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重
前些日子汤建驰先生打来电话，说，有关徐重庆先生藏品的捐赠一事稍遇波折、经各方协力处理已有结局，将适时在湖州师范学院建一个专门的收藏馆。我听闻后十分欣慰。
徐先生是知名的民间学者，整理学问从做卡片、做考据起始，他认真、仔细、严谨，对片纸只字都非常爱惜，因此收藏宏富。他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收藏中自然以这方面的书籍为主，包括各种资料报刊；他谦虚好学，礼敬前辈，又热心助人，交友广阔，名家的信件、照片、手稿以及相赠的书画题字与工艺品、纪念物也有不少。他的收藏并非有意产生，而是在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拥有，其价值便在于方向比较明确、内容比较专一、系统比较集中，俨然一个资料库。
徐先生得病后，友人大都担心他的藏品散去，如今有了归宿，实在是大好事。我以为这不仅留下了徐先生的学业与精神，也会使湖州地方文化增添内容与境界。
汤先生同时希望我写一篇关于徐先生保存我父亲孙席珍外国文学教材及部分手稿一事的文章，我颇犹豫，因为教材之外还应该包括许多信件——那里面涉及一些现代文坛的旧人事和我父亲的意见看法、评论批判，有相当的文献与学术的价值，写来便拉杂。
我父亲与徐先生的师生交往从1976年底或次年初建立。其时，由“文革”延续的鲁迅研究的范围正在松动，徐先生第一次给我父亲来信，言辞恭谦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探询一个关于女师大学潮的史实细节。
当年，我父亲是北大学生代表、学联成员，他的前妻李桂生是女师大代表，最清楚这往事。我父亲便回信给予了答复。徐先生很快又来信感谢。此后，每一次通信往返，都是徐先生讨教问题，我父亲作答。日子稍长，徐先生尊“孙先生”为“席珍吾师”、署“晚重庆叩上”，我父亲则改“重庆同志”为“重庆兄”、署“弟孙席珍”，师生情分就此订立。
好像是在1978年春，徐先生专程到杭州拜望我父亲，送上了两把邱义丰的鹅毛扇及诸老大的粽子、震远同的椒桃片和橘红糕之类的湖州土宜。徐先生后来对我说，拜师之礼，实在不成敬意。
那天，我父亲留徐先生吃饭，让我陪同。印象中，徐先生拘谨而显得略略木讷，抽烟喝酒不敢大度。我父亲为宽解情形，就找些轻松的话题，比如西湖做作，缺乏苕上风光的远韵，比如吴兴物产丰饶，赏菊黄蟹肥实为天下第一风雅事，又比如湖笔与羽扇，前者可用在生活现实中以书画寄托闲情，后者可用在精神世界里作道具动摇国本，人生想要追寻的两面皆有湖州的影子，等等。听着，徐先生完全退去紧张，酒喝得脸颊微红。
当年秋，我家的园篱之菊开也烂漫，徐先生托人送来一筐太湖蟹。我父亲很感慨，认为无意言谈竟引来徐先生一番心思，难得；同时也反映了他做学问的细致，会有一定出息。
20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受邀请去湖师院讲学，在湖州住了几天，由著录弟子蔡一平、李广德诸先生陪同。徐先生作为入门弟子也一直在侧，并坚持要宴请一次，众人都感动。
我父亲和徐先生就这两回见过面，师生情谊是在通信中加深。
随着思想解禁，学术研究的大潮扑面而至，现代文学也不只有鲁迅一家。徐先生来询问的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左联时期文坛的具体人事。我父亲是当时过来人，曾先后与人组建北方左联、北方文总、北平作协，皆任常委书记，包括鲁、郭、茅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大都相识知晓，因此在回复之外，有时会对相关现象、本质、作用、影响、意义作分析，某些“披露”足以扭转被人误会、曲解的历史。
我父亲同时对徐先生指点方向、予以方法，勉励他应拓宽视野、展衍领域，多做批判性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和史学研究。记得我父亲曾委婉地对徐先生说过，古人的学问靠抄书校雠笺疏积累，但考据之学在当下终究囿于局限。又记得赵景深先生在信中同我父亲提及过徐先生，大体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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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常客气地说自己师从赵先生与孙先生，其实他对我父亲也有过协助。1980年，国家有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编纂的项目，由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选了若干家，我父亲是其中之一。徐先生听说之后，主动做了许多查阅资料、提供线索的工作。不过，我父亲认为“灿烂之后归于平静”再自然不过，年轻时的习作终是明日黄花，做事要做学问大事，因此把徐先生收集来的资料、线索撩在一边，不曾道一个“谢”字。
我父亲过世后，我母亲整理交付出版有创作选、文论集和回忆录多种，那些资料、线索方派上用场。我们家人对徐先生一直心存感激。
我父亲于1984年的最后一日病逝，跨年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湖州有蔡先生、徐先生等学生、友人前来参加。徐先生面色凝滞，双唇紧闭而微微哆嗦，连一句“节哀顺变”的话都说不出，只是长时间用力握住我的手，脸一扭，泪光闪过，转身离去。此后，徐先生与我母亲保持联系，通信中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我父亲遗稿整理的事，而我几乎既读徐先生的信，也会请我母亲写些什么。
1985或1986年我到湖州，下车就如约去衣裳街与徐先生相见。他的办公室不大，沿墙三面堆满装着书刊资料的纸箱，由地及顶，有好几摞厚，逼仄得只能在窗下摆一桌一椅。他请我上街小酌一叙，酒酣耳热之际告诉我，他的东西还有更多，分放在父母家、朋友处和单位仓库。
我问：“以后你的东西会更多，如何处理？”他不假思索地接口：“这还不容易？找个地方捐掉！”我说，收藏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是魂灵，生前散失，这人大约也就死去，如果保存下来，便是永恒。徐先生表示赞同，然后转问：“孙先生的藏书藏品呢？师母来信说想要捐掉。”我说：“我知道，我尊重母亲的意见。”然而确实的，我父亲一生散失过无数的东西，从无惋惜流露，他以为只有学业自会在人世间留存；受到影响，我也无所谓魂灵不魂灵的作继承。
“文革”中，我父亲的藏书和纪念品十之八九被抄家而去，幸存的之中有埃德加·斯诺的两封信。那信是斯诺为选译现代小说集《活的中国》，与我父亲商谈入选我父亲的作品而写的，从中可以窥见一些文坛史实。
关于此事已见发表，我母亲就想把信捐出去而询问过徐先生的意见，经考虑，信捐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后，我母亲陆续把我父亲抗战时期约请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项英等人就抗日统一战线、文化救国的题词，也捐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英文、法文、日文等原版图书捐给了杭州师范学院；把中文图书和书架、书桌及部分家具捐给了故乡的绍兴鲁迅纪念馆，那里附设有孙席珍文库；还准备把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资料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那里有我父亲的专室。这些，我母亲都通知过徐先生，徐先生极为赞许支持，也有建议。
1990年的样子，我母亲决定把我父亲的外国文学教材等送于徐先生保管，以后由他寻找合适的出处。这些教材凝结了我父亲作为学者的多年心血。如今很多人不知道，过去的大学以教材为正宗，教材只要经校级教授委员会批准，并由教务处教材科油印或校印刷厂排印，就能冠以学校出版部印行的名义，历来被等同视作甚至高于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因此，能编写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材并能讲述者，才是真正的教授，而那些不能很好胜任的人，大都归在辅助讲学或兼做研究之列。
我父亲于1930年走进北师大、中国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一直重视教材的编写，他专门回忆说：“我初次踏上大学讲席，自不免战战兢兢。头一年担任文学概论和西洋文学史两门基本课……赶紧把理查生的《世界文学史》、詹姆孙的《欧洲文学史》、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乔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权威著作找出来，逐章细读……讲英国，不得不找森次巴立、泰纳和埃德芒·戈斯，讲法国，就得去找法盖、朗松和勒内·拉劳，讲德国，找福格德和考赫，讲俄国，找米尔斯基和克鲁泡特金，讲意大利，找罗塞和拉·桑克蒂……同时还得求助于邻国的许多专门学者如坪内逍遥（英）、吉江乔松（法）、新关良三（德）、升曙梦（俄）、有岛生马（意）诸氏的研究成果，又须把主要的世界名著从荷马、维吉尔、但丁起，直至许多近代作家的重要作品，按其主次先后，一轮一轮地重新阅读，还得看作家传记，查作品评论。这样积年累月，边讲边学，才勉强地应付了下来。尔后又担任近代文艺思潮和诗歌研究两门选修课。”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先后在南大、浙大、杭大当教授，开课现代文学、文艺理论，主讲外国文学。“按照教育部规定，大学文科的外国文学课程，规定学习两年。我比照轻重主次，拟定本科三年级讲授西方文学一年；四年级讲授俄罗斯、苏联文学一学期，附带可以讲点东欧各国的文学；讲授东方文学一学期，主要讲中东、印度和日本，其中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着重讲古代，日本着重讲近代，印度的近代文学也须适当讲一点。这个教学体制，经我们试验后，效果还不错。现在本省各兄弟院校，大都照此推行，各省也有参考我们的设计办的。依照这项设计，我曾独力编写西欧、东欧、日本文学史教材各一种，西欧文学史已经三易其稿。”
上面，我可能引述过多，但无非想说明，我父亲的教材的编写不易，现在作为徐先生的藏书之一，具备价值和意义。顺便附注一句，一直以来受旧观念的影响，我父亲丝毫不在意教材的公开出版，只在晚年应约，与蔡先生合作出版了社会上最缺的东欧文学史。以我父亲的教材为例，徐先生的其他藏品也应当各有经历、各有故事、各有感情。
我父亲的教材等，是我母亲清点并亲手捆扎，有四或五捆，每捆16开本、高约40厘米，另有两三大纸包，由我送到徐先生这里。据我所知，除“西欧、东欧、日本文学史教材各一种”外，我父亲还编写过印度、朝鲜、蒙古、越南和波兰及拉丁美洲文学史教材的初稿，只是不归他开课仅做准备，所以在回忆中没有提及。我母亲整理出来的，又有我父亲出席的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和鲁、郭、茅研讨会的资料，参考的价值因人而异。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常出差到湖州，抽得空便与徐先生相晤。他搬了新居，每天晚上高朋不断、高论不断，夜静时分工作到天明。这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居然自己高卧在小厅，让三室作书房，而还有其他东西依然寄托他处。那段时间，陈永昊先生正主持湖州文库的建立，我说，徐先生其人其事将来可以著作而入藏于内。陈先生点头赞同，说，徐先生本身就是湖州地方文化的藏品。
2014年10月，我有北方之行，行前托徐先生购几支湖笔以送友人。去取的那天，徐先生又摆酒请我，在座有蔡先生、汤先生和余连祥先生等。席间，徐先生告诉我，湖笔是汤先生执意送的，我敬谢不已。席终，大家欢别。不想没几天，我在恒山脚下接到汤先生电话，说徐先生意外重病，我惊愕万分，仿佛山裂，不知语言。
徐先生一躺越明年，可以半仰靠。我曾由余先生陪同去看望徐先生，他不说话，也许不需要说话，他的学业成绩在、为人品格在、社会精神在，因为没有散失的收藏会证明魂灵。我握他的手，他用惊人的毅力回握。
徐先生从不曾与他人道，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花十几年艰辛，为湖州引进过红木家具、京剧服饰、楹联艺术等三个收藏馆和一个家族纪念馆，事成之后，社会感动。他的收藏馆呢？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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