斯言不独帝王，自士大夫皆当知。自汉以后人率以文章为不朽之事，至于今日，斯风尤甚。人不耻无行，而耻无文。”唐太宗英明，他知道他要成为一个不朽的帝王，不在于编个集子，而在于做好利国利民的“德政”。试观今日书店，政治人物文集如山。想以此传之万世吗？恐怕不可能，只能速朽。这从没有人拿自己的钱去买，公费发的没几个人看可知。想以此牢笼天下人，定于一尊，作思想教主吗？这只能走上专制极权的老路，而历史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三是关于颛顼帝“绝地天通”的感想。这几个月，阅读了大量关于炎黄五帝时代的资料。对黄帝的孙子、五帝中的第二帝颛顼帝“绝地天通”特别感兴趣。说的是颛顼帝继位后，社会出现“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都可与上天通话，解释天意的情况，造成思想混乱，社会秩序出现问题。据《国语》、《史记》记载，颛顼帝很有作为，面对这种情况，他采取的法子是强力干预，“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就是把当时几座地位崇高的名山封起来，不让群众随便登山与天往来，与天神通话。能解释天意的只有他颛顼和两个司天与地的大臣南正重与火正黎。于是人的思想就比较容易地统一起来了，颛顼帝也就成了宗教主。这件事使我联想中国的帝王们不让人讲话，不让人独立思考的历史真是悠久，也让我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及中国人历史上思想一代比一代萎缩的原因。难道中国的强大就只能是在思想归于一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吗？实际上，这样的所谓强大，从来都是表面的，不会持久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这些杂想用周有光老人从世界看国家的思想衡量，是非立判，同时也能觉出在一个法治文明的正常过度里，这种纠结是不会有的。这也说明，我们国家要摆脱诸如此类挥之不去的阴影，还有很长的政治革新路要走。这一点周老晚年的著作里都有答案，这就是走与世界文明相通的光明正道。中国只有在这方面坚定不移扎实求进，改革才会取得实效。周老曾说，他看的是河床。但现在有一股浊浪却正聚成逆流，猛冲堤岸，明白人无不为之忧心。但愿21世纪的中国，不会从“规律”之道上掉入路沟，也愿后之国人不会为今之国人哀。
周老走了，但光仍在，他将永远是一盏照亮世道人心的明灯。
马国川：下面有请余世存老师，余老师是非常著名的独立学者，这几年有很多著述，市场影响很大，有请余老师。
余世存：周老几乎延续了民国以来的精神
余世存：感谢国川兄请我参加周老的追思会，说来话长，在座的诸位有很多跟周老先生都有渊源，我自己跟周老先生也有一点渊源，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在2012年的时候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当时看到知识界的一些状况心里不是很满意，就跟王俊秀先生商量要做一套“人格丛书”，定义现代文明的丛书。这套丛书想请当时的中青年学人来撰写，最后想到请谁做主编？我们想到请华文世界最高寿的周先生，于是委托他人请周有光先生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
周先生非常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这是对我们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周先生对我的工作做了很大的支持。从那时候一直没有向周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内心是非常歉疚的。今天参加追思会再次想到这段渊源，想到当代的知识人甚至是整体意义上对民国知识人的梳理，对民国知识精神的梳理，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几乎延续了民国以来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今天大家上午说的话，都已经对周先生的思想阐述得非常好了，这个思想还是民国精神，梁启超先生对民国精神的一种阐释，梁启超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从中国亚洲之中国完成这个转型之后，现在正进行世界之中国的阶段，周先生延续梁启超先生的这句话从世界看中国，这是非常好的解题。
在当下的中国其实仍然是破题的工作，很多人忘掉这个命题的阐释。中国的转型要充分世界化，而不是说闭关锁国，有所谓的中国本位。其实连中国本位这种话在转型的过程中都可以不用提，我们确实在地球村里面应该有人类精神，人类本位才可以。前不久出版一本书《时间之书》，谈二十四节气，谈传统中国文化，我这是向周先生、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交一份答卷，如何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化，按孔子的意见我们在今天就是应该用公允时间享用各国产品，用中国符号，但是怀抱人类的情怀。这是现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本，以这个向周先生表达一种敬意。
刚才好多人阐述周先生的公德，周先生是语言学家，我从语言的角度为周先生的一些思想做一个注。大家都知道汉语是我们世界上言说最多的人群之一，第二大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印地沃尔多语，汉语排名第14位，远远在英语、德语、法语甚至在波兰语、捷克语、日语的后面，语言是用来交流用来表达用来沟通的，它其实相当于交通网，用语言表达世界。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个交通中心，以大陆为例，英语是北京，德语是上海，法语是广州，日语是西安，汉语是西宁，这是我们汉语的现状。汉语的活力是不够的，这是为什么从北上广看西宁而不是从西宁看北上广，周先生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得出的结论，从世界看中国，否则我们就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们13亿人说的语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语言，而且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没有抵达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国学英语学法国甚至学日语，那些语言的交通线才是抵达世界的。西宁要经过多次转战才能到北上广，这是对中国知识人的考验。
在西宁生活要抵达北上广，除了交通工具到北上广来看世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西宁这个小地方一定有一个懂世界的人，一定有一个比我们去一趟北上广更懂这个世界的人。在中国汉语世界里面像周先生是不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我2012年2013年写过一条微博，，我很称道张森根先生一句话，精英与其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这是了解世界而且了解中国的人，这不能说是一个捷径就是一个很好的通道。
以此向周先生表达敬意。
马国川：周老的怀抱、人类情怀尤其后来讲的汉语在世界上的位置还是蛮震撼的，下面有请郑勇先生，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周老和三联的渊源非常深厚，郑勇先生也在出版推广周老著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郑勇：周老对民族的未来和世界都怀着一种乐观的情怀
郑勇：时间关系，我代表三联书店谈谈周老和三联20多年来的交往，也表达以下三联人作为他的编辑，作为他的读者，也作为晚辈个人的一点感想。
今天座谈会突然变成追思会，我们缅怀周老，追思周老，追思他的生平和思想，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读他的书。思考未来的道路和选择，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在这个角度上周老是很好的思想资源。周老和三联书店的结缘非常深，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和三联的创始人前辈周韬奋先生是校友，他在“怀念周韬奋先生”专门提到，晚清和今天中国都还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并不是说启蒙运动已经终结不需要了。他对出版社的希望，他谈出版社的价值最主要是看促进了社会发展进步还是忽略了社会发展进步，后来给我们题词历久弥新，不但是希望，同时是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周老在三联书店出了十几种书累计20多册，收了周老的札记、小品，周老的短文章，很多就是几十字、几百字的札记文章，内容非常扎实，运用了新知识、新问题，涉猎极广，称他为“周百科”非常能说明问题。
《新时代的新语文》、《现代文化的冲击波》是周老82岁在家中写的，这里面探索的文化问题包括双语言时代和双文化时代最早在这本书里面出现。《21世纪的华语华文》这里面收了两篇特别重要的文章，我当年和今天读来有很大的收获“什么叫做全球化”“什么叫做现代化”，全球化、现代化还是大家现在不断提起，周老思考的角度现在看来依然非常新鲜深刻。
《百岁新稿》搜集100—110岁十年间的文稿，体会到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分量非常重，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后来广为传诵的《朝闻道集》，社会公众最大程度开始关注周老的思想。后来还有《文化拼音脊梁》在专业以外的一部分读者关注不太多。
前面的这些书累计20万册，过去20年里面周老这些书无论语言方面文化方面还有历史方面加在一起，加上三联出过类似和周老相关的《合肥四姊妹》等等再印很多次，《张家旧事》还有《周有光画传》等等，过去20年里面三联书店在周老著作出版方面是合作最多的出版社。过去20多年里面一直拜访周老或者带着周老的读者或者倾慕者到周老的家里面拜访，最近两年去的比较少。今天重读周老的40多本书，更熟悉的是三联出版的20多本书，看到周老的人生轨迹非常尤其是意义，早期作为专业学者，无论作为金融学、经济学或者语言学，离休为界后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身上的人文知识分子色彩越来越浓厚。这部分又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周老85岁以后大量阅读，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去阅读，包括写作著述，当这些著作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他关注的问题包括在《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等，周老这两年不太说，其实早几年的概念公共知识分子，他已经从独立知识分子更多独善其身，而公共知识分子更多是心系天下的角色，我能感觉到周老的身上这种身份转变。
周老先生自己描述的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里面感受很强烈，能看出他从晚清五四一录下来，接受西学又有全面人文思想的启蒙角色，或者启蒙知识分子，在周老身上体现很明显。周老让大家非常尊敬，资中筠老师说她带着悲观情绪，周老带着对社会民族未来甚至对世界是带着一种乐观情怀。
郁达夫说如果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如果一个民族有英雄但是不知道尊重敬爱那这个民族也是不可救药的。在我看来，周老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英雄，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思考甚至超越时代，而他的声音和文章是值得我们长期阅读深思的，化为我们精神的资源。当然，周老的乐观也启发了我们，郁达夫的这种悲观在今天追思周老的时候是乐观的，周老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我们在座的，还有不在场的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谢谢大家！
马国川：最后请两位周老的亲属发言，一位是毛晓园老师。
毛晓园：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
毛晓园：舅舅住院病情控制得很好，白血球很快下降了，下降以后精神比较好，跟两个小保姆说，那两个小保姆跟着他最长20年了，跟亲人一样，他说我们三个人偷偷一起回家吧。大夫没有同意让他回家，他那几天跟他们讲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老家，我听小田说，他讲了差不多有两天两夜。他讲累了就开始睡觉，出院前两天开始睡觉，出院到现在基本一直在睡觉，他就是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离开我们。
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对任何人都非常平等谦虚，非常慈爱，临走也不麻烦任何人。本来14号下午美国互联网之父温特先生要来拜见周老，中国互联网提出和推动者胡启恒院士在美国的时候知道有互联网，他觉得一定要引进中国。在见到温特以后，胡启恒向他介绍中国互联网为什么能够这么发展，是因为有一个人把汉语拼音用到电脑上，大家都可以从电脑上写汉字。温特从GOOGLE上一查，汉语拼音是谁搞的，GOOGLE回答周有光。他说我一定要见见周老，这次来就是想见见周老，14号下午两个伟人历史性的见面没有成功，非常大的遗憾。
我的大表姐屠乐琴应该来参加这个会，是我舅舅三姐的大女儿，她在南京，86岁，因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她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我帮她念一下。
尊敬的主办主持和各位贵宾，大家好！我万分荣幸受到会议邀请，这已经是我舅舅百岁以后民间自发为他召开的第五次座谈会了，贵宾们与周老师有共识的精英在寒冬腊月中挤出宝贵时间一起来研讨弘扬周老的理念获得优异的价值观，我代表亲属向所有尊敬热爱他的专家学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周老因白血球过高住院，我打电话，他热情地说，医生说指标正常可以出院，你来我家住，我的弟妹们听了非常羡慕，都说舅舅最爱大姐，我说他们也爱你们，他有大爱，小时候我们和舅舅常常在一起，抗战那年舅舅带着拖着四个孩子的我的妈妈一家逃难到四川，舅舅那时候在重庆农垦据工作，胆子很重，日本轰炸机来了，紧急情况下舅舅把我们赶紧领到防空洞，他自己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我跟他说飞机马上来了舅舅跟我一块儿进洞吧，舅舅说好孩子，我写完就来。看到舅舅很担心又很敬佩，觉得我自己长大有责任保护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舅舅身上获得无限的知识和快乐，舅舅刚刚过110岁生日不到十来天，传来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的噩耗，我差点被击倒，我赶到北京，亲人们焦急万分。110岁的舅舅和他80岁的儿子是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一对父子，儿子也是老父唯一的依靠。周晓平去世的消息当时没有马上告诉舅舅，舅舅一直让小保姆打电话，要找晓平，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拖延，我们真是愁肠百结，不知道怎么告诉舅舅才能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没有想到我住在舅舅家的那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舅舅让保姆推着轮椅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来对对牌。110岁的老人讲了他对儿子的爱，讲了儿子的病，说了儿子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最后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愁也没有用，这样的事谁都会碰到，我把《从世界看中国》印出来，让大家心胸敞开，不要狭隘。我心态好，你们不要担心我。这次对话我们讲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说，对不起乐琴，把你叫醒了，你赶快睡觉吧，又让小保姆给我加被子，怕我着凉。这就是我的舅舅。在如此痛苦面前，虽然谁也没有点破真相，但是却心如明镜。110岁的老人强忍下自己的痛苦，反过来安慰下一辈，我无言以对。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愿上苍保佑，愿上帝眷顾他，愿他的思想能够给国人以启迪。
再次感谢会议的主办组织者，感谢主持人，感谢每一位贵宾。向大家鞠躬！
主持人：最后有请沈红老师发言，她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也是周老的亲属。
沈红：周老的文字对我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追问
沈红：感谢所有的老师，屠乐琴、毛晓园两位姑姑说得太好了。老人家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位长辈，第二是一位学者。作为长辈他是特别可亲可爱的长辈，我们有机会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他在斗室之中观察天下，研究天下，这个是特别幸运的，有很多信息能够看到他在工作的状态，对他来说工作和生活是不分的，浑然一体的。我们观察到他作为长辈对所有的晚辈是那样平等，包括他身边的小保姆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这是学到最多的一点。
第二句话，作为学者完成了独立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出版书也会送给我一本，跨文化跨专业的学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学到他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们每次特别高兴有机会去获得他的赠书，这次开会的很多老师虽然我不熟悉，后半生很多对世界的思考变成了文字，这些文字对我们来说不是财富不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而是一个巨大的追问。对我来说意味着两个事情，对后一代人认真的追问，我解读了这个世界，看懂了这个国家，我把我的思考写下来。下一个一百年是什么样，这个社会会变好吗？这些著作对于整个后世的追问，认真的回答。它是一个美好的邀请，激励更多后来的学人更多知识人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