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商”的出版传奇
撰文/王淼
读沈昌文先生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一个感觉就是有“料”——沈先生是资深出版人，自建国初期进入出版界，数十年来，既亲身经历了出版界所有的重大事件，也亲眼见证了出版业的风云变幻。他的回忆录包括十七年的出版情况，文革时期的出版情况，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内容涉及到彼时众多隐秘的出版内幕和人际纠纷，站在个人的视角上回望如是种种，不仅看得格外清晰与真切，同时也极富个人传奇色彩。从这个角度上说，沈先生的回忆录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范畴，毋宁说也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中国当代出版大事记。
“善为书商的法宝”
沈先生初入出版界，正值新中国出版业刚刚起步之际，他从底层开始做起，伊始即得到了许多老出版家——如胡愈之、王子野、陈翰伯、陈原等人的指导和提携，可谓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并从此决定了他的出版视野与志向。如果将十七年的出版经历看作是沈先生的学徒生涯，那么，文革时期的出版经历，则不妨看作是沈先生逐渐形成自己对特殊语境下的出版的认识与策略，并为他后来主政三联书店的出版方向埋下了伏笔。比如，文革时的境遇使得沈先生得以接触许多文化界的“牛鬼蛇神”，在这个过程中，沈先生不仅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有改变的必要”，同时一点也不以这些“牛鬼蛇神”的“政治污点”为忤，而是真心拜他们为师，从而积累了一笔丰厚的人脉资源，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将其转化为“善为书商的法宝”，为自己改革开放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政三联书店的十年，可谓沈先生出版事业的鼎盛时期，正是在此期间，三联书店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足以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好书，沈先生本人也得风气之先，站在了彼时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像《宽容》的出版，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革对于个人生活的禁锢；《情爱论》与《性心理学》的出版，则是对情爱与肉欲的“拨乱反正”；《异端的权利》的出版，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集体体制对于人性的摧残达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第三次浪潮》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路标……另外还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等套书、丛书的出版，都曾经在彼时的思想文化界激起过巨大的反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书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启蒙运动”，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出版语境
在沈先生的回忆录中，披露出许多当代出版界的人事内幕与轶事遗闻。比如，沈先生眼中的邓力群夫人，“一张口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语言、党的语言，充满了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精神”，然而她的日常穿着却又是十分的“资产阶级”。沈先生笔下的罗孚，则既是一位在三联书店与港台作家之间穿针引线、帮助三联书店开疆拓土的大功臣，又是一位因故在北京入狱十年的神秘人物。沈先生详细讲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灰皮书”与“黄皮书”的出版背景和出版经过，讲述了他主持《读书》杂志时，处于两位老领导之间“一仆二主”、诚惶诚恐的尴尬处境……另外，还有黄仁宇著作的出版内情，在郑州开办三联分店、举办“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盛况，以及牟其中资助《读书》杂志读者见面会的逸事……如是等等，点滴细节，可谓真实还原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出版语境。
沈先生抱着一种坦然的态度回望自己的过去，他敢于触及内心的“小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既不刻意隐瞒，也不过多辩解。沈先生坦陈自己“反右”时为了进一步表现，曾经揭发过曾彦修等人；沈先生承认自己文革时批斗陈原，写大字报把陈老当时苦心孤诣劝他读书上进的事大骂一通，属典型的“忘恩负义”；沈先生从不讳言他与范用之间的矛盾，他承认自己学不到范用等老一辈出版人的耿耿风骨与刚毅正直，他说：“我不是出身于学术世家，对于读书明理，从来只认为是一个人生求饱的出路，而不是学术向往。”话说得实在，也真实道及二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对于过往的种种，沈先生一再申明，黑白之事固然可以因时因地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而事实及原话俱在，自己做过的事情就是不容否认与抵赖的——在某种意义上，或可看作他对自己过去作为的一种忏悔。
“不良老年”的夫子自道
读沈先生的回忆录，可知沈先生少年时代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只读过一年初中，厕身出版界后的业绩与作为，几乎全部仰赖自学。沈先生曾经自陈：“我从小就比较‘识相’，比较不怎么捣乱。”小时候的生活态度沿袭在他的出版事业上，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知所趋避”的处世哲学，其间真义，在于首先善于保护自己，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这不仅让他安全度过了文革的荒诞岁月，也使得他在出版界处变不惊，能够在特殊的语境中妥善地解决困局。沈先生坦言，做出版、干编辑不能头脑发热，应该以功利观念寻求出版的应对之道，他之团结文人、笼络部下，乃至“打擦边球”、“走钢丝”，其实无不是出于实际功效考虑的出版策略——不管手段如何，沈先生已然达到了自己出版的目的，至于别人如何看待，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沈先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正式退休，但他虽然离开了三联书店，却并没有离开出版界——他与出版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万象》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参与“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一系列深受爱书人喜欢的套书、丛书的出版。而沈先生本人也先后出版了《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阁楼人语》、《知道》等著作，讲述自己的书商之路，回顾自己的出版岁月，以及自己平生喜读闲书、多说闲话、常管闲事、爱凑热闹，爱品美食，爱听流行音乐的种种生活趣事。在沈先生的字里行间，也总是带有一丝无拘无束的洒脱和一种全身放下的自在。读过沈先生的这些夫子自道，我们其实不难想象，正是因为沈先生卸下了身上的担子，他才能够不拘形迹，真正体验到自己的个人趣味。
退休后的沈先生常以“小书商”、“不良老年”自谓，他总结自己平生的出版策略，不过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二十字而已。沈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也无风雨也无晴》，即是以苏东坡的词句概括自己的出版生涯，其中既包含着任人评说的意思，也带有波澜不惊的寓意——所有事业上的纠结、人际间的恩怨，最终都化作如烟往事，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显示出一种旷达超脱、物我两忘的豁达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