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如何写小说?

  新京报书评周刊

  几乎是毫无悬念地,每次只要村上春树出新书,就一定是畅销书。

  这样一位畅销小说家在当代这个信息如此四通八达、无孔不入的社会,竟然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神秘。书评君不得不说,村上君也实在是低调得很。

  不 过最近,我们有了个得以一窥村上内心的好机会。村上春树谈论自己创作历程的文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1月份刚刚出版了中译本。书评君根据这本书,与村上 春树来了一次“虚拟访谈”。跟村上先生聊了聊小说创作、文学奖项以及学校教育等等话题。村上春树的回答均选自这本文集。

  不管是村上的书迷,还是仅仅对小说家生活心生好奇的读者,希望这篇“虚拟访谈”都可以为我们了解文学世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谈小说创作

  “作家要从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

  新京报:您是如何走上小说家之路的?

  村上春树: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当时神宫球场的外场席不设座椅,只有一面铺满绿草的斜坡。晴空万里,生啤冰凉,久违的绿草坪上清晰地映出白色的小球。比赛中,球棒击中小球时爽快清脆的声音响彻神宫球场。啪啦啪啦,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那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机缘凑巧落到我的掌心里,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就不甚明白,如今仍莫名所以。理由暂且不论,总之它就这么发生了。

  比 赛结束后,我坐上电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SAILOR 牌,两千日元)。当时无论是文字处理机还是个人电脑都没有普及,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夜深时分,结束店里的工作后,我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开始写小说。除 了天亮前那几个小时,我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这样,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起初是叫别的题目来着)。

  《且听风吟》

  作者: [日] 村上春树

  译者: 林少华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7月

  新京报:您的小说是非常有“原创性”的作品,可以说开创了自成一派的小说风格。您如何看待“原创性”,或者说“创造力”?

  村上春树:依照我的想法(纯粹是“我的想法”而已),要说特定的表现者“拥有原创性”,必得基本满足以下条件:

  一、拥有与其他表现者迥然相异、独具特色的风格(或是曲调、或是文体、或是手法、或是色彩),必须让人看上一眼(听上一下),就能立刻明白是他的作品。

  二、必须凭借一己之力对自身风格更新换代。风格要与时俱进,不断成长,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地。要拥有这种自发的、内在的自我革新力。

  三、其独具特色的风格必须随着时间流逝化为标准,必须吸纳到人们的精神中,成为价值判断基准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后来者丰富的引用源泉。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条件都必须满足。然而在“或多或少”的范畴内满足这三条,或许就成了“原创性”的基本条件。

  《1973年的弹子球》

  新京报:作为一位“资深”的小说家,你认为写小说的人最基本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需要锻炼的特质是什么?

  村上春树:小说家的基本工作是讲故事。而所谓讲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识的底层去,下降到心灵黑暗的底部去。要讲规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须下降到更深的地方。这就好比想建造高楼大厦,地基就必须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讲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浓重深厚。

  作 家从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即小说需要的养分,带着它返回意识的上层领域,并且转换成文章这种具备形体和意义的东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时会 充满危险。想同那种深厚的黑暗之力对抗,并且日复一日地面对种种危险,就需要强韧的体能。虽然无法用数值表明究竟要强韧到何种地步,但强韧肯定远远好于不 强韧。

  而且这所谓的强韧,并非与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来说是“满足需要”的强韧。我通过每日坚持写小说,点点滴滴地体悟和理解了这个道理。心灵必须尽可能地强韧,而要长期维持这心灵的强韧,就必须增强、管理和维持作为容器的体力。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作者: [日] 村上春树

  译者: 施小炜

  版本: 南海出版公司 2010年6月

  新京报:我们都知道您喜欢跑步,写作时也极其规律。但这副作家的形象,好像跟很多人浪漫化的想象不同啊。

  村上春树:我所说的“强韧的心灵”,并不是指现实生活层面的强韧。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会为了无聊的琐事受到伤害,也会脱口说出本来不必说的话,然后又耿耿于怀、懊悔不已。面对诱惑时总是无力抗拒,对无趣的义务则尽量视而不见。

  然 而说到写小说这项工作,我却能一天连续五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始终保持一颗强韧的心。这种心灵的强韧(至少其中大半)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我 通过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才掌握了它。进一步说,只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说是“轻而易举”,至少谁都能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当然,说到这种强韧,它就像 身体的强韧一样,不是要同他人较量竞争,而是为了让此时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这 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定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感到有种不安渐渐袭上心头。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置家庭于不顾,把 夫人的衣物送进典当铺里换钱(这形象好像有点太陈旧?),有时沉湎于美酒,有时沉溺于女人,总之是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从这样的颓废与混沌中催生出文学来的 反社会文人——这样一种古典的小说家形象说不定才符合世间大众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种向往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炮火纷飞中噼噼啪啪敲击打字机的“行动派作 家”。而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区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只怕谁 都不会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众心目中的浪漫幻想上,不停地泼着无情的冷水呢。

  谈文学奖项

  “不管什么文学奖,都比不上掏腰包买书的读者”

  新京报:《且听风吟》在1979年获得《群像》杂志新人奖,您由此正式作为作家出道了,能谈谈文学奖项对您创作生涯的影响吗?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

  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开,而我还以为,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了。

  新京报:后来《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又入围了“芥川奖”。入围之后却很可惜都没有获奖,“芥川奖”在日本地位很高,你会期待能有作品再次入围并获奖吗?

  村上春树:世人为什么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 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 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 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海边的卡夫卡》

  作者: [日] 村上春树

  译者: 林少华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4月

  对 于最初这两部作品(指《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我自己也感觉不太满意。写这些作品时,我觉得本来拥有的实力只发挥出了两三成。毕竟是有生 以来头一回写东西,小说这玩意儿该如何写为好,基本技术我还不太明白。如今想来,“只发挥出两三成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一种亮点。不过一归一二归 二,从作者角度来看,作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地方让我难以满意。

  所 以,当入场券还可以,但凭着这样的水准,继《群像》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在这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难道 不是有点“过头”吗?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 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新京报:那么您对诺贝尔文学奖怎么看?

  村上春树: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 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 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 不值!”

  美国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

  美 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 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 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 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 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 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一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了。

  每 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 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 场合都惨遭无视。

  谈学校教育

  “不管何时何地,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

  新京报:你上学时是个怎样的学生?

  村上春树: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学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可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这种行为,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我不属于那约占一成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呃,往好里说,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要 说为什么对学业并不热心,理由非常简单,首先是因为太没意思,我很难感受到乐趣。换个说法就是,世界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比如说读读书,听 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 但是,当然,对于学业中感兴趣的内容,我还是肯主动学习的。

  青年时代的村上春树

  新京报:听说你从中学时代就很喜欢阅读是吧?

  村上春树:阅读当时(学生时代)在我心中重于一切。我高中念到一半时,开始阅读英文原版小说。倒不是特别擅长英语,只是一心想通过原文阅读小说,或者是想看读尚未译成日文的小说。

  我 觉得通过涉猎各种类型的书,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相对化”了。书中描写的种种感情,差不多都感同身受地体验了一番,在想象中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 间之间,目睹了种种奇妙的风景,让种种语言穿过自己的身体。我的视点多少变成了复合型,并不单单立足于此刻的地点凝望世界,还能从稍稍离开一些的抵挡,相 对客观地看看正在凝望世界的自己的模样。

  换句话说,一旦将自己托付给别的体系,世界就会变得立体而柔软起来。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姿态。通过阅读学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收获。

  新京报:那么你理想中的学校教育是什么样子的?

  村上春树:不 管遇上怎样的时代,身处怎样的社会,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处在想象力对面那一端的东西之一,就是“效率”。将多达数万名福岛民众驱赶出家园的,究其原 因就是这个“效率”。正是“核电是效率极高的能源,因此是好的”这种思维,以及由此捏造出来的“安全神话”,给国家带来这种悲剧性的状况。不妨说这是我们 想象力的败北。

  话虽如此,我对学校教育的期望却并非“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之类。因为能让孩子的想象力丰富起来的,说到底还是孩子自己。孩子们也不是人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就好比既有擅长奔跑的孩子,也有并不擅长奔跑的孩子。

  我寄希望于学校的,只是“不要把想象力丰富的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这样就足够了。请为每一种个性提供生存的场所。这样一来,学校一定会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同时与之并行,社会也能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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