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枪总008
昨晚，《人民的名义》终于大结局了，沙瑞金书记发表扣题讲话时，说“人民，就是你我他。”按照沙书记这话，说这电视剧里看不见人民的观点，那就立不住脚了。不过我一看见人民俩字，想起的还是工农劳动群众。这不，眼瞅着要过五一劳动节了，咱们就来聊聊他们。
|《人民的名义》里的“人民”形象
上古时代的Iron Man
像我这种小时候见过粮票，去过供销社的80后东北老青年，童年记忆里是残存着计划经济、集体主义余晖的，一提起劳动者，首先浮现在眼前的都是这样式儿的画面：
假如在那个年代就有了智能手机，有了移动互联网，那刷遍咱爷爷奶奶朋友圈的歌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类撸起袖子可劲儿歌颂工农劳动者的主旋律。宣传画上的劳动者雄壮、高大，个个一身腱子肉，拳头比沙包还大，身影像山一样巍峨。面对从未被开垦过的荒山野岭，他们脸上扬起的是能把沧海变桑田的自信笑容；看见拥有飞机大炮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他们全身燃烧起的是“干不死你小丫挺”的怒火，在他们能创造一切的双手面前，啥都不算事儿。
在宣传画之外，那些现实中的劳动楷模就成了那个时代的超级英雄、全民偶像。其中的Iron Man王进喜，TF大叔时传祥，Firebrand张秉贵，这哥仨可以说是50-70年代的三大天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偶像中属于人气最顶尖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他们的传奇故事依然在流传，比如王进喜的故事在2015年还能被拍成电影呢，与西方那位Iron Man都出现在全国的影院银幕上，交相辉映。
|50年代全民偶像——Iron Man王进喜，别笑，英文译名就是这个，不信自己谷歌去
|果然是Iron Man
不过说到底，因为时间久远，那些宣传画里大无畏的劳动者和成为全民偶像的王进喜们的对我来说，即便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做一番了解，不过毕竟没有亲历过那个年代，所以他们虽然也在我的记忆里，但谈不上有多大的情感共鸣。之于我，那段岁月更像是一段上古传奇，而那些把他们的形象进行“超级英雄”式加工的那些人，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主人，Ture Master。
老春晚时代的政治正确
|被80后嚯嚯死无数次的马里奥大叔，本业是水管工，一名纯粹的劳动者
那么哪些劳动者形象在我的记忆里烙下印了呢？我想了一想，除了马里奥大叔这位水管工，能让我有深刻记忆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央视春节晚会上的小品，比如——
1991年《换大米》，杰森·斯坦森郭达扮演的进城换大米的农民，嗓门大，据说秦腔唱得特好。
达康书记吴刚老师跟他对手戏，演一位熟练掌握西方美声唱法的歌唱家。
1995年《父亲》，郭达扮演的进城看望女儿的农民。
对手戏演员换成了蔡明，演一位从山村走出来的、熟练掌握港台腔、说话中英混杂的成名小歌星。
1996年《打工奇遇》，赵丽蓉老师演的进城打工的老太太，唱得了小二黑结婚，写得了一手毛笔字。
对手是巩汉林演的卖掺水名酒，萝卜卖出天价的黑心饭店老板。
1997年《红高粱模特队》，本山子出演的氓牛屯生产队赵队长。
戴时尚头巾，穿潮流衬衫的范伟跟他对手戏，演一位知道克劳馥·辛迪、一身艺术细胞的国产服装设计师。
这些小品虽然各有各的剧情，但总结下来，有几个掩饰不住的鲜明特征：
1.与劳动者主角们演对手戏的角色，都是看上去混得不错，在城市站稳脚跟的潮人、社会人，人物形象油光水滑，光鲜亮丽，他们的职业多出现自改革开放以后；
2.在角色性格、特点设置上，劳动者们虽然不懂时髦，很“土”，但淳朴、正直、踏实，能成事儿；时尚潮人们虽然头脑灵活，“很熟悉西方那一套”，但都有各自的缺点，或不接地气、浮夸难以成事儿，或虚荣心强爱面子，甚至为了赚钱去坑蒙拐骗；
3.剧情走向与结局：剧情都是围绕劳动者的“土”与社会人的“潮”产生的矛盾而开展，最后的结局也无一例外，劳动者们凭借自己的直接、淳朴、正直，令那些看上去光鲜亮丽的潮人相形见绌：美声歌唱家要给拥有原生态嗓音、吆喝换大米的农民当提词助手；嫌弃父亲的小明星被真挚的父爱感动得声泪俱下，抽泣地唱完《我生在一个小山村》；奸商老板被打工老太太耍成“棒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留下“货真价实”四个大字后潇洒地远去；一心想让氓牛屯青年们脱离劳动者形象，被包装成时尚模特的范设计师折腾大半天也弄不明白，最后惨遭“解雇”，眼睁睁地看着穿着大棉袄、二棉裤的“红高粱模特队”跳起洋溢着劳动者自信的舞蹈。
小时候看这些小品时，就是看个热闹，听到赵丽蓉老师那句“还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时嘿嘿一乐，跟同学傻玩时吼一嗓子“换大米”。但回头再看这些小品时，就会想起青年学者X博士的那句话：“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啊，是一叶知秋的。”——的确，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老春晚上的小品这么演也是有原因的。小品虽小，背后也扑打着汹涌的时代大潮。
这个大潮的名字就叫改革开放。尽管这个大潮的走向在90年代初之前也曾左右摇摆过，但泄洪的闸门可不是想关就关得上的，穷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总算可以挺直腰杆挣钱脱贫，这谁能拦得住？
|《我爱我家》中的基层劳动者经典形象-保姆小红，在风流激荡的年代里，她也是可以上升成为海南岛商业大亨的
而在挣钱脱贫的路上，无数劳动者自然会选择涌进机会更多、环境更好的城市。于是那些从乡下进城的劳动者就与那些向西方文化敞开怀抱的潮人、凭借各种手段先富起来的有钱人，走进同一个历史舞台，开始碰撞、交会、融合，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浮世绘。
|90年代的城市街头，一个社会学家放眼望去，他可以找到不同身份的样本
在进入这幅浮世绘时，劳动者们已失去了上古时代时，在官方宣传画中那些大无畏的主人公先潮起来或者先富起来的人会毫不掩饰地嘲笑他们“土”。那会东北有句流行语“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就是对“忘本”潮人们的反击。
所以仔细一琢磨，在这些老春晚上的小品中，两种不同角色因为小冲突、小摩擦产生的笑料，也得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在生活中提炼、浓缩出来的——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这些小品故事的发生前提，而进城打工潮在上古时代是几乎没有的，那会兴的是“上山下乡”这些让城市人口流向农村的运动。而老春晚在处理“土”与“洋”的小碰撞时，劳动者们的“土”一定是次要的，他们的美丽心灵是主要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正确，是官方文艺工作者们对于老意识形态里“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种情结的防御与坚守。
《钢的琴》：老一代劳动者的浪漫挽歌
尽管老意识形态在文艺阵线上的“失守”速度要比经济阵线上缓慢，但在阔别90年代以后，春晚上的小品还是开始起了变化。
|在春晚舞台上，劳动者敢于大大方方地伸手要钱了“再唠十块钱的”，先严格按契约办事儿再谈感情，这就是市场经济
2000年，在本山子与宋丹丹老师联袂出演的《钟点工》里，宋老师演的是进城当“钟点工”的大妹子，在开导“屋里憋屈型”的本山子时炫耀：“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这一套小词儿下来，正式宣告春晚上的劳动者不愿意再土下去了，他们也要洋起来。而连唠嗑也“明码标价”的准则，也表明进城劳动者们也要“多谈点钱少扯点感情”，一切皆可买卖，十分市场经济。
这说明啥呢？一是春晚对于“土洋碰撞小摩擦”这个老话题已经没那么感兴趣了，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就像“钟点工”大妹子一样，不说有多热衷，但已经渐渐地不再把穿名牌、追时尚这些行为贴上“浮夸”“虚伪”“贪图享受”“被资本主义所侵蚀”的道德标签了，不再拐弯抹角地谈钱、挣钱；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切蛋糕”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微妙，即便是带笑料的“土洋小摩擦”，在春晚舞台上也容易挑拨起那些敏感的神经。
但等我再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称得上是经典的劳动者形象时，那作品要表达的已不再是小摩擦、小冲突，而是扒去一切温和的外衣，直揭时代的伤痛，真实无比。
|也正是在《生存之民工》里，我第一次听到二手玫瑰的妖娆歌声：“哎呀我说命运呐，啊哈~生存呐，啊哈”
这作品就是2005年在地方台播过的，管虎导演的电视剧《生存之民工》。这电视剧把镜头对准“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把进城民工的生存状态（经常吃馒头喝稀饭，睡临时搭建的大通铺，精神娱乐基本靠黑录像厅，在路边小发廊解决生理需求，为了几百块工钱敢去黑砖窑）展现得跟纪录片一样，甚至有很多角色就是农民工亲自出演。
想都不用想，《生存之民工》这么力道凶猛的作品，是无法突出重围，成为主流走向社会大众的。而另一部同样是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文艺作品——电影《钢的琴》，受到的阻击就小多了。与极度现实的《生存之民工》相比，它可以说是一部披着浪漫主义外衣的现实主义作品，里面“隔壁老王”等段子更给它染上了不少黑色幽默的色彩。
然而外衣终归是外衣，把一群曾经头上带着体制内光环，之后却被时代大潮拍得狼狈不堪的下岗工人凑在一起，在承载往昔荣耀的废弃车间里的相聚，只能是回光返照。在用集体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打造出一架形式大于实际功能的“钢的琴”后，他们还要继续混沌、晦涩、灰暗的生活。做“钢的琴”这事对于他们来说，是“过把瘾就完事儿了，与那个时代彻底挥别了”，是东北老国企下岗工人们与他们黄金年代的一次尽兴却凄美的“分手炮”。
新时代的“张全蛋”们，你们到底过得怎么样？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钢的琴》里那些老一代劳动者们，一步一回头地渐渐退场，在当下的时代大戏里不再出演主要角色。也许他们跟《人民的名义》里的郑西坡一样，不明白什么是“互联网+”。而在这个名为“互联网+”的新时代里，对基层劳动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几年的电视电影作品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新一代基层工作者形象并不多，反倒是源自于互联网恶搞节目的张全蛋，成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形象代表：他是手机代工巨头“富土康”的车间质检员，有自己的英文名字Michael Jack，对于“换肾”这种老一代工人不会懂的网络梗信手拈来。
不过张全蛋的形象，虽然以基层工作者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的身份都已转变成了“网红”，不能反映出新一代基层工作者的真实状态，难以成为经典。问题出在哪儿呢？回头再看那些创造经典劳动者形象的文艺作品，不论是小品也好，电视剧电影也罢，它们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发生，大多都是因为一件事——工作。
你看，郭达之所以扛着麻袋进城，是因为换大米对于他来说是工作；赵丽蓉老师能碰上一段奇遇，那是因为她要进城打工；宋丹丹和本山子的《马甲》，也是因为宋老师的工作是钟点工，要陪本山“再唠十块钱的”；而《生存之民工》就是讲农民工工作了却没拿着工钱的，《钢的琴》也是一个因为国企工人丢了工作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想了解新一代劳动者的故事，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工作。
那么通过谁才能了解到新一代劳动者们的工作情况呢？根据我的观察，专门给他们找工作的赶集网算一个。人多了，赶集网搜集的数据也就多了，因此他们可以专门针对年轻劳动者做出大数据分析。看看这些大数据，你就知道那些在知乎上把年薪过二十万、三十万看得相当容易的人，是有多么脱离群众、不接地气。
通过赶集网的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基层工作者们相当看重“发展前景”，而那些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劳动者们，看重的也是“职场机会多竞争公平”。这两点与许多离家在外的年轻白领的诉求，没什么不同。
除了这些大数据之外，赶集网最近还采访了六对基层工作者，每对都是师徒、母女、父子这样的新老组合。这些劳动者们还穿着职业装，带上家伙事拍了几组“模特”照，看上去还真有点当年“红高粱模特队”的意思。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新一代劳动者在采访中透露的一些心声，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时代与人真的是在变化的：
|女儿小杨22岁，妈妈44岁，一年半工作经验
左边的女儿说“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工作，又累赚得又少，每周只有一天的假期，自由都没有。屋里面有监控，不能玩手机，想毕业之后换一个行业工作。”她更喜欢坐办公室的工作，比如销售、客服之类的，同时也担心自己资质不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母女俩都想换工作，但妈妈不会上网搜索，得靠女儿指导。
|汽修工师徒，师傅51岁，五年工作经验； 徒弟95后，23岁
这对师徒是从事汽车维修工作的，“五年前和老乡来北京打拼，现在老了明显感觉体力跟不上，所以就招了个徒弟。”五十多岁的师傅说道。“师傅教了我很多技术，现在差不多快要出师啦。”95后的徒弟面对赶集网的采访表现得相当活跃。“有一次车轴承问题，师傅他不敢定论，要是听我的，一开始就解决了。师傅嘛，就是胆子有点小，有点保守。”
|物业维修师徒，王师傅50岁，徒弟20岁
这位徒弟的爱好：爱踢球，看美剧，还偏爱暴力一点的比如《行尸走肉》、《美国恐怖故事》。平时还爱打打游戏，Dota、LOL、《王者荣耀》都爱玩。畅想未来时，师徒二人都表示不再想干物业维修了，而是想成为个体户，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女孩小玲23岁，半年工作经验；母亲黄阿姨47岁，两年工作经验
这对做保洁的两代人，现在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平时忙得连休息都顾不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两代人的娱乐态度差异就显现出来了，阿姨会因为没时间而放弃娱乐，女孩则会趁着空闲听听音乐，走路的时候玩玩手机，看看快手。谈到未来时，女儿说：“不想换工作，保洁的时间比较自由”。
|父亲54岁，六年工作经验；儿子25岁
2011年，儿子经朋友介绍来到北京做餐饮服务员，因担心父亲年迈，就在2014年把父亲接来，在同一家店里工作。不过北京显然无法成为他的落脚点：“开销还是挺大的，北京是个大城市，开始的时候就会比较难，资金周转不开，前几年还考虑买房，房贷压力也很大，过一阵会考虑带父亲回家。”儿子表示最多再干一年，“这份工作满足不了我对事业的期待”。
|保安师徒，师父两年工作经验，徒弟小宋24岁
“你好在头，谢谢在后”徒弟说这是入行以来师父交给自己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师父是山东人，2015年来京，2年的保安经历早已将性格磨练得稳重谨慎，24岁的徒弟刚刚退伍，一身血气方刚。“他比较有正义感，但做事有时会有些急躁”，徒弟听到师父的评价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告诉赶集网，做保安其实压力挺大的，很少有时间回家。“最感动的事？应该是业主的一声谢谢吧。”
说到底，年轻基层工作者们对于工作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在碰见为你送外卖、送快递的小哥时，如果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不妨问一句：“咋了哥们，工作不顺心啊？”这一句问候，就比冲着电视、电脑屏幕用力，看上去是怜悯别人实际上只能感动自己的人文关怀要实在多了。可能有的读者朋友想说，万一快递小哥回应：“嗯，不顺心，你能给介绍啊？”那该咋办，我们觉得比较靠谱的答案是，让小哥上赶集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