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这意味着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受到大力保护。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确定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此后国家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其主要发展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017年，国家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非遗作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文化品类，这12年来，其传承与保护情况到底如何？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一探究竟。
40-50岁的传承人挑大梁
记者来到陕西省文化厅，看到凤翔泥塑、安塞剪纸、耀州窑陶瓷、澄城刺绣等12个独具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被展示在装修风格一致、具有汉唐风韵的门面房中。“这12个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各地市文化局，用于展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陕西省非遗处处长刘卫东说。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人、省级398人、市级1281人、县级3977人。
记者分别走访了延安市、铜川市、宝鸡市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余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文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只有8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陕北民歌传承人贺玉堂、安塞腰鼓传承人曹怀荣、安塞剪纸传承人高金爱已去世，剩余5位传承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而且安塞剪纸传承人李秀芳已瘫痪在床，失去了传承能力。”谈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孙文芳眉头紧锁，十分揪心。“好在前两年以采访他们的下一辈或者周边人等用数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抢救性传承，保留下来一点，要不然可怎么办啊？”
非遗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
在陕北民歌的传承上，孙文芳他们选出了新的传承人——王玉成。《经济》记者采访王玉成时了解到，2006年，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公开场合唱了几嗓子，人们都说他有天赋，加上他自己从小也喜欢唱民歌，所以自此开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王玉成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不仅一个人承包了团里所有的支出，还想办法给艺术团的成员发工资。“为的就是让艺术团的人能够坚持下去，把陕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说。
2014年，王玉成的艺术团成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基地”。也的确，王玉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带艺术团的成员下乡采风，办民歌比赛，每年招收10-20个学生，积极参加文博会等。
收效还挺显著，王玉成解释说，陕北民歌关键在于原生态，而陕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传身教的方式还比较管用。”
安塞剪纸的传承人数量稍微多一点，其中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这三位传承人，了解到他们除了会剪纸外，还会画农民画，题材以表现陕北的风土人情为主。
余琴的一组农民画让记者印象深刻，她以黄土地上人们即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劳动场景为题材进行创作，可谓“非遗中的非遗”。她告诉记者，剪纸是陕北妇女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以前一位寡妇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况都用剪纸表现出来了。”
余琴她们剪纸已剪了30余年。30年前剪纸是为了给家里增添点节日的气氛，做装饰用，现在剪纸“有时候是为了追忆黄土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消遣。”
但不可否认的是，剪纸传承的主力是她们。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耀州窑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孟树峰。《经济》记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动讲学为主。记者到铜川市耀县见到的传承人是沿用传统工艺的其他人。“耀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技艺的实战。”耀州窑陶瓷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单超告诉记者。
在陕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少在一线，新一代传承人的年龄大概是40-50岁，他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多方式扩大非遗影响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非遗的现状，也了解了非遗传承和保护领导层面的一些想法。
陕西省文化厅方面，刘卫东表示，他们不仅重视组织机构建设，为非遗保护提供组织保障，还努力探索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采取积极举措推进项目科学保护，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比如，积极开展非遗“四进课”，在全省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传统体育进体育课、传统技艺进手工课、传统美术进美术课、传统音乐进音乐课的试点探索。
在扩大非遗影响力方面，政府层面鼓励与旅游结合。
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得最为紧密且目前已初见成效的当属延安市。每年从4月份开始，延安市就迎来了旅游旺季。“目前已经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县，它是腰鼓之乡、民歌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乡、曲艺之乡。”孙文芳介绍说。
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和陕北古老的历史，并能较全面地展现陕北文化的状态——第一，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出的文化；第二，陕北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陕北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现的文化；第四，反映陕北人气质、性格、行为处事、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陕北民歌以抒发情感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这便是古人所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唱出来的。
孙文芳说：“这些都是延安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会加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宣传。”
此外，为扩大当地非遗影响力，陕西省还积极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响力的影片。
比如，孙文芳策划制作发行的目前国内唯一用剪纸动画艺术形式反映新农村建设的30集剪纸动画《延河湾》，以及《东方红》、《赶牲灵》、《兰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四部微电影。孙文芳说：“将古老的陕北剪纸、民歌与现代高科技动漫及时尚微电影相结合，可以探索民间剪纸和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之路。”
其中《延河湾》荣获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奖和全国“金喜鹊”原创动漫优秀作品奖；四部陕北民歌系列微电影先后荣获第三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影片奖等30多项大奖。
记者观看了微电影《兰花花》，其讲述了陕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兰花花本与杨五娃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却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周家，五娃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被称作陕北高原上的《梁祝》。许多年过去了，那动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孙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还有铜川市的政府官员，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曾公开表示“要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建设耀瓷文化景区”。
单超表示：“耀州窑文化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目前与耀州窑相关的只有耀州窑陶瓷这一款非遗产品。”
铜川市耀县是以煤矿为主的县城，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消费转型升级。单超认为，还需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保护。“耀州窑的代表不仅是青瓷，还有唐代的唐三彩等，这些工艺都是很先进的。”此外，还需与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园区、黄堡园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同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
非遗传承人观念有所进步
令人可喜的变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非遗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给的扶持资金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依此状态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成为空谈。
记者明显感觉到非遗传承人力图改变现状的迫切感。
在采访中，记者问及剪纸传承人是否愿意把剪纸商业化，余泽玲说：“我们也很矛盾，商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商业化吧，看此情况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余泽玲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孩子读书，并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商业化路线。”余泽玲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陕北说书传承人曹伯炎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识到民间传下来的段子固然经典，“但没有市场，没人愿意听。”曹伯炎瘪着嘴，摊开手，表示很无奈。
但陕北说书还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于是曹伯炎在传统的段子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使用传统段子的旋律，加上现代化的词儿。同时，曹伯炎多次对《经济》记者强调：“像《刮大风》这种传统的段子是必须要学会的，这是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在传承方面他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动下，陕北说书已从地摊文化转向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台面文化。这与他们“用心说书”是分不开的。
记者走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产业——凤翔泥塑、耀州陶瓷”时发现，他们的特点是都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走的路线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制作几件顶尖的、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种事情缠身，没办法潜下心来创作。”
耀州窑陶瓷中的唐宋陶业，从拉坯到花纹的创作全是纯手工，一个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卖只180元。而真正价位比较高的，基本是因为创作者或者花纹制作者较有名气，人们主要以收藏、增值为目的购买。
总体来说，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传承人，其思想观念都能与时俱进。像陕北民歌传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遗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
非遗产业化发展是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非遗活态传承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文化学者袁茂林告诉《经济》记者，他下了这样一盘棋：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文化广场的形式进一步挖掘和展现延安的历史文化，并找到与当下的契合点；以非遗传承研发基地为落脚点，汇聚非遗传承人、特色非遗产品，形成集观光、体验、学习为一体的乐园；以非遗博物馆、民俗馆为依托，以“三黄两胜”（黄河、黄土、黄土风情；文化胜地、革命胜地）为特点体现寻根文化。
袁茂林解释说，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鉴于此，袁茂林把“5·23”这个文化符号根植于文化创意园区的名字中，让人们重温75年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牢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教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用文化补‘钙’，用文化产业的大手笔来撬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袁茂林最终的目标——形成文化、旅游、金融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但这些目前都还只是构想，具体落地实施还需资金推动。
孙文芳也向记者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是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些年她做了很多尝试，想了很多办法。
孙文芳想以“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为龙头，科学规划，统筹实施，加强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比如，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启动实施“延安民间艺术产权交易中心”、“民间艺术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间艺术专业村”建设项目。同时，在枣园路和桥儿沟建设“延安非遗街区”，开发“民间艺术一条街”和“特色美食一条街”，集中展演民歌、说书等民间音乐，展示剪纸、农民画、布堆画、刺绣等手工艺制品，提供凉粉、煎饼、羊肉等名优小吃，让外来游客集中感受、体验陕北文化的底蕴。“一方面带动民间艺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带动延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孙文芳说。
她希望能尽快启动“延安非遗博物馆”和“非遗数据库”建设工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并实施“非遗陕北”民间手工艺大赛、非遗美食大赛和王向荣师生陕北民歌演唱会等项目
但让她绕不过去的现实是，缺乏启动资金。这也是市县级非遗活态传承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发展理念非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只有扎根于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
调研侧记
录音机前张俊功的学生——曹伯炎
说起陕北说书，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张俊功这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对说书进行改革，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一派。之后，陕北说书的人物角色更加明确，互相酬唱应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讲究舞台风度及手、眼、法、步等规范，使这门民间艺术得以向前发展。
在陕北曹氏家族，有这样一位陕北说书传承人，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是张俊功先生的学生，他就是曹伯炎。曹伯炎笑着“纠正”说：“我是录音机前张俊功先生的学生。”
1993年，曹伯炎正式开始学说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学得比较晚，但喜欢得比较早”。
陕北说书的人最开始是盲人。曹伯炎幼年时，每次盲艺人到村里说书，他都会在旁边观看，“包括他们怎么把工具绑到腿上。”曹伯炎向《经济》记者介绍说。但在舞台上表演的经历，曹伯炎还没有过。
因此，在学说书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第一关就是“要把脸装到袖筒里面去。”曹伯炎说，那时候不会表演，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最致命的是一说书就脸红。
“好在以前在剧团给别人做了十几年的伴奏，有一些音乐底子。”曹伯炎认为这段经历很重要。所以他有意进行反复练习，一点点习惯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要克服的难关是“唱完了不知道如何结束”。那时候也没有人教，曹伯炎就买来张俊功老先生的说唱磁带，放入录音机中，一天天跟着练，跟着学。“我风格和张俊功先生很像，这才让很多人认为我是张俊功先生的学生。”曹伯炎说。
现在作为传承人的曹伯炎，除了当初的那份对陕北说书的热爱，肩上更多了一份传承的责任。曹伯炎总是告诉刚开始学习的年轻人，“这不是玩的，是要传承下去的。”
曹伯炎从自己做起，先让自己的儿子学，后来采用免费收徒等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
开始总是很难的。曹伯炎告诉记者，刚开始他让儿子学时，儿子认为“这玩意土不拉几的”，后来学着学着觉得这还很有意思。
曹伯炎明显感觉到这两年来学习的人多了。这既让他欣慰，也让他感到担忧。
在曹伯炎看来，陕北说书有“不分场合、快捷方便、触景生情、通俗易懂”的特性。但关键还在于“要用心去说”、“要有音乐基础”。采访中，曹伯炎反复强调学习传统段子和学习音乐的重要性。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曹伯炎一直在创新，“但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主要是用词更加现代化，“采用观众能听懂的词语，用陕北说书的旋律来表现。”
泥土疙瘩“变型记”
这个院子已经是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民第四次动工了。
每次都是把赚的钱全部用到凤翔泥塑的传承和发展上面。胡新民为此坚持了41年。
胡新民19岁去美国，要把凤翔泥塑发扬光大的种子就已根植心间。
胡新民告诉《经济》记者：“去美国的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受欢迎的程度，从此也立下宏愿，要把凤翔泥塑作为一生的事业。”
1976-1989年，按照胡新民的说法，这段时间是凤翔泥塑发展的旺盛期，“那时候全村人都做泥塑。”
本应良性发展的态势在1988年底突然变了。首先是胡新民发往新加坡的7000件泥塑被告知“全部破碎”；再者是前来看凤翔泥塑的人认为“凤翔泥塑没有新意，十几年都如此”。
因此，凤翔泥塑的产量下降了。胡新民说，那时候村上的人，能转行去做农作物的都转行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着。”
但这期间存在的问题是，胡新民没有钱。于是1989-1996年的这段时间，胡新民在外面打工挣钱，以此来支撑凤翔泥塑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脱离他的老本行，仍然做着泥塑，“为以后的崛起做准备。”
在7年的时间里，胡新民解决了凤翔泥塑的几大致命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如何才能让凤翔泥塑摔不烂”，胡新民告诉记者，他当时试了各种粘合剂，“要么会出现发潮的情况，要么还是会碎”。后来，胡新民与西安城乡管理处的人打交道时，偶然提到自己在琢磨怎么让凤翔泥塑更坚固的问题。有人告诉他，古人修城墙的技术或许可以解决。
胡新民立马回去实验，还真成功了。
渐渐地，凤翔泥塑的生意好起来了，可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产量跟不上。
胡新民先是研发做泥塑的模具，后来模具收缩时间长等因素还是制约着产量。胡新民决定用15分钟就能投入使用的石膏模具来代替原有的模具。“日产量提高了不止10倍。”
这才有了现在凤翔泥塑的地位，他的作品还登上了鸡年春晚。
现在胡新民不愁泥塑，愁的是人才不够。“同样是招人，大学生不愿意来，因为我这里是农村。”胡新民说。
为此，他也在做其他的尝试，比如建国家级的中国泥塑博物馆。
这一路走来，胡新民感触很深。他认为，只有让作品在市场上有价值，这才能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以凤翔泥塑来说，其主要特点就是用色比较纯，“是正红就是正红，是绿色就是纯绿色，不掺任何其他的颜色。”
记者在胡新民的传习所看到，凤翔泥塑已经开始往实用方面发展，比如，挂在墙上的装饰。
一个泥土疙瘩发展到现在不容易，离不开胡新民的钻研探索和不放弃。他认为是老祖宗的文化让他有自信把凤翔泥塑做起来，这也是支撑他前进的内在动力。
作者：张晗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