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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国民政府中曾有人将其称作是“关陇复辟”。而这个说法，则是源自北魏的“关陇集团”。我们常说“汉唐盛世”，但从体制结构而言，秦汉可为一系，隋唐可为又一系。可以说，汉承秦制，唐承隋制。两相比较而言，秦汉体制对今天来说，参考和研究的意义其实更大一些。什么是关陇集团？战略学者王伟在新书《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中进行了解读。
关陇集团与华夏治乱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的衰败，关陇地区的军事贵族集团开始凭借武力顺势攫取到了更多的权力，最终将军政、权力融为一体。关陇集团的社会组织特征非常明显：平民们平时务农，农闲时练兵，战时则可征召为军，由获得统兵权的将领指挥，这也就是著名的“府兵制度”。这种兵民一体的体制，直接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曹操创立的屯田制。如前面正文所言，关陇地区北邻蒙古高原，面对北方草原民族无休止的南下劫掠，在生存压力下形成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关陇集团上层普遍有着浓厚的尚武之风，且对出身门第乃至民族血统都不甚看重，在这个群体中，实力是最好的通行证。在当时，很多布衣子弟通过效力于关陇集团，凭借自身能力跻身于精英阶层，而由于有着浓厚的军事文化氛围，这些人中常常有可以出将入相者的文武全才——譬如唐太宗时代的长孙无忌、李世勣、李靖等人。对比故步自封、彻底断绝下层上升空间的东晋门阀制度，关陇集团显然更具历史进步性。这种局部优于整体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晚期，六卿之于晋，田氏之于姜齐，也都是这种情况，后者导致了三家分晋、田氏代姜，而关陇集团则先后产生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皇帝。
与秦汉体制相似，关陇集团同样给平民提供了合理的上升空间和渠道，同时让中央政府拥有了较高的资源统合能力，此外他们也同样坐拥关陇形胜之地——在隋末唐初，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俩曾对洛阳进行过一次规模不小的进攻，却最终并没有攻下洛阳城，但没有关系，他们只需退回潼关以西就可以安然如常，凭借太行山的屏护，其他势力极难能对李唐构成威胁。在最终打败了刘武周、李密等割据势力之后，唐军在秦王李世民的统率下再次东出潼关进攻洛阳王世充。唐军对洛阳城的围困长达半年之久，而从史料记载上看，李世民并没有为大军的后勤操过太多心，这则得益于八百里秦川沃土。
然而对比秦汉体制，隋唐的关陇集团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秦汉两朝遵循的是基于法家理念的制度治国，它的统合能力，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涵盖到天下的每一个人。汉朝末年，贵族集团的私欲膨胀导致这一理念最终被抛弃，由此最终导致了汉的灭亡。而隋唐的统合能力并非基于制度而是基于“组织”——它的统合能力只是涵盖到了新兴的军事贵族集团。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一旦人出了问题，中央政权的统合能力跟着就要受到冲击。武则天时代，为了压制李氏皇族，武则天大幅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实力，作为平衡手段，武则天同样对地方的大氏族痛下杀手，同时通过科举来选拔职业官僚，以这些方式来避免由于失去关陇集团制衡，地方势力借机坐大。然而这一举动最终依旧给唐埋下了隐患——关陇集团消亡导致府兵制随之消亡，从武周时代开始，唐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胡人为主的藩镇来保障国防安全，这最终在唐玄宗时代酿成了安史之乱，中华民族的历史也由此开始进入了自东汉末年以后第二个大衰落期，直至明洪武大帝时代才再次恢复。
本书从第一章末节“西北屏障”一直到刚才说的隋唐都是从“打天下”的角度，说明关陇的重要性；从“治天下”而言，关陇之地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地理上，以东西向来看，中国可以分成三个明显的阶梯，由西向东海拔逐级递减；以南北向来看，以长江为界，中国同样可以分成界限相对明晰的南方和北方。如此一来，一横二纵三条线就把中国的国土大致划分成了几块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如前面正文所说，正是这种地理结构造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形胜之地”，从而成就了中国所特有的大一统格局。然而这种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大一统自公元前221年（秦彻底统一天下的时间）那一刻起，没有一刻是可以称之为“一劳永逸”的：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各地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永远一致，而地理上的封闭性以及由此伴生而来的文化、经济上的相对封闭又给地方势力裂土分疆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自秦汉时代开始，国家的历次强盛无不是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疆域内的资源统一调配，而一旦中央皇权的威信减弱，紧随其后的就是国家有合无统，举国合力随即变成相互掣肘，国家因此富而不强，最终王朝要么亡于外敌，要么亡于内乱。
中央政府能否维系足够的权威性，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央权力对基层的控制到何种程度（是下到行省、下到州县，还是下到乡村）。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所在的国都地缘安全。以清末为例：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丢失朝鲜，辽东随之岌岌可危，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面临严重的潜在威胁，这最终在1900年庚子之役中导致东南几省不听调遣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臭名昭著的“东南互保”。
在全球气候变冷之前，关陇地区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重心所在。周、秦、汉、隋、唐的国都皆建于此处。关陇形胜之地并非没有软肋的，那里的软肋正在于西北方向，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地理屏障，这既成就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成了帝国的一个要害所在。初唐时代，唐军主力东出潼关，进攻洛阳的王世充，而与此同时，在长安的李渊除了等待前线的军情战报之外，主要的精力便是通过称臣纳贡来讨好北方的突厥人，以此来避免他们在长安空虚的时候，南下进攻。玄武门之变后不久，借助长安的混乱时机，突厥人的骑兵一路南下一度兵临长安城下，这迫使刚刚登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签下了史称“渭水之盟”的不平等条约。
从这个角度说，北部的边患对于帝国而言，绝不仅仅是边防安全那么简单，这里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稳定。汉、唐两朝，在其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事实上都不是特别强，这一点在汉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实施的其实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一国两制”，封王们事实上掌握这封地内的一切军政大权，长安与各封国之间，很多事只能是商量着来。而形成这种情况的诸多因素中，北部边患牵制中央精力，使得皇帝不得不有求于封王便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汉代的数次藩王叛乱，甚至多次出现与匈奴人内外勾结的情况。
要想摆脱这种窘境，仅仅依托长城被动防御是不够的，那样需要处处设防，处处储备军需物资。最好的方式，就是主动出击，到大漠、草原中去和游牧民族打运动战，最终消灭对方或是迫使其迁徙至他处，这样才能给帝国的稳定提供长久的保障。汉武帝击匈奴，唐太宗争突厥，都是大量耗费财力之举，尤其是武帝竟落了一个“穷兵黩武”的污名。但是从历史来看，这都是不得不为之举。正是这些远征，从根本上巩固了中央皇权的权威性，从而遏制了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从经济角度讲，就是实现了国内经济一体化，简化了社会运行环节，降低了运行成本。而汉唐两朝的盛世也正是出现于远征之后。一句话：富国是建设出来的，而强国是打出来的。
本书摘自王伟《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