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仙”李白的浪漫飘逸遇上“诗圣”杜甫的

  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这名号就注定了他们一个是天上飞的,一个是地上走的。天上飞的“诗仙”浪漫飘逸,地上走的“诗圣”沉重凄凉。

  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李白很豪放,他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进入仕途,他用烈酒,和着盛唐香艳的脂粉,把佛道心境,融进歌舞声色,描绘出一幅幅天上人间,他用浪漫的胸怀,以诗歌开路,闯进了大唐圣殿。在不得志的时候,他吼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走进江湖。

  李白很潇洒,一直是要“年轻轻,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每走到一处,可以说“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从来不会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想去旅游,可以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如果想上天,说“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高兴,说“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他要是发愁,他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是一个悲也千古、乐也千古的人。李白也狂,狂得天真可爱,不矫情、不造作、不无病呻吟、不故作深沉,爱就磊磊落落地爱,恨就不加掩饰地恨,他热情地拥抱自然、拥抱生活。

  李白不但善于跳舞,还善于唱歌,有“起舞弄清影”、“我舞影零乱”、“我歌月徘徊”等句子,记载他边歌边舞的生活。李白要是在今天,至少是卡拉OK的高手。

  酒是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酒就没有李白那华丽的诗篇。比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剑是李白的随身之物,更是他济苍生、安天下的理想象征,“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月是李白浪漫主义的代表,李白有不下几百首诗都提到了“月”,“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李白给人的印象永远英姿勃发仗剑而歌笑傲江湖。

  李白没有暮年,而杜甫没有青年,因为苦难加深了他脸上的皱纹。

  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提起杜甫,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闪出一个画面:一个消瘦、清矍,双眉紧蹙,忧心忡忡,但又昂首向天,坚韧不拔的老人,拄着拐杖从溪畔、从茅屋蹒跚走来。

  杜甫是苦难历史的见证人。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又呈吴郎》、《春望》、《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北征》、《羌村三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

  苦难使他过早地衰老。

  杜甫未老先衰,是作为当时的一个大知识分子,面对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他不得不用他沉重的肉身和悲痛的词句来承担社会悲哀。当然,这些是非他所能承担得了的,但是他义无反顾。也许正是他的沉重,令后人感觉到他内心的苍老,所以每次吟唱他的诗歌,总是将他想象得那么老,虽然那首诗歌或许是他年轻时作的。

  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他在《江村小景》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俨然一个真正的老年人了,可这时他的实际年龄只有40多岁。

  浪漫飘逸使李白没有暮年,忧国忧民使杜甫没有年轻过。想到这点,使我对杜甫更加敬重。

  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相差十一岁。

  很多年前我曾对这个年龄产生疑惑,因为从小读唐诗时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无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则温良醇厚,恂恂然一长者也,怎么可能是颠倒的年龄?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在读者心目中兑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这种年龄形象,与实际年龄常常有重大差别。

  事实上,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十一岁,而且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那就是,他们将分别代表安史之乱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乱以前大多已经写出,而杜甫的佳作,则主要产生于安史之乱之后。

  这种隔着明显界碑的不同时间身份,使他们两人见面时有一种异样感。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无以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采飞扬。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时全然着迷,被李白的诗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他却很难看错。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断。杜甫让他惊叹,因此很快成为好友。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最高君主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就是他们的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到哪儿去打猎呢?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稀世大诗人纵马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高适。高适比李白小三岁,属于同辈。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我不知道他当时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听到李白前来,一定兴奋万分。这是他的土地,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至,比杜甫还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六岁。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的地方当着县尉,张罗起来比较方便。为了他的这次张罗,我还特地读了他的诗集。写得还算可以,却缺少一股气,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诗人一比,就显得更平庸了。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也有几个能写写诗。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与李白并驾齐驱;贾至带来的那些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那个大泽湿地,野生动物很多。他们没走多远就挽弓抽箭,扬鞭跃马,奔驰呼啸起来。高适和贾至还带来几只猎鹰,这时也像闪电般蹿入草丛。箭声响处,猎物倒地,大家齐声叫好,任何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猎人,更像追逐嬉戏中的小孩。马队中,喊得最响的大多是李白,而骑术最好的应该是高适。

  猎物不少,大家觉得在野地架上火烤着吃,最香最新鲜,但贾至说早已在城里备好了酒席。盛情难却,那就到城里去吧。到了酒席上,几杯下肚,诗就出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即席吟诗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李白和杜甫,连高适也只能躲在一边了,真是奢侈之极。近年来我频频去陈留、商丘、单县一带,每次都会在路边长久停留,设想着那些马蹄箭鸣,那些呼啸惊叫。中国古代大文豪留下生命踪迹的地方,一般总是太深切、太怨愁、太悲壮,那样的地方我们见得太多了。而在这里,只有单纯的快乐,只有游戏的勇敢,既不是边塞,也不是沙场,好像没有千年重访的理由,但是,我怀疑我们以前搞错了。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无论是诗的个体、诗的群体、诗的时代都是这样。没有生命力的典雅,并不是我们喜欢的诗。因此,由诗人用马蹄写诗的旷野,实在可以看作被我们遗落已久的宏大课本。

  诗人用马蹄写诗的地方也不少,但这儿,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写,这如何了得。

  

  我曾动念,认认真真学会骑马,到那儿驰骋几天。那一带已经不是打猎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高声呼啸吧?总还可以背诵他们的几首诗作吧?

  在那次打猎活动中,高适长时间地与李白、杜甫在一起,并不断受到他们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活法。很快他就离开这一带游历去了。

  李白和杜甫从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后,第二年春天又在山东见面,高适也赶了过来。不久,又一次告别,又一次重逢,那已经是秋天了。当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永久地别离了。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永诀,李白在分别之际还写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诗,但金樽再也没有开启。因此,这两大诗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点,中间还有不少时间不在一起。

  世间很多最珍贵的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亲密得天老地荒、海枯石烂了,细细一问却很少见面。相反,半辈子坐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的,很可能尚未踏进友谊的最外层门槛。

  就在李白、杜甫别离的整整十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那时,李白已经五十四岁,杜甫四十三岁。他们和唐代,都青春不再。

  仍然是土地、马蹄,马蹄、土地,但内容变了。

  本文节选自余秋雨《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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