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如此“幸福”的少年|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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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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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2017年全年征订，108元六期，包六次快递。点击左侧购买。

　　这些年，关于代际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也不乏质疑的观点。但代际之所以一再值得被讨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同代人所处的时代相同、经验相似，使得某些感受、思想，有着共通之处。本期“作家立场”的“七零后：经验与时代”小辑，邀请了刘大先、房伟、赵志勇三位生于1970年代的学者，回顾自己的少年经历，我们能从这些鲜活甚至不乏残酷的经验中，看到时代的某种真相，他们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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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前中期，街头的游戏厅吸引不少青少年驻足。

如此“幸福”的少年

房伟

　　人的记忆，好像持久的赌博，赢得越多，忘得越快，赢家总憧憬着美好未来，而输家更多地沉溺于输赢过往。痛苦压抑的经历，往往会比幸福记忆，更持久清晰。当然，更可怕的是彻底遗忘，彻底生活在“当下”。作为大学教师，我常会遇到学生或家长询问，有关“人如何教育”的问题。遇到这些情况，我不禁回忆起少年求学的经历。作为七零后一代人，这些经历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它们暴烈冷酷，潜伏在记忆深处，并未消失，而是在黑暗中打量着我。它们冷笑着，等待着回到阳光的那一刻。

黑暗的心

　　我蜷缩在床的一角，等待天亮，浑身火辣辣的疼。

　　我的家在荒凉的油矿区。那里只有一所中学。我是差生，差生的体验，就是被惩罚。这种惩罚，有肉身羞辱，也有精神创伤。教育的暴力，是恐惧的产物，而这个恐惧来自家长、学生和教师，共同的无安全感。老虎和狮子，通过暴力获得食物，人类的暴力，有时出于由邪恶生出的快乐，有时也出自恐惧。我第一个恐惧对象是父亲。每次考试成绩出来，惩罚总不可避免。挨打后，我在床上睁大双眼，盯着黑暗虚空。那是一片茫然纯净，有本质性恐惧诱惑，也会涌现很多形象，比如，恶魔、鬼怪和食人兽。当然，更多是挨打情景。在我惊恐的想象中，父亲高举着鞭子或棍子，愤怒地盯着我，脚下是雪片般被撕碎的考卷。我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父亲矮瘦，年轻时面容清秀，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书法与文学。他学的是声乐，但上高中查出嗓子有问题，就转行考上医学专科学校，成了医生。我的少年记忆里，他暴躁孤僻，又絮絮叨叨，懦弱自私。只有独自在房间里拉二胡，或写草书，才能看到一点当年的风采。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对人和气，医术精湛，经常义务帮助邻里看病，被戏称为“雷锋”。“文革”期间，他写过讽刺领导的诗歌，被单位批斗，几乎弄到停职自杀。事业不得志，扭曲了他的性格。我极少看到他笑。他总板着脸，检查我的功课。他期望我考上大学。

　　我是那样不争气。我厌恶学习，我讨厌无聊的数学公式、英语字母。惩罚随之而来。他不许我看电视，吃好东西，不许我买喜欢的衣服。当然，少不了各种花样百出的惩罚方式。他信奉棍棒教育。我顶过尿盆、挨过鞭子、尝过皮带、跪过搓板。有一次，我被打得屁股几个星期不敢碰凳子。父亲读书时是班里的优等生，他蔑视我糟糕的学习成绩。每当来客人，他冷冷地指着我说，这是不成器的犬子，长大就是淘大粪的货！我在客人尴尬的笑声和父亲故作爽朗的狂笑中落荒而逃，想象着肩挑大粪的落魄样子。我甚至羞愧地闻到了身上的恶臭。

　　他不许我有业余爱好。有段时间，我酷爱收藏烟盒纸，每天放学，我都在附近垃圾堆翻来翻去。每个周末，我都约上同学去很远的地方找烟盒。当遇到稀有烟盒，我欢呼雀跃，仿佛发现了什么神奇宝藏。我大约收集了上千种烟盒纸。当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烟盒纸，被我小心翼翼地擦干净，贴在我自制的折叠纸板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那里有神秘世界，芒果树、大瀑布，也有金沙江、长城，还有稀奇古怪的动植物，甚至外国香烟奇异的花纹和图案，都能激发我的好奇心。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了这样一幕：我放日记和烟盒的写字台抽屉，人生之初最隐秘的幻想、欢乐和激情，无情地被撬烂、撕碎，丢在地上。门口有一只火盆，父亲正冷着脸，冷静地将那些烟盒碎屑投入火中。火光摇曳，我看到他的脸在明暗闪烁的火光中变幻不定，好似地狱走来的使者。我哭了，尖叫着失去了理智，冲上去和父亲厮打。父亲愣住了，但很快，我瘦弱的身躯，被父亲像布娃娃一样丢出很远。咸咸的鲜血，从我的嘴里、鼻子里涌出，一件黄色印有老虎图样的小汗衫被撕得粉碎。我拼命反抗，不惜用拳头打碎了窗户玻璃，示威似地让碎玻璃割伤了手。父亲愣了一下，更加恼怒地向死里打我。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一位熟悉的邻居及时劝阻，我会死在父亲的拳下。

　　晚上，我的手被包扎好，躺在窄窄的小床上，没人理我，浑身疼得几乎散架。我想到死亡或出走。实际我出走过好几次，但每次都孤零零地自己走回来，没人找我。我不过躲在荒野孤坟旁，或邻近农村的草垛。天亮的时候，饥肠辘辘的我，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但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走到很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再也不回头，哪怕死在异乡，也算解脱吧。

　　那天我浑身剧痛，竟不由自主地睡着了。计划再次失败。我依然在黑暗之中。

租书屋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是不少70后最初的阅读记忆。

教师

　　我不是老师宠爱的孩子，我痛恨教师这个职业。我从没想到，长大后，我竟然成了“光荣”的教师。我在油区矿办中学度过了初中。学校除了几个师范专科生，大多是“自学成才”的老师。油区非常闭塞，老师们酷爱体罚。我的耳朵，在冬天被老师不断地揪着，甚至流脓淌血，迟迟不能痊愈。初三那年，我的班主任是个人高马大的教师。他戴一副深度眼镜，总穿着紧绷绷的牛仔裤，说起话就像刀子刮在玻璃让人难受。此人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学生，调入油矿办公室高就。我们都喊他“大炮”。

　　每周班会，是体罚的好机会，他从安插的小密探口中得知每个人的表现，然后把犯错的孩子叫出来。他揍人的原因和方式都特别。一次，我被他打了耳光，只因作业丢了一个标点（事后，我才知道，那天老师失恋了）。有时老师心血来潮，居然让挨打的同学像电影《霸王别姬》的戏子，一边挨打，一边大叫打得好。我们也麻木到以告密为荣，以挨打为耻。老师不打人的时候，常用办法是“饿饭”。中午，如果你经过我们班的窗口，你会发现，十几个孩子被反锁在教室，饿着肚子、恐惧着、哭泣着、努力趴在桌子上，将一篇中学课文抄一百遍，或二百遍。他十分满意自己的管理方法，我们常听到：

　　“为什么上课和女生说话？真贱！”

　　“作业为什么不交，你这头猪！”

　　“上自习看小说，抬起头！还有脸戴着遮羞帽！”

　　许多年了，这些话还萦绕在我耳边，令我浑身发紧、冒冷汗。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班会，教室光线强烈，一切似乎暴露无遗。那位清秀瘦弱的女同学，由于老师训斥时间太长，以至不敢也忘记了要求上厕所。她哭泣、颤抖，苍白着脸，紧咬着牙，努力并紧双腿，可刺鼻的尿水还是顺着裤管流出来，浸湿了她的裤子，可耻地淌在地板上。当时，全班同学和老师一起哄堂大笑。

　　许多年了，我依然记着那刺耳的笑声。我也是那无耻且“幸福”的集体的一员。后来，这名女同学成了混混，或许多少和老师教导有关系。

　　然而，这不是我最痛苦的原因。一天下午，我被叫到“大炮”的办公室。老师跷着二郎腿，脸色铁青，劈头盖脸地怒骂，间或用卷起的书本，对我的脸狂抽。渐渐，我才明白，那因为我的同桌，一位优秀学生。他出身干部家庭，学习突出，人聪明乖巧，又唇红齿白、俊秀可爱。我俩较要好，又是同桌，经常闲聊，甚至耽误自习课。当同学被老师叫去问话，很自然地将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老师义愤地说，“你又笨又蠢，一辈子没出息的家伙，你为什么要拖累××！他可是聪明的好孩子。”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有墙角钻进去。我想哀求老师不要骂，可我不能移动分毫。

　　老师不依不饶：“你知道多少学生和家长求着我要和××同桌吗？你这样的差生，我对你太照顾了，你有什么资格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开始哭泣。肮脏的泪水像虫子般爬在脸上，我甚至丢脸地淌出了鼻涕。这时候，办公室其他老师纷纷被吸引过来，嬉笑、鉴赏、品评，有几个漂亮女老师甚至笑出声来。我天旋地转，眼前一切都模糊了，耳边一切都消失了，有种彻骨的痛刺穿了我的心，比父亲打我要痛百倍、千倍。它是我绝好的“人生教育课”，它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原来一个座位，也是因为老师的恩赐与仁慈；一个座位，原来还隐藏了这么多等级的秘密和微妙的奥秘。我所有的倔强、坚持、沉默的掩饰，都那样可笑、不值一提。我感谢老师的教诲，他让我明白了一个智商平平的十四岁孩子的绝望。

　　多年后，我考上研究生，一位初中同学请客，当年的优秀生也在座。他考上重庆的中专，毕业后，分配在矿机关做科员。他也很替我高兴，很真诚地劝酒，我们融洽地说说笑笑。他可能早忘了那件小事。然而，我不能忘，它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希望”相信，他只是无意对我造成伤害。我“希望”相信，父亲望子成龙，老师激励我成才，同学只想改掉我自习说话的不良习惯。我也知道，当年打学生的老师，并不止我的班主任。我亲眼看到，一位漂亮温柔的女老师，把订书钉钉到差生的脸上。他们恨铁不成钢，然而，我宁可做普普通通，但快乐的人，也不能忍受“人上人”的虐待光荣。父亲、老师、同学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是好人。他们勤奋工作，在社会受人尊敬。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好人伤害别人，如此心安理得？如此习惯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是读了奥威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之后。它们让我深深体会了，生存如何艰难，个人尊严如何渺小，假象如何成为真实，扭曲如何成为光荣。它们让我深深体会了，当“饭碗万岁”成为人生坐标，当耻辱和恐惧成为某种习俗力量，通往人性奴役之路，就成了鲜花和笑脸的阳关大道。

　　那天，我从“大炮”的办公室开始哭泣，直到晚上回家。我没有吃晚饭，只是慢慢地哭泣入睡。我好像哭干了一个少年能有的全部泪水。

野火、骷髅与麻雀

　　上中学，我的成绩总是倒数几名。语文勉强及格，数学和英语三四十分，我甚至在期末英语考试中，捏了四个纸团，写上ABCD，让上帝帮我考试。每次考试失败，我都会独自跑到荒野、钓鱼、下河摸虾、用弹弓打鸟或毫无目的地闲逛。我不敢回家，家中有父亲的皮带。我也不敢想将来的日子。我会躺在青石桥上一整天，体验蓝天白云的变幻，鱼儿跃出水面的骄傲；我会趴在地上，听鸟类交朋友的悄悄话，蚂蚁打架的声音；我会疯狂地在旷野奔跑，追逐烧红天边的晚霞的落幕，放生刚捉到手的蚂蚱，看它们自由飞翔，五光十色的翅膀变成美丽彩虹。

　　我更爱野火。我家乡的那片荒原，盛产红柳、荆棘、蒲草，野菜，还有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及地下涌动的石油。干燥冬季，我会在荒野点燃野火，那野火开始是柔弱的，它暖暖地贴着地面开花，火色的花，幽蓝的花。它舔着草根，调皮地驱赶冬眠的野兔，蛇和漫天飞舞的火灰。小刺猬们，咻咻地叫着，笨拙地挪动着身体逃跑，我在它们肥厚的屁股上踢一脚，哈哈大笑。我看到野火慢慢长大了，长高了，它攻城略地，变身成一条妖娆的红龙，盛开在荒凉盐碱滩。它对我神秘地微笑。它是我的朋友。它的孤独，它的高傲，它的诚实，如同它的美丽，都让我血脉贲张，心驰神往。

　　野火烧过后，黑黑的灰烬之处，露出些丑陋的坟头。有的坍塌了，露出苍凉的洞。在我们这片荒原，这些坟才是真正的主人。它们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看了多少次野火的燃烧与熄灭，看了多少次野花的繁盛和衰老，看了多少只野鸟儿的离去和归来。它们庄严地沉默着，保持着死亡最后的体面。我会悄悄地趴在上面，让“咚咚”的心跳声贴在上面。多么神奇，生与死竟只有一线之隔！这种奇怪的感受，几乎让我爱上了那些野坟。它们像慈祥智慧的老人，听我诉说心中的委屈，原谅我的无能，抚平我的耻辱。我不再孤独。我的孤独有人分享了。

　　这种隐秘的快乐，到我在坟里无意发现一个骷髅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面对这死亡的最后呈现，不知为何，当时年少的我并不害怕，反而透着兴奋。它是什么人留下的？它是男人，还是女人？它离开人世的时候，是痛苦，还是幸福？它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我胡思乱想着，将头颅带回学校，在水龙头上冲干净了，郑重地将它装进我军绿色的书包，最后塞在书桌之中。它泛着晶莹白玉色，但最终吓坏了我的同桌女生，并被老师训斥了一番。

　　我的骷髅头朋友被没收了。这让我非常沮丧。我给它取了个名字：了空，少林寺字高僧的意思，那时候，电影《少林寺》很流行，我仿照了一下。骷髅头被没收后，被班主任交给了生物老师——于老师。他非常高兴地将它制成了标本，并允许我空闲时，去他的标本室看望“了空”。

　　于老师五十多岁，黑瘦，邋遢，有长长的八字须。不知何故，他一直未娶，孤零零地住在学校的宿舍。他还兼任美术老师，教我们刻图章、画水彩画。我学得十分认真，一次，我画了一幅水彩画，于老师给了我一个A+，还笑眯眯地夸奖讲我说，不错，真不错。那神态语气，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都顽皮地喊他老于头，他一点也不在意，只笑眯眯地摸摸我们的脑袋。胆子大的同学，敢在上课时，在他的背上贴纸条。他知道了，还是不生气，只笑眯眯地罚他到野外捉昆虫作标本。对实验用的昆虫和小动物，别的老师都丢掉或祭了“五脏庙”，可于老师从不这样。他总在实验后郑重其事地将那些生物埋葬。校园后的院子杂草丛生，异常荒凉，那里至今还有许多于老师做的小坟，安葬着小兔子、刺猬、青蛙，只不过土堆已渐渐平整，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于老师把小动物放在他自制的小木头棺椁，慢慢地用铁锨挖坑，一言不发。只有在这时，我们看到于老师的脸色是灰暗的，而且他还唠叨些“尊重生命”之类的话，可惜我们当时并不十分明白。

　　有一次，我和同学在树下捡到了一只小麻雀。它才刚刚会睁开眼，浑身没什么毛，很可爱的样子。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叫“蛋蛋”。我们很想养大“蛋蛋”，可父母都觉得养麻雀很无聊，况且它晚上还要“啾啾”地叫个不停。我和小三捧着那只小小的生命，四处找人，希望有同学可以收养它。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于老师。

　　于是，我和同学一路跑到于老师门前，大声喊着：“于老师，我们给你送麻雀了！”看到“蛋蛋”，于老师的眼亮了一下，又板起脸，严肃地说：“这是哪里来的？你们把它从窝里掏出来，很难养活的！真造孽！”当我们解释清楚后，于老师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蛋蛋”，快活地说：“让我来养它吧！”很不幸，“蛋蛋”不久后死掉了。于老师告诉我们，鸟儿们生性就爱自由，就是小麻雀也是这样，要是成年的麻雀“气性更大”，如果被人抓住，它们宁愿不吃不喝一直到死。

　　这些算是美好的少年回忆吧，我把它们藏在心里，有时也拿出来晒晒阳光。它们让少年的我，慢慢地懂得了尊重、宽容的重要性。

　　很多外出打工的70后，都曾挤过这样的集体宿舍。

带刀的少年

　　十六岁那年，我转入油区高中。打人的老师也有，不过少了许多。不过，我接着又碰到了更让人头痛的事，那就是学校恶劣的环境和频繁的校园暴力事件。

　　1990年代初的中学，我不知是否条件都和我们学校相似（据说，许多不如我们），我们十八个人挤在一间旧教室改造的房屋。宿舍后是厕所，空气污浊不堪。夏天，没有风扇，也不敢开窗，热浪滚滚，老鼠咬坏了床和箱子，令人恐怖的磨牙声让我们彻夜难眠；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冷得像地窖，早上起来，鼻子都可以结一层冰。至于食堂伙食，现在的孩子更无法想象，我们称之“猪糇”。糇在古代是军粮的意思，“猪糇”间接含义就是说，我们是一群训练有素、胆大无耻的猪。食堂的伙夫（简称炊哥）成了我们心中仅次于班主任的二号人物。他们做的饭，既体面又经济，比如茄子，他们根本不去皮、不过油，而是砍成炖肉般漂亮模样，放在水里煮，再大方地浇点熟油，一盘“油汪汪”的茄子就好了。如果你还幻想有点肉，那也好办，炊哥会理直气壮地从盆底找出几块肥肉炼的“油丁”。为了让“祖国的花朵”有充分的营养，你还会在菜中发现小“调味”，如苍蝇、蟑螂等“肉制品”。一次，我的同学竟中了“大奖”，吃到只小拇指粗的青虫，他吃得太快，青虫首级已被他吞下。同学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又毫不犹豫地吃完了剩下部分，还杀猪般高声嚎叫：“好好吃的豆角哇！”听说，这位悟性高的同学考取了著名学府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混得不错。

　　如果你因此认为我们恨炊哥，那你大错特错了。他们是我们的偶像。青春期的学生，正是饭量和头脑一起疯狂的岁月，我通常上午第三节课就腹如山响，第四节课基本在“人性的挣扎”中度过。有一次，数学老师提问我“模”是什么？我昏昏沉沉地说：“白面。”此事在校园传为美谈。

　　每当吃饭时刻来临，那简直是“肉搏”。教室距离食堂几百米，为节约时间，我把饭盒带到教室，下课铃一打，就箭一般蹿出教室，和同学展开百米追逐赛（我仅有的体育能力都是那时锻炼出来的）。到达食堂后，我们又像没出息的猪一样挤在仅有的几个窗口，互相撕打、挤压、漫骂，通常来晚的人，或个子小的女生都买不上菜，只好干吃馒头（据说，这样的做法，可以减少剩菜率）。有时买饭也会发生斗殴事件，桌椅混乱、饭盆乱飞。这时就显出炊哥的重要性了。如果你和炊哥认识，且关系还可以，你可以早吃上饭，并吃得干净些。炊哥懒洋洋拿着饭勺，鄙夷地看着我们抢饭的样子，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的环境，不论男女或强弱，虽然我们外表看来是温文尔雅的高中生，一个个成长得“像街上拣煤核的孩子般泼刺有为”，以至我校一位漂亮女生被河南籍炊哥拐带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青春是可怕的”。许多年前，丧家犬般游荡在欧洲的昆德拉心有余悸地说。我拿它来比喻1990年代中国校园的暴力事件。那正是“史泰龙”“施瓦辛格”“小马哥”等硬汉流行的年代。温柔潇洒、多情善感的富家子弟形象（如后来才流行的F4之流），在那个年代遭人鄙视。我们学校的流氓英雄，最厉害的叫“天”，下面还有五花八门松散的校园帮派，如“十八龙”“十八凤”“十九兄弟”等。他们喜爱暴力兼敲诈勒索。“天”是许多人向往的地位，我校曾有位姓王的同学，由于没考到班级前五名，居然自暴自弃地向校内六个最痞的坏孩子发出挑战书，要和他们一决高低，在被刀捅伤后，他终于成为学校的“天”。毕业后，他不愿干维修工，就开始非法抢占当地建筑工程。终于，我听说他被挑断了脚筋和手筋，成了真正的废人。

　　我的成绩依然很差，被老师和同学们鄙视。少年的我，黑瘦、矮小，加之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自然是痞子们最佳的敲诈对象。我多次被抢走饭票、衣服和鞋。我打不过他们。晚上，有时我在睡梦中也朦朦胧胧地看到，痞子狞笑地站在我的铁床前，用刀将床砍得火星四溅。多次被敲诈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找一把生锈的菜刀，将它磨得铮亮，装在书包里，黑色的刀把露在外面。当一个姓赵的流氓要抢走我的衣服，我凶狠地掏出菜刀，不顾一切地砍过去。我看到他的棉衣被刀砍破，棉絮如漫天的蒲公英飞了出来，滑稽可笑。那是我胜利的旗帜。他吓坏了，疯狂地跑着，手舞足蹈，又踉踉跄跄。我提着刀，在月色下追击，并看着他逃走。

　　从此，这把菜刀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随身带着它，无论上课，还是出去玩，我依然将刀把露在外面，震慑所有想挑衅的流氓。晚上，我枕着它睡觉，感受它冰冷的暖意，坚硬的沉着，睡得非常香甜。然而，我最后还是被一群流氓堵在了走廊。他们夺走了我捍卫尊严的菜刀。他们将我打翻在地，逼着我喝阴沟的臭水。我拼死反抗，几乎被打成视网膜脱落和中度脑震荡。我满脸是血地昂着头，艰难地从阴沟爬出来，眼前却渐渐模糊了。我不会再次屈服。这时的我，已经是“带刀的少年”了。

　　十几年中，我仅回过一次母校。我在梦中也不愿回忆那个地方。我住过的那个宿舍楼，早已废弃不用。那是个简易楼，一楼的院子铺满了方砖，现在已长满杂草，显出衰败的意思。我不能忘记，我们害怕敲诈，不敢回宿舍睡觉，痞子们居然胆大包天到教室敲诈；我不能忘记，我的一位漂亮女同学就在这里险遭强暴；我不能忘记，三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位同学，从楼上飞身跃下，摔成残废，而原因仅是为躲避痞子的追打和敲诈勒索。更让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位挺身抗暴却体弱多病的同学，被打得鼻骨断裂，在大雨中被剥光后捆在电线杆长达五个小时！十几年后，当我再次抚摸那根电线杆，仿佛还能触摸到鲜血，听到他痛苦绝望的呻吟。作为学生中的弱者，在社会、老师的角色都淡化的情况下，除了低头或以暴制暴外，别无选择。然而，那个“带刀的少年”，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还活在我的记忆里。少年自卑、胆怯，有时也勇敢、凶猛。他为了捍卫尊严而战斗，虽败犹荣。他将继续激励着我走过中年，走向老年。我会永远告诉自己，对不义和不公正，对于强加的暴力，要敢于说“不”。如果你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你将无法真正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一个不懂得“尊严”的人，自然也不懂得“自由”的可贵。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步入不惑，有些事反而更加坚定了。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扭曲的灵魂。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不善于煽情，也不善于为学生描述“美丽的象牙塔”。我不会成为“所谓的教授”：台上“慷慨激昂”，台下“蝇营狗苟”，一边大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一边却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我只能以自己耻辱和黑暗的记忆，为更年轻的孩子们，树立一个“失败”的标本。愿今后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不要再重复恐惧和耻辱的悲剧。我坚信，时代终究会进步，但这需要大家一点一滴的努力。

　　如此“幸福”的少年，将永远让我热泪盈眶。

　　房伟，学者、作家，现居苏州。主要著作有《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