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张哲俊教授著作《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绪论部分。
作者简介：张哲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精通韩语、日语，多年来致力于东亚比较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力求打通中日两国文学研究的界限。著有《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吉川幸次郎研究》、《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等著作。
绪论 中国文化中的中日关系与日本形象
一、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的构成
古代中国的周围有过许多民族和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在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与诗文大量记载了周边民族的风俗与生活，在这些记述之中形成了异国形象。日本形象就是这些异国形象中的一种形象。
异国形象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异国形象的描述一方面是各个历史时期对于日本民族集体形象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文化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的形成是建立在中日在各个层面上的交流的基础上，如果中日没有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在中国文学中出现日本形象。中国古代诗文中有关日本的描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日本形象与各个时期中日关系的现象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的演进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中日关系史和中日文化史。
钱钟书曾经认为“因世求文”不如“因文知世”。“因世求文”是指从历史和社会的状况解读文学作品，这是受到西方学术范式影响形成的研究方式；“因文知世”是从文学作品描写的现象了解当时社会和历史。这两种方式完全相反：“因文知世”能够准确地理解作品，可是如果“因世求文”就难以避免以当时的社会历史强解作品的现象，因为文学可能会如实地表现当时社会，也可能会有意地与当时社会拉开距离。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这一课题本身就决定了必然采取钱钟书所说“因文知世”的方法。从“因文知世”的角度来研究与日本相关的中国文学，会发现作品表现的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地理，经济贸易，外交战争，文人交往，花鸟虫鱼，风俗人情，几乎无所不有。总体说来中国文学描绘日本的基本内容，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这也决定了所谓“一种中日文化史”是指包括了日常生活层面的中日文化史，而不只是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中日文化史。两者是有区别的，因而称之为“一种中日文化史”。此外“一种中日文化史”的意义还区别于一般的历史，尽管也会涉及社会历史现象的演进过程和规律，但更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文学作品如何描绘日本的种种事物，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与情感，塑造了怎样一种形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主要的研究文献，但也不会局限于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比较普遍集中地描绘日本始于唐代，然而唐代之前历史文献已经描绘了日本，文学作品描绘日本远远迟于历史文献。文学和历史并不同步，本书研究的文献将适当地超越文学作品，这也是将其称为“中日文化史”的原因。
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涉及的内容极为广博，但主要是由如下方面构成的：
其一，地理与异国形象
古代中国人对周边民族的认识总是从地理位置开始的。古代中国人重视周边民族的地理方位，是为了了解周边民族的位置，不过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人认为地理位置对民族的习俗文化有着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现今中国人相信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着一方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一说法并非始于现代。明人陈洪谟《谒文丞相祠》：“青螺山下相公亭，瞻拜遗容仰德馨。百代衣冠知守死，一方山水自钟灵。”（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七十五《明诗次集一百》）山水与人文的关系是古代中国文化思维的延续，中国古人正是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周围民族的。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会造成特定的生活习性，特定的生活习性又会造就特定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也会给民族个体成员加上烙印。这种认识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似乎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不过即使是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现代，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认识方式还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气候、地貌、物产、动物、植物等等各种因素，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民族的性格。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的古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更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古代中国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认识了地理环境与日本民族的关系。中国的各朝文人都把日本想像成为珠宝之国，从《三国志》开始的各类作品时常描绘日本的珠宝。日本的珠宝往往与大海有关，很多珠宝都产于海中。有一些珠宝是真实之物，有一些是想像之物。这说明中国人对日本的地理环境既有一定的真实了解，也有相当部分是依据地理环境产生的想像。对日本地理环境的真实了解与想像虚构共同塑造了珠宝之国的形象。大海给日本披上珠宝之国的形象，又给日本形象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神秘色彩也使珠宝价值倍增。正是因为中国文人是从地理角度认识日本，才会形成珠宝之国的形象。
古代中国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认识和了解日本，总是与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认识体系。这种认识体系有时会与客观实际的日本吻合，有时也会产生偏差，或者即使与客观日本吻合，也是想像与客观日本的巧合。例如，《后汉书》把倭国描绘成为“君子不死之国”，长生不死之国的形象是东方属木、木属仁的理论的产物。这完全是理论的推测和想像，没有多少真正科学的依据。不过无论这种认识科学与否，仍然是历史和文化现象，仍然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其二，方物与异国形象
一方山水必有一方山水的方物。中国正史记载了很多国家使节带来的方物，所谓方物是出自异国的所有东西，包括了各国的物产，也包括了各国生产的产品。贡使贡献的方物表明着朝贡的政治关系，但实际上也并不只是附属国对于宗主国的奉献，其实这是掩盖在政治关系下的贸易关系。每一次异国使节贡献方物之后，中国总要回赠大体相当的物品。不管异国方物是以怎样的方式流入了中国，但都引起了中国文人对于异国方物的关心，并从各种方物产生了异国的想像，形成了异国形象。从方物了解异国，这是了解异国的重要途径。方物的种类、形状、品质等等，都会给文人产生深刻的直接印象，这种印象就会被附加在异国形象上，成为异国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交通不便，绝大部分古代中国文人都不可能亲自到过异国，这样方物往往就是直接考察异国状况的不可或缺的通道。正史的日本传和文学作品，时常有日本方物品质的记载，倭刀、倭扇、倭缎就是时常出现的方物，随着这些方物的出现，形成了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方物的精良，表明了异国文明进步的程度，也就会形成相应的文明形象，反之则会形成野蛮无礼、缺少文明的形象。现代社会也会从方物产生异国形象。由于日本产品精良的品质，也给现在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技术先进、文明进步的日本形象。日本产品的精良品质更引起了人们了解日本的欲望。如果中国市场中完全没有日本的产品，人们了解日本的兴趣就会大大减少。这些产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日本的印象。有一些异国贡献的方物不符合儒家礼法的规定，由此也可以产生缺乏礼仪的异国形象。方物是形成日本异国形象的直接和普遍的通道，这是人与物之间的交流，但人与物的交流多少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三，风俗与异国形象
异国形象的研究一般而言是异国集体形象的研究。集体形象的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异国民族作为整体如何被描述，形成了怎样的整体形象，这是异国形象研究的核心。既然是以集体形象为研究的核心，个别具体的人物就显得不是很重要。日本形象研究这一课题非常适合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非常重视异国风俗的记载，很多诗文描绘了异国的习俗。中国的正史向来重视蛮夷传，设置蛮夷传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了解和记载异国风俗。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天子都重视了解异国风俗，每当有异国使节到来，天子往往要问其国家的种种习俗，并试图从异国风俗了解异国。《北史》记载：“上令所司访其风俗”。（《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倭》）。即使像隋炀帝这样臭名昭著的昏君，也不忘记了解异国风俗。《隋书》记载：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流求国》。）
由于各朝天子朝臣都保持着了解异国风俗的兴趣，中国文人与异国使节赠答的诗歌，很多都会涉及异国风俗。那么为何中国的正史以及文人重视外国的风俗呢？民风民俗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总体了解异国的一种便捷方式。风俗是一个民族共同遵循的生活规则，风俗不可能仅对个人有效，同一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遵循风俗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风俗的记载就是对异国整体的描述，异国的风俗形象也必然是集体形象，不可能是个体形象。中国正史的东夷传或日本传，都描绘了倭国的种种风俗。正史日本传的记述，影响了中国文人脑海中的日本形象，这也就使文人在诗文中重塑出相应的日本形象，同时文人的诗文也会影响到正史的记载。
其四， 人文与异国形象
人文是形成异国形象的重要因素，是形成野蛮形象还是文明形象的关键因素。人文的因素包括异国的文字、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等。诗文与书画的水平是人文形象的基本因素，也是异国形象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日之间诗文书画的交流始于唐代，此后一直延续到晚清。不管中日之间有无官方的交流，诗文书画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诗文书画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中日文人与僧侣进行的，诗酒酬唱，赠书送画，是中日文人僧侣交流的主要方式。在文人僧侣的交流过程之中，中国文人僧侣不免要对日本的作品进行描述或评价，这种肯定或否定表面上只是中日文学关系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里包含了对日本文化与文学水平的判断，赞美或否定的判断塑造着诗文书画方面的日本形象。诗文书画的日本形象最集中地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水平，对这一水平的判断支配着日本人是否能够作为人类形象存在的根据。日本形象在中国文学中或者被描写成人类，或者被描写为兽类，抑或半人半兽，最终取决于日本文化达到的水平，也取决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比例。与中国文化的同质性因素才是中国文人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个人形象不是集体形象，但个人形象的总和构成了部分集体形象，个人形象的研究也有助于认识异国形象。文学中的个人形象主要是日本的使节和学僧，他们与中国文人诗赋往来，中国文人留下了不少赠送日本使节和学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时常会描绘日本使节学僧的风采和诗文修养，也抒发了与日本文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塑造了诗文倜傥的个人形象。中国文人与日本使节学僧的交流是日本形象形成的主要途径。方物与文人交流是中国人了解日本并产生形象的两个途径，方物构成的日本形象是初步的形象，文人交流才是主要途径。中国人对日本的地理状况和风俗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的使节学僧的介绍。绝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去过日本，来过中国的日本使节学僧数量远远大于去过日本的中国人数量。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节学僧本身就构成了塑造日本形象的组成部分。
以上各类异国形象的构成，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地理形象是最基本的形象，方物形象和风俗形象要受到地理形象的影响，是与地理位置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人文形象与个人形象、地理形象的关系稍为疏松。
二、 日本形象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其一， 中日交流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前提
日本形象的形成存在很多因素，但是最基本的前提是中日的交流。没有交流就不可能形成日本形象。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和层面进行交流，交流是日本形象发展演变的前提。在各种交流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中日的政治关系，中日的官方关系往往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历史上看，元代之前中日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是元明清三朝出现了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层面的复杂关系，出现过战争，出现过没有官方关系的时期。战争的敌我关系，使元明清文学中出现了作为倭寇的日本形象。中日官方关系对日本形象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全部因素。实际上在中日关系最为冷淡的时期，也没有断绝过民间的交流。中日民间交流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佛教僧侣的交流，一是海商的贸易活动。中日海商的贸易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时断时续，有着不同的表现。佛教僧侣的交流几乎贯穿于整个中日古代关系的发展过程。不管中日官方是否交恶，僧侣的交流基本保持着。中日官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限制过中日之间的贸易活动，但是没有禁止中日僧侣的来往。僧侣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他们的活动遍及中日交流的各个方面。宋元明清时期担当中日交流任务的主要是僧侣。通过僧侣的交流，不仅传递了佛教，也传播了中国文化。明代虽然日本复派使节，但很多次都是由僧侣充任官方的使节。日本以僧侣为使节，原因也是僧侣的交流没有间断过。
其二， 中国文化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基础
日本形象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中国文化自身。不同时期的交流形成不同的日本形象。无论怎样的日本形象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中国文化认识异国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判断标准是日本形象形成的整体性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是认识和判断日本形象的标准。这一现象也无可厚非，任何一个民族认识另一个民族，总是要以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认识的出发点。日本作为异国形象呈现于中国文学时，中国文化的各种因素都会产生作用，不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其次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质因素。如果符合中国文化的标准，日本形象则会呈现为人类形象。如果与中国文化不合，则呈现为异类形象。无论是被描绘为人类的形象，或者描绘为异类的形象，其实都是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中国文学将日本形象塑造为人类的形象时，也没有注意到日本文化的自身特征，总是将中国文化复制到日本形象上，从而把日本描写为同类形象，即人类形象，遮盖了日本文化的自身特征；塑造为异类形象时，则更是在中国文化标准的尺度下，呈现出来的扭曲形象，更突出地表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对观念下，没有考虑日本文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对价值体系中，异国文化自身特有的现象都被强制性地剥夺了自身言说的权力，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使日本形象变得怪模怪样。文化中心主义表现出了十足的文化优越感，但恰恰是文化的优越感，也造成了中国文化对外认识的封闭性，中国文化显得缺乏对外认识的能力。如果考察一下几千年认识日本的过程，就会发现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新的发展。相同的记述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重复，转述于各种文献，似乎总是停滞在同一层面上。尽管中日关系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中国人真正准确客观地认识邻国，了解日本，是始自近代。如果说中国人用了几千年时间，都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邻国日本，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吗？这种现象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使中国文化更健康有力地向前发展。
如果说日本形象的研究目的在于勾勒出日本形象的演变过程，那么只说对了一少半。更重要的任务应当是通过日本形象这一面镜子，来反观自己，照映出自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形象的研究是双面镜，既观照了日本，又观照了中国。日本是中国文化的他者，同时中国又是日本文化的他者。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书主要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此外用了不少非文学类的文献。尤其是唐代以前有关日本形象的文献资料，主要是非文学类的文献，原因是唐代以前有关日本的文学类作品很少。在研究日本形象的作品时，非文学类文献也作为解读的辅助文献。有关日本的中国文学作品较为丰富，但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作者往往不是著名的文人，即使是著名的文人，其作品也往往不是被人熟知的作品。因而只要作品不太长，就尽量全文转录，目的是为了使读者了解作品的全貌，从而具体地感知日本形象。另外，有些作品不是随手可以找到的，全文转录也省去了读者的许多麻烦。此外还要记一笔的是本书中清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一章不够完整，这主要是因为清代初中期中日文人的交流甚少，也很少诗赋唱和之作。到了近代之后，大批清人赴日，撰写了不少有关日本见闻的文字。如果对此全面研究，就会远远超出本书规定的篇幅限制，因此这里省略了这一部分。这一方面的内容在本人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一书中有所研究，可以参看。本书是《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异国形象”一章的“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一节的伸展，因而本书的极少一部分内容与《东亚比较文学导论》重合，阅读时可以互为补充与参考。
本文原载于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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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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