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的文坛点将录

冯其庸先生

  生于1924年,幼年忍饥挨饿,在战乱中躲过日寇刺刀。

  青少年时,在困苦中奋发求学,幸遇名师教诲,打下坚实国学基础;后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终于迎来新社会。

  而立之年,初入京华,执教中国人民大学。在三年困难时期,虽遭遇人生之劫难,仍坚持秉笔记录。

  一生致力于“红学”建设,殚精竭虑,硕果累累;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以八十岁高龄穿越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终查实玄奘取经东归之路,填补重大历史空白。

  “冯先生在执教北京以来的岁月,对于文化的广泛涉猎,又得以与多个领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叙述中,学者郭沫若、俞平伯、启功、姚迁,作家王蒙、金庸,书画家许麐庐、黄永玉、刘海粟,戏曲艺术家袁世海、陈伯华、周信芳,工艺大师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为《红楼梦》而交往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学者,这些因为不同的机缘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当代文坛的点将录,他们交游的往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

  ——朱玉麒

“那你帮我问候他”

郭沫若写给冯其庸的信

  郭老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很真诚,也很坦率,也很天真,经常写完一篇文章就告诉我说,我又写完一篇文章了,明天《光明日报》发表,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一次,他从德国回来,在飞机上写了一篇文章,下飞机一到家就给我来了封信,我在飞机上写成了一篇文章,过几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你看看有什么意见告诉我。

  最让我感动的是,“文革”开始,我已经挨批斗了。人大的一些造反派到郭老那里去,要郭老写字。那个时候都是无法无天的。郭老一看这些人来了,当然也不好不写,因为郭老也很危险,那个时候要不是周总理想尽办法保护,他也会被弄去批斗的。郭老的儿子就牺牲了,他的女儿在人民大学读书,叫郭平英。所以郭老就给他们写了字。因为那些是人民大学的人,他就说,你们认识冯其庸吗?那个人就说,认识,认识,是我们中文系的,我也是中文系的。郭老就说,那你帮我问候他。他们已经告诉郭老我在挨批斗了,郭老还叫他问候我。后来那个中文系的人回来告诉我,我很感动。实际上郭老是给我一个安慰,示意我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不能多讲。所以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情。

“骇倒白杨,笑倒青藤,

唯有其庸,不骇不笑”

  

刘海粟

  记得有一次刘海粟先生忽然问我,叫人带给你一幅画,你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问他是交给谁的?他说,我哪儿记得住是谁啊,他说他是你的老朋友,我就把画交给他了。我说,你上当了,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也没有人交给我画。看他的人也多,他确实是从来不设防的心胸,从来不提防人家,更不去想是人家骗他。

  海老又画了一幅葡萄送给我,题了诗句,我记得是“骇倒白杨,笑倒青藤,唯有其庸,不骇不笑”。这幅画我一直留着。

  有一次他说,一定要到我的瓜饭楼来看望我。那个时候我住在张自忠路五层楼上,也就是瓜饭楼。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来,我住在五层楼上,你爬五层楼太累了。他夫人还有旁边几个人都说,你不要上去了。他说,我黄山都上去了,还上不了五层楼?一定要去。我觉得快一百岁的人怎么能让他爬五层楼,当时也没有电梯,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约在恭王府见面,我说我那里有画室,你高兴要画画,在那里可以随便就画,我自己的画,也挂在恭王府我的办公室里,我也不用再找了,你去了就可以看到。后来他就同意了,就约好了在恭王府我的办公室见面。

  恰好那一天,李鹏请他吃饭。我事先都不知道。海老先告诉李鹏,我不去了,我已经跟冯先生约好,我要到冯先生办公室去看望冯先生。后来别人告诉海老,说菜都给你定好了,宴席都准备好了,怎么能不去呢?后来他夫人也劝他,总理宴请你,你不能不去啊。他说,我也不能不到冯先生那里去,跟他约定好的,我怎么能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呢?而且我也非常想去看看冯先生的画和他的办公室,你把宴会推迟两个小时,让我先到恭王府见了冯先生我再去。这个我都不知道。

“这完全是白石老人的画风嘛”

左起:冯其庸、黄永玉、许麐庐、黄苗子

  许麐庐先生一直是鼓励我画画的。许麐庐先生住得离火车站很近,还有黄永玉也住在那儿,就在许麐庐先生附近,所以我礼拜天有时候去看望他们。

  许先生特别热情,总是要留着我吃饭,要我在他家画画,看我画,然后再指点我,我现在有一幅画就是在他那里画的。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刚好有几个画家朋友也去,大家的兴致来了,每人在他的画桌上,拿起他的笔,铺起他的纸,就画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画家,我就没有动,许先生就说,你也画,被他一说,我也就画了,画了几根藤子底下两个大葫芦。画完以后,许先生很称赞,他说这完全是白石老人的画风嘛,他就在葫芦上给我加了一个蚂蚱。这张画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跟许麐庐先生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他儿子给他盖了一个很大的别墅,接我到他那里去,老先生很高兴,说我们再合作吧,就一起合作了一张大画。那个时候身体还很好,送我出来的时候还送到大门口,没有想到,我们合作这张画以后,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年龄也高了,已经是九十好几了。

“你简直就是我小说里的人物”

冯其庸(左)与金庸(右)

  查铮弘从六合到了杭州,见到金庸以后,查铮弘把前前后后的经历,都给他弟弟讲了,嘱咐金庸,你一定要帮我谢谢冯其庸先生,我们家要不是冯其庸先生,就完全是没有了,多亏他救了我们全家。

  金庸当时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知道了他哥哥情况,向我表示感谢。后来金庸回到香港以后,又寄来了500元钱。我拿到这500元钱,我觉得我怎么能要人家的钱。我帮助他哥哥是出于一种道义,不是为了钱,而且冯励青先生为他牺牲了,这不是钱能够表达的。所以我也没有告诉查铮弘,我就把这500元钱给他寄过去了。我说,你弟弟寄来500元钱让我转给你,你收着吧。查铮弘也不知道这钱是金庸给我的,以为是他弟弟金庸让我寄给他的,他就接受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跟金庸开始通信了,他很感谢我,觉得我那么仗义。有一次他说,你简直就是我小说里的人物。刚好是1981年9月份,我去美国讲学,经过香港。金庸知道我去香港了,高兴得很,可能就是那次第一次见面的。当时他在香港名气已经非常大了,非常隆重地接待我,也向我道谢,我好像记得他送给我一部他写的小说。

  我在斯坦福大学讲学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有金庸的小说,斯坦福大学有一大批人都是金庸迷,都喜欢金庸的小说。我讲课之余,有空就看他的武侠小说,结果越看越着迷了,确实写得好。我高兴得不得了,在美国的半年时间,有时候通宵读他的小说。因此跟金庸更加有联系了,我们通信不少。

  (节选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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