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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注
奉上宏文一篇，按原文逻辑五次隆重推送，各位小伙伴，你看与不看，它都在这里，而你们则变得不同。
在尝试以“丁玲的逻辑”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新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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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传记的两位作者李向东和王增如，多年从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们具备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的一大优势：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她身边工作4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风采，并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对丁玲的录音采访，有的是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还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关注的创作手稿。与此同时，他们也细致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既有丁玲研究的多种史料和学术成果，以及与丁玲相关的文学与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写作这部传记之前，关于“丁玲最后的日子”、“丁陈反党集团”及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他们都有专著出版。特别是2006年出版的60万字的《丁玲年谱长编》，综合各种史料，对丁玲的一生做了详细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献和研究准备基础上，他们写作了这部传记，力图探索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应当说，《丁玲传》颇为完满地达成了这一诉求。这是目前已有的多部丁玲传记中，史料最详实、丰富，生平经历梳理清晰、准确，叙述语言生动、流畅且具可读性，评价方式也中肯而平实的一部。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活生生”而又“完整”的丁玲。
传记掌握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因而对许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过程，都做了清晰明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体认丁玲的角度，是颇为“平民化”的。书中记录和描述丁玲一生经历的详细过程，既包括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动场所的历史氛围，从而颇为生动地还原出了某种历史现场感。丁玲当年住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传记中做了细致的呈现。缺乏对丁玲当年生活的详细勘察，缺少对历史现场中的人物的深入体认，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恐怕也很难“还原”。这就把丁玲从历史的“抽象”中，拉回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中。
这部尝试写丁玲“心路历程”的传记，在丁玲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更关心她之所以如此作为的“所思所想”与“思想和情感”。对于后者，传记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评价，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文件等，描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像丁玲这样的极善书写自己内心活动的作家，这样的史料并不难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细阅读作品和深入体察丁玲的内心世界。例一是1924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体认此时丁玲对已故好友王剑虹的思念，就难以理解她之写出《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在情绪底蕴。传记将此时丁玲人际交往的基调，落实在与王剑虹的情感关系上：“‘你像剑虹！’这是她择友的最高评价”。这种描述，实则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丁玲的内心世界。例二是1931年胡也频就义之后，丁玲不久即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加入共产党，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一丁玲急剧左倾的过程，一般解释为她受胡也频牺牲的激励。固然有很大这方面的因素，但传记也用一小节“我是被恋爱苦着”，写丁玲与冯雪峰的恋情及其对丁玲革命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当年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就毫不隐晦地写到了她与冯雪峰的情感关系。传记结合相关的书信史料，展示这一时期丁玲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仍需要一定的勇气。
基于对丁玲作品和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从丁玲自身的逻辑出发，对她生命中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做出准确把握，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传记中很多。这包括丁玲南京时期与冯达的关系，延安时期与萧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交往，包括她与陈明的恋情，也包括她与周扬的矛盾，以及50年代初期与萧也牧的关系等。值得称道的，是叙述者的态度。显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绯闻”不下于萧红，曾风传与毛泽东恋爱、要和彭德怀结婚的明星女作家，丁玲的“传奇”故事并不少。但是，《丁玲传》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不回避也不猎奇，而是据可靠的史料陈述历史过程，道出丁玲的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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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熙称道这部传记的一大优点，是“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所谓“平实”，是以史料说话，所谓“平情”，是力求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这也使本书摆脱了“辩诬史”的态度。重要一例，涉及1940年代后期，周扬阻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这是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只站在丁玲的立场上看问题，《丁玲传》也尝试从周扬的心理和动机出发，解释他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另外一例，涉及50年代初期丁玲主持文坛期间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那种简单地评判丁玲用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消灭了萧也牧”不同，传记分析了萧也牧小说的内容、丁萧的私人交往、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区干部及解放区文学在京津沪等大城市面临的处境，和作为文艺界领导与解放区干部代表的丁玲的态度，从而较为丰满地呈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这使传记表现出了颇高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所谓“客观”，并不是一定能够有确凿的史料坐实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是超越“私怨说”，不仅站在传主的立场，也体认相关其他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处境，尽量对事件作出相对合理和公正的解释。这就是“平情而论”的真实涵义了。
与叙述角度、叙述态度相关，《丁玲传》的叙述结构也颇值得一说。它以十章、101小节和生动准确的“小标题”，讲述丁玲的生命历程。这十章分别以丁玲生活过的地方为对象，叙写她在生命的不同时段，在不同地点和历史氛围中的作为和思想。这就好像一幅“生命地图”，形象而明晰地勾画了丁玲一生的行止，格外具有可读性，也避免了一般传记研究的学术腔和八股气。丁玲一生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过，这些地方往往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政治中心，而同时丁玲也卷入这些“中心”之核心。丁玲的生命历程、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氛围、时代的地理学之间，因此建立了有意味的历史关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地域性标记的作家。与之构成对比的，仍然是萧红。萧红一生行迹是“从异乡到异乡”，而精神的世界却一直停留在故乡呼兰。但丁玲的一生，却真如“游子”一般，是以“四海”为家。湖湘是她生命的起点，上海、陕北和北京是她生命的高潮段落，而南京、北大荒则是她生命的低潮期。丁玲的生命遭际与地域场所的这种关联性，在《丁玲传》中做了极好的呈现。这既方便于组织传记的叙述结构，也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丁玲生命的历史广度、流动性和开放性。那同样是革命的20世纪在丁玲生命中的投影，也是丁玲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态度和生存逻辑对革命做出的回应与呼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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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宇宁，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2016级硕士研究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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