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年没有上音乐类综艺节目的朴树，作为助唱嘉宾出现在了《跨界歌王》的总决赛中。
一首歌唱下来，朴树一直闭着眼睛，没有跟观众交流。唱完之后，他也略显仓皇不知所措。当被问起为什么会来做嘉宾时，朴树直白地说，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
朴树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对金钱的需求，让我感叹，纯粹自由如朴树，面对现实，也还是会有所妥协。朴树在很多人心里，一直是标杆式的文艺青年，他具备所有文青的特质，率性自然，才华横溢，纯粹简单。
文艺青年们都想像个孩子一样，不被生活所累，不为现实所困。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很难做到。世俗的眼光、金钱的压力、年龄的焦虑，让文艺青年也不能免俗。
就像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她借文艺青年这个群体来探讨了独特的个体与世俗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当受困于现实，你是否依然会遵从于内心的梦想？
——易小婉
「活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这片文艺要给经济要给政治让道的神州大地。只要活过的人都知道。
王小波先生早早地就说过：“人活着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白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而活着这件事对于文艺青年来说，难度几乎是空手摘月亮。
普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就能按照本能、按照家人意愿、按照社会规范活下去。虽然文艺青年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觉得不够，他们还想到了更多：他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得救之道？
所以比起普通人，文艺青年面对世界的时候像是一个精神病人。那句“光是活着，就用尽了力气”说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用理想的眼睛看世界，是用幻想的心来感受世界。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往往比起普通人过得更艰难更伤痕累累，更容易早早地死去，而且主要是死在以下几个阶段：
“22岁”
▲21岁的朴树从首都师范大学辍学，23岁签约麦田音乐，录制了自己第一首歌《火车开往冬天》。
20岁左右是文艺青年的第一个劫数。大学刚毕业，文艺青年第一次面对现实与梦想，六便士与月亮，面包与自由的抉择。这是一个残忍的抉择。在这个阶段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找到平衡点两者兼得。他们无法按别人意愿活着，他们开始知道自我是怎么一回事。
当身边的人忙于考公务员过英语四六级之时，文艺青年却做着壮丽的梦，并任由自己在其中迷失：
小到成为一个画家，一名诗人，一个摇滚乐手，一个导演；大到寻得生命的意义，让自己让人类从精神上彻底得救；他们疯狂的听摇滚乐，看哲学书，他们疯狂的写诗唱歌画画，以为自己是人群中第一个找到活着的意义的人。
然而毕业来了，家里的零用钱断了，自己组的乐队出了学校无人知晓，自己的画作除了在毕业展上被几个人看了几眼，再无人问津，自己的诗歌除了感动了身旁的姑娘，再没有人流泪甚至停留。
不想露宿街头，不想一无所有，不想把身边的姑娘都气跑了。怎么办？
第一条分水岭出现了，大部分文青选择窜进茫茫毕业大军找工作，再也不提自己疯狂的梦想，而是在简历上大吹牛逼，在面试时候大喷口水，只为求得一份有工资的工作。这些人就在此时死了。
而少数的人则凭着少年心气，给自己狂灌十瓶青岛，抽掉一包中南海，扔下最后一根烟头的时候，他们抬头看着天上那枚硕大得月亮，豁出去了，为了那枚比姑娘的脸还美的月亮，即使前途未卜，也要点燃那微弱的光亮，企图找到通向大海的路。
“25岁”
▲25岁的海子，在三月创作了《春天，十个海子》
死磕了三年，混出样子的文青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全中国的文青中能出几个朴树，能出几个韩寒，能出几个宋冬野。李志25岁的时候还在黄埔军校唱《现象七十二变》 ，在天河城唱《五十块钱》。
大多数的文青不论是才华不够还是时机未到，仍然在水深火热的挣扎中。已经睡过几次街头，已经太久身无分文，已经直面过数次家里的米缸的空空如也。
突然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脑子里一团迷雾，毫无灵感，在出租屋里热得冒汗，文青突然开始怀疑那枚仍然遥不可及的月亮，那如同幻觉的梦想，究竟有多美，究竟有多伟大，值得我这样去追求。
这个怀疑一针见血，大部分的文青太阳还没下山就得到了答案，不值得。所以他们解散了乐队，丢了画作，去培训班教吉他，去广告公司做设计，去影楼拍浓妆艳抹摆着令人尴尬的姿势的新婚男女。更甚的人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进了个事业单位，每天朝九晚五。死于麻木。
而少数的文青的怀疑得不到任何答案，他们想着我不得到，我怎么知道值不值得。唯一能让我解除怀疑的方式，就是让我摸一摸那月亮，让我试一试那自由。于是他们决定死磕：我还就不信了呢！于是饿着肚子冒着汗，也要继续摆弄琴弦、苦思隐喻、捉摸光影。他们痛并快乐地活着。
“28岁”
▲29岁的廖一梅，写了话剧剧本《恋爱的犀牛》
20多岁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快到文青觉得自己啥也没做，一晃就28岁了。
出了几首歌，再砸锅卖铁搞点钱，就能出专辑，就能全国巡演，歌声就能传到大海草原了；写了几十首把自己弄得痛哭流涕的诗，在豆瓣攒了几百个粉，再坚持一会，说不定就有人联系我出诗集了呢；写了好几个剧本，正在和某王总张总拉投资，再吃几顿饭，眼看就要谈成了······
就要看见光明了，就要抵达宽广的大海了，只是时间的问题。再给我几年，只需几年，可是家里不愿意了。
老爸说，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整天吊儿郎当啊。玩什么乐队，搞什么摄影，写什么破诗。还不快给我滚去结婚。
老妈说，你看我们都老了，不指望你名扬四海，但也要成家立业啊，我们苦等着给你抱孙子，难道你想让我们死不瞑目吗？
父母的眼神凄切，面容殷殷，你忍心再说不吗。
大部分文青软了，不敢了，不愿意了。不再想着筹钱出专辑出书拍电影，而是回到故乡张罗一份稳定的工作张罗一个靠谱的媳妇再寻思着生一个不那么调皮的孩子。他们死于世俗生活。
而只有极少数的文青仍然在那个找不到归宿的北上广坚挺着，用幻觉灌醉自己，得以度过数个看不见光的茫茫黑夜。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勇气与希望也一并升起。
“30岁”
▲30岁的王家卫，拍摄了《旺角卡门》
出了一张专辑，画也卖了几幅，粉丝也算有好几千个。正当自己觉得总算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候，曾经挣扎无望的日子过去了，曾经自我分裂的彷徨混乱也过去了，心里有了一丝底气，一丝宁静，一丝超脱，以为自此能坚定地、心无旁骛地搞艺术。
可是曾经的朋友买了房买了车，孩子也会打酱油了。曾经的兄弟结了婚还有了好几个小三。可是身边再无一人可以彻夜长谈，身边再无一人关心内心，甚至找不到一个人看演出，看话剧，甚至连深夜饮酒也只一个人。突然觉得孤独，是那种真的孤独的孤独。
父母已经放弃自己，朋友不再联系。苦守着几首歌，一本诗集，几十张自己当做神作的画，这样能解除孤独吗？
▲34岁的娄烨，拍摄了《苏州河》
突然有点想有个家，突然渴望那种曾经鄙夷的世俗温暖，突然不想漂泊，不想再谈生命的意义了。心想着要不也随便弄几个和弦写一首《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搞次成功的营销，赚笔钱，买个房，再去相个亲，结个婚，生个小孩，从此再也不提什么意义。
什么生命之光，什么自我价值，任何挣扎和反抗不都得走这条平凡之路吗？于是，大部分文青终于抵不住世俗幸福的幻觉，自愿地走入世俗生活。他们以为从此能相安无事，并且能与过去和解。可是这样的和解迟迟不来，从未得到过。他们死于放弃。
而只有极少数的文青，用不多的钱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仍然在唱歌写诗，仍然能从每一天日落的余晖里获得灵感与力量。
▲35岁的万晓利，出了专辑《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如果文青熬过了30岁，抵挡住了吞噬一切的孤独，那么他终于升华为一个艺术家。这个升华不关乎名声传得有多远，作品有多牛逼，有多少粉丝，而是指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的够远。从此，再没有人能让他死去，除了他自己。
接下来的路不会轻易，从不会轻易。但是30多岁的文青已经知道如何与之对抗，并从中找到平静，他们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世界，他们只是从虚无中抓住了他想要的那一点点意义，免于无止境的沉沦。
或许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找到的那一点点意义，给予了后来的文艺青年多少无法计算的力量，支撑他们离天上那枚硕大的月亮走近，再走近一点。
作者｜秋里
来源｜不要相信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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