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作家所面临的五大困境

　　▲ 音乐与美文的跨界混搭，你有调，我有谱。

　　当下作家所面临的五大困境

　　时代对作家的附加要求越来越多，读者文化水平整体性提高，见多识广，胃口大，眼光刁。当劳模，多出东西，猛刷存在感的搞法，读者和文学市场都不买账。要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代优秀作品，作家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升级。因此，作家比早些年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第一个困难是文学样式和风格的问题。就小说而言，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样式都出现过了，比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现当代文学，既从古法里继承了优长，又从西方借鉴了很多经验和手法，古今中西，锦绣繁华，让人挑花了眼，也打乱了阵脚。如何叙事？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你都玩不过前人，你发明的某个新手法，以为惊世骇俗，其实都是人家玩剩下的。变法不是不可以，结构是跟随故事的需要，人物命运的需要而构建的，它这样走顺当，换个花样走就会别扭，高明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是有用心的，与内容浑然天成，所呈现出来的样式自然就会有创新性，会引领时代。古人认为法是文之末事，导致中国叙事学不发达。文章要深入肌理，不入法不行，但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

　　第二个困难是情感的介入度问题。有的作家有生活却缺乏艺术高度，有的有艺术高度却没有生活体验，大部分属第二类情况。作家是文化精英，大都住在城市里，过着精致优渥的生活。作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现实生活，这个道理都懂。可是如何才能深入生活，亲临现场，跑到农村挂个职？卷起铺盖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到工厂车间体验当车工钳工？到建筑工地扎钢架打混凝土？这种“假农民”、“假工人”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假，因为高贵的身段放不下去，贴地飞翔，俯瞰众生，找几个苦难血腥的故事，爆个料，作悲悯状，算是实现了底层关怀。真正的体验是那种拔萝卜带泥的生命体验，真正的关怀是把自己的运命等同于对象，通过实践融入到对象。在城市养尊处优的作家们深感这个命豁不出去了，很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把自己作为外在的东西，用强制手段强加到对象中，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一种自我异化。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艺术生产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活动与客观存在高度统一起来。

　　第三个困难是题材选择问题。信息量太大，什么题材都不新鲜了。小说家有时候手头的题材太多了也烦恼，心里想着一定要选一个劲爆的题材。九道弯，九连环，无数个巧合，曲折离奇，折腾得死去活来，比知音体还要传奇。没有情怀、担当，没有精神向度，一堆故事成不了好作品。题材只是一个借口，成熟的小说家什么题材都能拿出写好。把最普通的东西写得有深意有韵味才是本事。网络文学集中在玄幻、修真、穿越、都市言情，只有极少的作家碰触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青年和低龄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成长，再过若干年，网络文学很可能就是“主流文学”，若是脱离实际，脱离人的基本生活和情感，它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

　　第四个困难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困难。很多作家有地域文化的优势，故乡思维是区别于别人的法宝，语言、题材、视角、意象各方面都跟主流元素、流行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很强的可辨识度。最典型的是少数民族神秘文化，它一直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些地区的作家容易被独特文化捆绑，有时候人物安排和情节走势纯粹为了展示奇异的风俗，角色、对白、场景都沦为道具。对乡土题材的把握也是一样，社会发生了变化，新的要素不断涌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痛苦裂变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只大手在他们之间扒开了一道豁口，而且还在用力撕裂，他们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政治经济变革、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使这种变化处在运动之中，重心在哪里，如跑马射箭，难以把握。

　　第五个困难是作家职业危机问题。现代化环境下，职业选择多样化，有天赋有思想的人不再把写作当作惟一的追求，而专业作家编制紧缩，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依赖于本地的经济状况，贫困地区还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作家收入微薄，生计艰难，加上外在的引诱，作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还在继续下滑。同时，供养制的弊端使得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作家被动地退守到一个狭小封闭的环境，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选择那些难度比较低、写起来比较顺畅的东西来交差。内容单薄，感情苍白，起不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加上商业化渗透、参照系短缺、批评鉴赏不到位，进入低水平竞争的恶性循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人投身新兴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还处于自然丛林状态，任重道远。艺术生产不像普通商品生产，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公式。前面是金山银山还是万丈深渊是不可预测的。

　　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从前。古典时代，人通过斗争、革命等激烈的手段，从外在的权威里挽救自己来获得自由和幸福。现代人被物质和技术所操控，“人为自己立法”是真正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它的核心价值是从物欲中超脱出来。人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颠倒，精神扁平，审美扭曲。作家是文明和正义的守护者，在社会转型时期，在重大而艰难的思想问题面前，不应该回避。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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