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走出“围城”的先生，何以把中国诗贬得“一无是处”？
1945年12月6日，钱钟书先生在上海对美国人进行了一次诗学演讲。
《谈中国诗》是一篇学者文化随笔，体现了化深奥为通俗、化复杂为单纯的学者散文的一般特点。
谈中国诗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纵向的，即：按照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习惯把中国诗歌划分为先秦诗歌、魏晋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等阶段，研究不同阶段的诗歌特点。而钱钟书先生则从横向的角度，居高临下，鸟瞰世界诗歌，透视全球诗境中的中国诗特征，具有很高的智性，一篇短短的演讲词，包容了钱钟书先生丰富而独特的诗学精神。
一、站在比较文学的高度方识中国诗的庐山真面目：
钱钟书认为谈中国诗要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中国诗，“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因外国诗的存在而识得中国诗是独特的“那一个”，因中国诗的存在而得以成全世界诗歌的完整性。单纯就中国诗而论中国诗的人，“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他的眼光会为本国诗所局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而割裂本国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所得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二、全球化中的中国诗：
（一）中国诗缺乏逻辑性。
1．发展的无规律性。
西洋诗的发展遵循“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基本规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中国诗一蹴而就达到“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缺乏逻辑性。
中国最初的小说从属于历史，归于史类。而中国诗没有经历“幼年”时期，最早的诗歌是极为成熟的抒情诗，以先秦时期的《诗经》和《离骚》为证：《诗经》要么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周南•关雎》），要么是揭示从军的悲凉（《小雅•采薇》），要么是表现稼穑的艰辛（《小雅•七月》），……都是抒内心的情感。屈原的《离骚》更是将这种内心情感的宣泄更加夸张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中国诗发展无规律性导致了中国诗的早熟。
2．构思的无序性。
中国的诗人是天才“空想家”，他们的思绪丝毫不受自然规律、社会律令的约束，一会儿上天捞月，一会儿下五洋捉鳖。可见中国的诗歌，没有“地心力吸引”。
庄子建构了“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的虚幻所在，李白眼见了“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壮观仙境，苏轼更具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赤壁赋》）”的伟力。
从美学的角度看，因不受事理的羁绊，中国的诗歌具有了浪满主义的气息，海市蜃楼般的意蕴之美。从诗学逻辑角度看，中国诗人构建的“空中楼阁”，虽然美丽却缺乏现实的根基，缺乏事理的逻辑，使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诗歌的“早衰”。
（二）中国诗是“微雕”艺术。
相对于西方洋洋洒洒的诗歌“大厦”而言，由于受到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的限制，中国的诗歌是典型的“微雕”的艺术。正如钱先生所言：“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歌的形式（如，律诗，绝句，古风，词，曲等）对诗歌的内容有所限制，但是诗的形式也要适配诗心的需要，不同的思想内容要选择不同的诗歌形式来表达。
诗体的限制，正好让诗家们在有限的字数里寻找无限的意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诗学精神具有暗示性的特征，是中国诗人所追求的“含蓄之美”之所在。
晚唐词人温庭筠在《望江南》中写道：“梳流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州。”许多评论着就认为“肠断白苹州”为画蛇添足之句，因为脉脉斜晖和悠悠江水，象征着女主人公的不尽情思，无穷怨望，给读者思维无限留下发散的空间，具有丰富的暗示性。“肠断白苹州”虽写出了女主人公更难排遣的断肠情怀，失望趋于绝望的伤痛，但过于直白，画面布局得拥挤，没有给读者留下虚空的独处空间。
评论者对《望江南》结句的批评与钱钟书的诗学精神——“一种怀孕的静默”是契合的，而与西方诗“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的理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灰色”即指诗歌中伤感的色调，“确切”是指一首诗歌里的具体意象，正是着“确切”让读者产生无限的“空泛”，留下无穷的艺术想象空间，“确切”具有很强的暗示性。
中国诗歌诗体的浓缩性、诗心的暗示性，往往产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三）中国诗的总体风格呈现“中和之美”。
西洋诗因其记史性的特征，读起来给人一种厚重感。而中国诗者缺乏这种厚重感，让读者感觉很“轻”，很“淡”。
西洋诗，多半宣泄的是民族情绪，抒发的是群体情感。如《荷马史诗》，其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诗隐约出现了荷马的影子，是壮烈而美丽的故事与历史真实。正是这种民族的“历史的真实”，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同“乐队合奏”，显得十分浑厚。
中国诗主要是宣泄个人的情感，屈原在仕途上失意了，就悲苦地吟诵“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颠沛流离的杜甫，饱受战争摧残，登高之时就悲叹道“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柳永因不忍心与朋友的分别，凄切地唱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当读者能够找到与诗人相似的情感触发点，就能够跟诗人产生共鸣，否则中国诗“像吹着芦管”，只能单弦独奏，味道十分“淡”。钱钟书在谈到中国诗的这个特点时，并不排除中国诗也有“厚重”的成分，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带血、带泪的控诉，到今天刘兰芝悲剧的浓重的悲凉依然盘旋在读者的心头，挥之不去。
中国诗歌风格的“轻”、“淡”，与中国古代哲学有很深的渊源。其思想精髓“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表情达意的范式，那就是“不偏不倚”。而诗人把这种人生哲学带进诗歌里，自然对情感的宣泄制定一个“度”，不过于悲伤，也不过于高兴；不过于厚重，也不过于清淡。即使是再豪放的苏轼，也不过是有“凌风出尘的仙意”而已！
（四）中国诗成份中特别的“中国化”。
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诗歌的内容与西洋诗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也有特别“中国”的地方：
1．社交诗多，宗教诗少。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信仰，因而写宗教的诗很少。而中国是“礼仪之邦”，突出“天、地、君、亲、师”的社会地位，把“经夫妇，成孝敬，厚伦理，美教化”作为伦理道德的准则。因此，内容上表现伦理道德主题的诗歌随处可见。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一首典型的社交诗，王维的社交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光无故人”（《渭城曲》），把朋友之间的友谊描写得格外动人；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是揭示了友谊的无等级性；就是心忧天下的杜甫也不免俗，用诗歌记下他对李白的怀念之情：“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诗人对充满殷切的思念、细微的关注和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情自然流淌于笔端。
2．田园诗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
自然风光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诗家的眼球，成为他们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
自陶渊明把田园诗歌发扬广大以来，写田园诗的人可谓络绎不绝，也确立田园诗在中国诗中的重要位置。而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中国的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逍遥林下”。这种诗学精神是对诗人写山水田园创作动机的最深刻、准确定位。
被后人尊为田园诗鼻祖的陶渊明，曾受“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决定以己之肩力扛救民的重任。但是，官场的污浊，让他幡然醒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陶渊明张开双臂尽情地拥抱着田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诗人将劳动的情景化为一种从容圆融的妙悟，其早出晚归、欣慰自足的隐居之趣在文字间流淌；“采菊东篱下，悠远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田园里，陶渊明找到了做人地“真意”，找到了精神地归依。
李白热爱祖国的山川，曾写下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诗人与敬亭山成了相亲相爱的朋友；李白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还邀请月亮陪他喝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自然中的敬亭山、月亮是李白主观情感宣泄的对象，表现了仕途失意的李白在离开长安之后的孤独寂寞之感，以及回归自然后心境的宁静。
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王维，一生官职右丞。然而，晚年的王维也归向山林，在辋川置别业。王维这样表达他的隐逸之趣：“中岁颇好静，晚家南山棰。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诗人闲适的逸致和超脱的情怀尽显，那种淡逸的天性、超然物外的风采更是叫人仰止。
三位丰碑式的诗人，都在自然中找到了“乐趣”，使自己完全浸润在自然的怀抱中。但是陶渊明、李白因不满官场的污浊而退隐，王维则是一种功德圆满的退居，所以，他们归隐的知趣是不同的：陶渊明、李白借山水田园，张扬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在自然界里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地个性。王维，则是借自然的宁静传达自己心性的宁静与淡泊。由此可以看出，三位诗人回归自然，并不是出自对自然本能地热爱，一种“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借自然寄托自己得情感或志趣，张扬超越世俗规则约束的“逍遥林下”。
三、中国诗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就诗歌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外诗歌诗相通的，就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中外诗歌是相似的，而就诗歌的内容来看，中外诗歌几乎是相同的。我们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也可以这样说“西洋诗并没有特别西洋的地方”。
正因为，中西方诗歌相似相同的地方很多，所以，“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感觉”，“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外国诗里，我们可以找到与中国诗歌相似的元素，触发情感上的共鸣。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西洋诗是并峙的，也是交融的。钱钟书先生的这一诗学精神揭示了中西方诗歌的互相渗透的内涵，反映了其高瞻远瞩的诗学眼光以及文化的前瞻性，不仅具有文化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处在文化上的盲目“自尊”，其体现就是许多人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文化，对外来的文化一概排斥。
钱钟书先生敏锐地看出其实质，说“有种卷毛凹鼻子地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无论是称呼“北京狗”还是“西洋狗”，都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生动概括。
而在他看来，中西方文化是并峙的，且坚决反对那种把文化割裂开来本位主义做法，“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有算西洋的小畜生，该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文文化地人”，这只既有中国文化特质又有西洋文化特质的“小畜生”应该去打击那些硬生生把东西方文化割裂开来的人，以维持文化的交融性。
中国诗与西洋诗的并立与对峙的诗学精神，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当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的文化幕天席地般袭击了中国的寸土村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敲打着饱受磨难的国人的心，从而滋生出一种对“优势文化”盲从的心态。如果钱钟书先生还活着，一定回叫这只“小畜生”，来咬这些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