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虚极，守静笃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道德经
“致虚极”是要人们排除物欲的诱惑，不争权夺利，回归到虚静的本性；“守静”是“致虚”的外在修炼，因为“虚”是本体，而“静”则在于运用。致虚守静中的致虚即是心智作用的消解，消解到没有一点心机和成见的地步。一个人运用心机会蔽塞明澈的心灵，固执成见会妨碍明晰的认识，所以致虚是要消解心灵的蔽障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致虚必守静。透过静的工夫，乃能深蓄厚养，储藏能量。
在这里，老子告诉我们，无论是认识人生哲理，还是认识客观世界，其基本态度都是“致虚”和“清静”。而要做到“致虚”和“清静”，就必须要遵循低调的处世哲学。我国东汉时期的严子陵就是那种“守静笃，致虚极”的人。
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是老同学，但他却不攀附于这个老同学，而是继续过自己清贫的生活，对名利没有丝毫的向往，俨然一位雅士的风范。
严子陵不论才学和品德上都有很高的名望。刘秀称帝后，告示天下，令人寻找严子陵。但是光有名字不好找，于是光武帝召集宫廷的一流画家，描绘出严子陵的容貌，直到画得形神毕肖后，便复制了许许多多份，颁发天下，让各地官吏负责寻找严子陵。过了许久仍杳无音信，汉光武帝十分焦虑。
有人冒充严子陵，刘秀召见后，一一否决。时间过了许久，严子陵仍然没有一点儿消息，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刘秀忧心忡忡，整日思索：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严子陵看到刘秀打得天下，知道定会封他做官，可他生来处世低调，不愿意在宦海中你争我斗。于是，他隐姓埋名，在齐县境内富春山中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一天到晚，垂钓于溪水之中，怡然自得。
有一天，一个农夫上山砍柴，又累又渴，便到河边喝水，看见一人独自坐在河边钓鱼。他越看越觉得这个钓鱼人面熟，回到镇上，看到集市上张贴的画像，农夫才明白，山中的钓鱼人就是光武帝下重金寻找的严子陵。农夫顾不得一天劳累，扔下柴火，飞一样跑到衙门，把此事报告了县令，农夫也因此得到了一份儿奖赏。
齐县县令上书光武帝：“有一个人，身披着羊皮大衣，在富春山溪水边钓鱼，很像严子陵。”刘秀立即命官吏备好车马，装上优厚俸禄，想把严子陵请出富春山，然而官车去了又回，均无多大收获。这天，官吏又一次来到富春山，严子陵说：“你们认错人了，我只是普通打渔的人。”使者不管他怎么解释，硬是把他推进了官车，快马加鞭，送他到了京城。严子陵住进了刘秀特意为他安排的房子，每日饭菜相当可口，数十名仆人为他效劳，然而对于这些他不屑一顾。
侯霸与严子陵也是旧时好友。此时的侯霸已今非昔比，他接替伏湛做了汉朝的大司徒。侯霸听说严子陵已到皇宫，就让下级侯子道给严子陵送去一封书信，表示对严子陵的问候。一见严子陵，侯子道恭恭敬敬地把信递了过去。此刻，严子陵正斜倚在床上，听到是大司徒侯霸派人送信，仍然面无喜色。接过信，大概一看，便放在了桌子上。侯子道以为严子陵因为侯霸没有亲自看望而不愉快，忙又说：“大司徒本想亲自迎接您，因为公事繁忙，一刻也脱不开身，晚上，他一定抽空登门拜访，请严先生写个回信儿，也好让我有个交代。”
严子陵想了片刻，命仆人拿出笔墨，他说，让侯子道写。信中写道：“君房(侯霸字)先生，你做了汉朝大司徒，这很好。如果你帮助君王为人民做了好事，大家都高兴，如果你只知道奉承君王，而不顾人民死活，那可千万要不得。”他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侯子道请他再说些什么，严子陵没有吭气儿，侯子道讨了个没趣回到了侯霸那里。
侯霸听完侯子道的话，面有怒色，觉得严子陵不把他这个大司徒放在眼里。于是把严子陵的一番话，报告了刘秀，谁知刘秀却说：“我了解他，就这倔脾气。”
当天，刘秀去看望严子陵。皇帝亲自登门，这可是件大事儿，得远迎才对。可严子陵根本不理，躺在床上养神。刘秀进来后，看到他这副情景，并不恼火，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严子陵的肚子，亲切地说：“老同学，你难道不念旧情，都不帮我一把吗?”严子陵说：“人各有志，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做官呢?”刘秀听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失望地走了。
有一晚，刘秀与严子陵叙旧。刘秀问：“我比从前怎么样?”
“嗯，有点儿进步。”严子陵大模大样地回答道。
那晚，两人睡在一起，严子陵故意大声打呼噜，并把腿压在刘秀身上，刘秀毫不介意。第二天早上，太史惊慌地来汇报：“皇上，昨晚微臣观察天象，发现有一客星冲犯帝星。”刘秀轻描淡写地说：“没啥大不了，昨晚我和严子陵睡在一起。”
刘秀封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他不肯上任，仍旧回到富春山中过他的隐士生活，种地，钓鱼。富春山边有条富春江，江上有个台子，据说是当年严子陵钓鱼的地方，被称为“严子陵钓台”。
建武十七年，刘秀又召严子陵人宫，严子陵又拒绝了。
严子陵无意仕途，寄情于山水间，这是一种人生志趣，更是一种低调处世的哲学。事实上，他的无意仕途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像严子陵这样的贤士，必定对名利场上的险恶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其为名利争来斗去，倒不如做山野村夫反而悠然自得。真正没有欲求的人，才可能保持清高的节操，才不会被旁人所左右，严子陵可谓是真正悟透致虚、守静的人。
在历史上，另一个“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物更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
五柳先生是陶渊明的别号。他自幼家境贫寒，又喜欢读书，不想求官，即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还是只顾读书作诗、自得其乐。他的家门前有五株柳树，故此，他给自己起个别号，叫五柳先生。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陶渊明二十九岁，任江州祭酒，虽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抱负和理想，但在重视门阀制度的社会里，陶渊明出身庶族，自然受人轻视。他的祖父陶侃生前就因出身寒微，被讥笑为“小人”。可想而知，陶渊明当时在政治上的处境十分尴尬。由于不堪吏职，陶渊明做官没几日就辞官归田了。辞官没多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但陶渊明还是不堪官场黑暗，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陶渊明到江陵，人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桓玄当时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陶渊明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更不愿做他的心腹。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陶渊明写道：“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既表达了他人桓玄幕的悔仕之心，又表明了他想要再次辞官归隐之情。是年冬，渊明之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
安帝元兴元年，桓玄以讨尚书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人京师。元兴二年，桓玄篡位，改国号楚。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攻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了一线生机。在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陶渊明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有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初时，陶渊明对刘裕是有好感的，因为刘裕“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而使得“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然而，出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循私情，将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官场的黑暗，使他再度感到失望。用“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中表达了他想要归隐的心情。第二年，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月，又改任彭泽县令。同年十一月，陶渊明已经意识到自己既不能改变世俗，也不能适应世俗，对官场也算是失望透顶了。陶渊明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再一次辞官归隐，在官不过八十余日。至此，陶渊明十三载的官场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算是彻底结束了。这十三年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归去来兮辞》一赋，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回到柴桑老家，觉得现实与理想距离得太远了。从那以后，他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与夫人翟氏一起，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尚还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有记载：“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又嗜酒，每饮必醉。遇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若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至义熙四年，住地上京失火，迁至栗里，生活开始变得十分困难。每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遇灾荒之年，就只能“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曾有家乡老农劝他重新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然而，陶渊明却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可回。”谢绝了乡亲们的好意。
陶渊明晚年时，生活更加穷困潦倒，也有一些朋友主动接济他。有时，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颜延之是陶渊明的老朋友，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之时，几乎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陶渊明即使求贷或接受周济，也是有原则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以梁肉馈赠给渊明，却被他拒绝了。檀道济劝但他说：“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但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陶渊明辞官归隐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却老而益坚。晚年作《挽歌诗》三首，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平淡自然。而《自祭文》则成了他的绝笔，“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陶渊明一生留下像《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许多作品，虽在当时流传不广，但后来却广为传颂。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其中《饮酒》堪称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之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曾几度出仕官场，为官十三载，深受羁缚，自此次下定决心脱离官场，归田隐居，追求一种返璞归真、质性自然、不为形役的生活。在他的思想当中，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其为人处世的准则。真正做到了“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在这种生活中，将天伦之情与朴素自然的田园生活与自己融为一体，无拘无束的自由，美好而恬静的人性与质朴的情操，又岂是官场的黑暗所能相比。尤其在他生活的南北朝时代，社会动乱，朝代更迭频繁，有些人可能微风一时，但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陶渊明选择了低调处世的生活方式，不但保全了自己，而且达到了精神上的超脱。
老子思想的继承人庄子同样是“致虚”和“清静”的代表。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像庄子这样彻底排除了物欲的诱惑，不争权夺利，回归到虚静的本性，宁可拥有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愿做受人参拜的高官，可谓达到了虚静的最高境界，也达到了低调的处世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