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唯痞（ID：VP1VP1）
作者：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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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2017年3月10日，女总统下台了、“大令爱死了”，我还活着。
多年以后，我肯定会常常想起这个遥远的下午，我坐在青瓦台，仔细打量四面高高的围墙。就像我9岁时，父亲拉着我的手，第一次以“大令爱”的身份住进这里时那样。
我听得到墙外的嘈杂。
我的支持者聚在青瓦台外，等着我恢复元气、重拾淡定。他们在期待，和我拒绝出庭死守青瓦台的态度一样强硬的演讲。
我的反对者也在那。他们高呼着胜利，等着看我难掩憔悴、灰溜溜的被赶出去，还要看到我道歉。
青瓦台的草坪上，还有500多位工作人员，等着和我告别。一个下台总统的告别，是最寒酸的。可我仍然不得不为此把离开青瓦台的时间从6点30分，推迟到7点20分。
到处都是警察。在我被弹劾前三天，首尔就进入了最高级别警戒。已经有支持者为我死去，有的切腹以示决绝，有的在和警察冲突时伤重不治。今天晚上，我三成洞私宅之外，还会有支持者的整夜守护。
我是谁？
大令爱、女总统？还是一个即将被投入监狱、说不定哪天就会离奇死亡的平民？
三天前，那个宣读弹劾我结果的女人，宪法法院的代院长，慌乱、局促。她表情尽量严肃，却忘了摘下粉萌的卷发棒，活像历史书上贴了张怪诞的漫画。
我想告诉她，不必那么慌张。9岁那年，民众为我发明了“大令爱”这个称呼时，我的宿命就已定下。
她只不过和我一样，突然被历史使命砸到身上。
父亲可能早就知道这一切。他幻想过，我作为平民岁月静好的一生。我被送到法国，准备成为一位学者。他奢求用这个温和的身份，能遮掩掉权力的光晕。
1978年到1997年，我逃离权力近二十年里，也曾管窥到我的结局。
“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被绑在树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我终于读懂了宿命。可就在我读懂的瞬间，我的家族永远地消失了。
我甚至无法把答案告诉父亲。因为我，父亲的故居刚被纵火，遗像都被烧毁了。
2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那时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深的孤独和绝望。
今天，我在三成洞的私宅门前，尽量放慢脚步，和我的支持者握手。等大门一关上，我只能一人睡了。
我没有亲人。妹妹早已和我反目成仇，曾依赖我的弟弟，正在等着他的审判。
我没有朋友，甚至没有能照顾我的人。这么多年唯一支持我的闺蜜，是让我陷入绝境的人。我的团队要留在青瓦台，包括我的厨师。还有几年前，三成洞的邻居们送给我的，两只捡来的小狗。它们现在也被留在青瓦台，不能跟我回家。
能陪伴我的，只有5箱行李。
我甚至开始怀念我的“敌人”，那个李姓前任总统，我两次的竞选对手。
好吧，我承认。即便在三年前我的胜利时刻，我依然有点羡慕他。
他的妻子，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被他称作“最坚强的后盾”。上一届他参加竞选时，4个子女都反对，只有妻子说：“我们不应阻挡男人的前途。”
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大国家党代表竞选总统。我刚有斩获时，他的妻子提议：
“不要与女人争。在与女人的争吵中，男人从来没有赢过的时候。”
竞选时，他被传出有私生子。他的妻子却很坦然。
“如果有的话，应该送来，那么就能让私生子投支持票了，多得票是好事。”
所以那一次我失败了，他当了总统。他是唯一能善终、优雅卸任的总统，可能也因为有她。
年轻时，他家境很好的妻子，不顾一切的嫁给了他这个穷小子。我也曾有两个时刻，离爱情很近。
一次是我躲避迫害，漂泊异乡时。我又爱上了一个中国人，他高大英俊。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甚至名字。因为他，我学了中文。
我庆幸没有选择爱情。我的国家，间于齐楚。我的民族，悲怆而又倔强。既然我没有拒绝萨德的筹码，迟早我的爱情是要烟消云散的。
另一次，就是我的初恋赵云。小时候，爸爸让我我读《三国志》，我爱上了他。每次读到他，我脸颊绯红，心如小鹿的脚步般砰砰跳。
我清晰的记得，毕业那年，母亲曾想为我寻找一位赵云一样孔武的将军。有一天喝下午茶时，她故意问我：“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怎样的呢?”
我羞涩的说：“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呢，您这么突然一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几十年后，在中国，他们演三国的京剧给我看。那天，我特意明黄色的传统韩式服装。那阵子我最爱穿黄色，全球媒体都说我笑容像少女般灿烂，很温暖。
3
孤独是我家族的徽章。自觉或是不自觉，每一位成员都佩戴着他。
孤独又是一把双刃剑。我的家族成员既害怕陷入孤独的泥沼，又以一种孤独的高傲姿态，对抗着孤独。
1917年，我的父亲出生于庆尚北道善山郡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有段不算光明的历史，贫瘠的土地，让他不得不依附于我们的奴役者。他就读于日本的军校，当过关东军，他骨子里，因此染上了一股孤独、绝望又强硬的气质。
和前任李姓总统一样。几年后，我的母亲，一个忠清北道沃川郡富裕地主家庭的女儿，嫁给了这个政治前途尚不明朗的穷小子。
1952年我出生时，炮火将我的国家轰炸的仿佛失去了根基，甚至连人民的表情，也因为常年战争的阴霾，而显得苍凉伤感。
两年后，我的妹妹出生。直到1958年，被称为“幸运儿”的弟弟出生，父亲才开始交上好运。三年后，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政权，接着便是十八年的高压统治。
当时的我，看不到父亲的血腥和杀戮。我只能看到他板结的脸上，专为我们挤出的微笑；只能听到他写给母亲，软绵绵的情书。
青瓦台里的一家人，慢慢都是爱。但仍不时有孤独又绝望的味道，透过各种缝隙泄露出来。
我的父亲，对我们的生活要求极其克制。母亲从不在国外购物，她会在全家人每月吃烤肉的日子，只烤不吃。
作为总统女儿、“大令爱”，我没有任何特权。父亲要我坐公交车上学，我的裤子，是母亲改小的父亲的军裤。读中学时，我带到学校的是大麦饭和酱土豆。
我不知道，孤独的烙印已经深深的打在我身上，同时烙下的还有家族的神圣感和使命感。
小时候，我爱看战争小说，看《三个火枪手》和《三国志》。中学时，老师对我的评价是“过度成熟”、“因过度慎重而沉默寡言”。
我隐约感觉到，富裕家庭出身的母亲，因不得不克制节俭感到孤独和压抑。父亲也是孤独的，失去母亲后，他终身未娶。
母亲被刺身亡的消息，我是1974年被紧急从法国叫回时，在机场的报纸上看到的。
我独自清洗了母亲的血衣，在日记里写道：“现在我的最大义务是让父亲和国民看到父亲并不孤单。洒脱的生活，我的梦想，我决定放弃这所有的一切。”
我也没想到，这只是我孤独与绝望的开始。
5年后，父亲被刺，悲剧重演。那天他去亲信家吃饭，但杀掉他这件事，“亲信”已经琢磨很久了。
27岁时，我身穿悲戚的黑白装、微微鞠躬后，带着弟弟妹妹离开青瓦台。我给外界留下了一个寂寞的背影，开始了十多年与孤独和绝望的对抗。
我不怪妹妹与我反目成仇，也不怪不成器弟弟的拖累。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佩戴着孤独的徽章，那只是他们对孤独的反抗方式。
1990年，妹妹集合了一群人，要求投票罢免我在陆英财团的理事长职务。苦撑两年后，我被迫下台，她上了位。
我尽量避免把这和利益联系起来。
十几年前，我22岁时，为了让父亲不孤独，代理了“第一夫人”的职责，却不小心把20岁的她遮掩在了阴影之下。陆英财团，是母亲成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我一厢情愿的认为，那是她在寻找和母亲的连接。
我也不能阻止姐妹渐行渐远。2008年我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她公开反对我。甚至有可能，她2个月后的荒唐婚姻，也是故意气我。
她的婚礼，我和弟弟都没有参加。那个我不愿意承认的妹夫，比妹妹小14岁，是个私生活很不检点的教授。他化名在我的博客上进行过40多次诽谤，因此被判刑1年半。就在我出事两个月前，妹妹还因为商业欺诈被起诉。
我的弟弟，曾被视为“太子”，被重点培养。在他没有特权的童年，这不过是个让他既没朋友，又被欺负的身份。父母双亡后，太子立即成了被监控的对象。
弟弟他和父亲一样固执，却缺乏想象力和野心。因此他故意颓废又荒唐的彷徨度日，因为涉嫌毒品，6次被立案并强制戒毒。
我的闺蜜，当然和他很熟，我隐约知道他们有事瞒着我。那些财团，因为感谢我的父亲，资助于他。
包括这次，他两次因为涉嫌干政和利益输送被调查时，我依然感到震惊。
既然我已经注定孑然一身，有的事情，是我不愿意想，也不愿意信的。
至于我的闺蜜，我也必须说两句。我隐约知道外面说的有多难听，我也不想辩解什么。
政治，根本没有对错。“政”，也本来就是一正一反。我求助相熟的律师为父亲平反那年，被冷漠的告知“不落井下石的，已是仁慈”之后；我们姐弟，不敢公开祭拜父亲之时，我早已看穿人心的多变和冷漠。
只不过，作为一个人，就算我知道我注定在绝望和孤独中度过此生，我也会忍不住做点什么。
她帮我打扮，帮我买衣服，让我能更像我的母亲。
闺蜜、神的指引、或是另一个世界父母的某种联络，至少可以用来骗自己，我真的有机会能和其它“人”产生点联系吧。
4
有时我会想，是不是我的国家也是孤独又绝望的。
甚至有时，它是自卑的。当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戳中了他们的心。
现在回想，这是不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和对我父亲的感谢？
而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从不以这样的方式感谢。
1945年，丘吉尔在竞选中落选。他带领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又发布了开启民智的《贝弗里奇报告》。
然后人们发现，他们不需要丘吉尔代表的保守党。
对于结果，丘吉尔也只能无奈的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 。”
他还骄傲的说：“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民众把我赶下台的权利！“
我父亲的悲剧也来源于此。
我所在的土地，在我成为“大令爱”之前，常年被战争蹂躏。后来，它干脆被战争割裂，我所在的那半块，由于之前的规划，更是一无所有。
我的父亲用铁腕，带领大家走向富强。富强开启了民智，然后他们开始憎恶我父亲的铁腕。
不久后，这个叫马孔多的村庄，全体居民都染上了不眠症。得了这种病，人们会失去记忆。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例如他们在牛身上贴标签道：“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
我知道人们的健忘，我也知道相比残酷和血腥，他们更憎恨贫穷。
1997年的IMF危机，我在街上，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们排着长队，等着领取免费晚餐。“我还能独自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吗？死后又如何问心无愧地见父母呢？”
那一刻，我也找回了我的使命感。我决心回来，为我父亲正名。
人们热烈的欢迎我。
因为经济低迷，他们开始怀念我的父亲。2004年的一次调查中，我强权铁腕的父亲，竟然有48%的支持率，而那位“民主斗士”只有14%。
我连续赢得各种选举。最后他们以超过50%的高票，选我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他们把权杖交给我，希望我能开创一个新世界；可她们忘了，我是“大令爱”，就是那个拿着他们厌恶的旧世界权杖的人。
我亲和、开明，一边延续着我父亲的政策，一边对腐败绝不手软。
表面上，新旧世界的转换，只是一瞬间。背后，那么多年的观念和利益，才是牢不可破的。
“汉江奇迹”崛起的财团，三星、SK，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我父亲缔造。他们是供养我弟弟的人，是拿钱给闺蜜的人。
我消灭不了遗毒，或者，我自己就是遗毒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马孔多的村庄，在破译了寓言的瞬间消失，而且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只有我的家族消亡，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新开始。
也有可能，这又是一场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他们又一次把权利交给黑暗，用来赶走另一段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