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聂友军博士《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导言第一节。
作者简介：聂友军，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近代英语世界的东亚研究。近年来在《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日本学》《日语学习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日本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翻译有佛克马著《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合译）、李木兰著《清代中国的男性与女性》。
引入“他者”视角之必要
文／聂友军
日本不仅是我们的邻邦，而且近代以来也是一个颇具地区影响与世界地位的重要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历次重大变革与转型都伴随着与日本的种种纠葛，是以日本本身已然具有研究的重要性。日本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但至今中国民众仍轻视日本，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不承认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他们认为日本无非古代模仿中国，近现代模仿西方，但对它模仿了什么，是怎样模仿的，以及如何在模仿中完成几次大的跨越，却罕有用心体察。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当下，将欧美学界成熟的日本研究纳入视野，作为我们研究的补充或者参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极有必要。分析解读100到150年前旅日欧美学者对日本的观察、记录与思考，择取他们的日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或典型的“日本观”，以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为潜在的背景，比较其异同点，并进而展开一定的分析研究，一方面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产生补充与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全面审视欧美学者观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时的“异域之眼”，彰显其洞见，摒弃其视域盲点。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将以日本与欧美双方作为参照系，为思考中国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提供镜鉴。
一、中国的日本研究相对不足
与日本全面、自觉、体系化的中国研究相对照，当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明显处于不对称劣势。尽管自《山海经·海内北经》与《汉书·地理志》以降，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著作持续地对日本进行了记载与描述，但是最近百余年来我们的日本研究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
早在1895年，黄遵宪就慨叹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1928年戴季陶警觉于“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据严绍璗统计，20世纪一百年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人文学领域的著作（不含论文）达四千三百余种。1可以说，不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也不管目的如何，日本始终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关注兴趣，深入研究中国成为日本的一种传统。
【左为黄遵宪（1848-1905），右为戴季陶（1891-1949）】
晚清有一个阶段中国曾致力于学习与效仿日本，但并没有真正深入探究日本文化，而只是通过日本来认识西方文化的有效性，日本充其量是中国搬运西方新知的一个中转站。中国的日本研究多年来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大都未触及日本文化的要害与真谛。我们习见的日本论、日本人论，精品乏善可陈，形象描述多过本质归纳，铺排举例多于原因探究，蜻蜓点水式的印象评点取代了理性思辨，即便偶有创见，后来者亦陈陈相因。质言之，我们既有的日本研究为数不多，而且还有相当一批流于片面肤浅。
截至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无知与隔膜状况未见明显改观。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历史问题和感情因素，不少中国民众对日本充满鄙夷、不屑与自以为是的误读，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加剧了这一态势；二是一些中国学者动辄以文化债权国自居，甚至将日本的繁荣视为“儒家”文化的成就，研究视角不够客观全面；三是研究基础薄弱，相较于日本从政府、社会到民间提供系列资金支持研究中国，中国的日本研究无论在资料来源、资金支持与人才培养方面都显惨淡；四是少数年轻人历史意识缺失，被日本物质繁华的表象迷惑，主动让渡了客观审视并理性批判日本文化的权利。
二、引入“他者”视角之必要
要有效地改变我们目前在日本研究尤其是日本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需要以一种理性的心态正视日本，在观念上摒弃故步自封的浅陋与狭隘，在行动上采取多渠道并进的方式。加强对日本的直接观察和研究，从源头上理清思路，易于把握关键；深入对话和交流，减少揣度与臆断的成分，可以抓住本质；拓展国际视野，吸纳欧美学界业已成熟的研究成果，不仅可取，而且颇有必要，甚至还可以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传统朴学与西方实证主义都非常重视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史料意识是否确立以及实践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客观公允度，而且对于学术创新乃至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中国大陆学界，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观念的局限，一般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较少关注英文文献，而以英语为外语背景的研究者亦很少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日本。国内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很多是日语专业出身，他们通常借助日本人所译介的日文译本来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日本的成果，实属无奈之举，其中的筛选、加工与变形，已经无法从源头上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日本文化研究而对欧美学界既有的成果利用不充分，甚至视而不见的状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否认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曾受欧美学界的一定影响，譬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等著述被中国学者广泛征引，而且在普通读者中亦广为流传且经久不衰。21世纪以来，我们也陆续涌现出一些涉及欧美日本学的论文、专著，然而对欧美日本学的基础研究、文献研究与评述之作却仍不多见。
【鲁思·本尼迪克特与《菊与刀》第一版封面】
毋庸讳言，我们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突出，亦相当严峻，具体表现为：一、尚未形成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充分运用英语世界已有成果的自觉意识；二、有关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涉及欧美日本学，但尚停留在综述的层面，而未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扎实的研究；三、个别层面虽有一些研究，也大多拘囿于一个面或局部的一个点，缺乏系统体系的贯通考察。
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是紧密相连的。伴随着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与16世纪殖民者的全球扩张，西方对东方更为直接的探索与考察被提上日程。随着现代学科制度的确立，以西方人的视野与趣味为出发点而展开东方语言、历史、经济、艺术、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应运而生，西方针对埃及、印度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逐渐体系化，并发展成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即埃及学（Egyptology）、汉学（Sinology）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亦逐步进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并最终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门类——“日本学”（Japanology）。今天我们加大日本研讨力度，发展中国的“日本学”学科，对国际日本学界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整体把握，是无法绕过的基础性工作。忽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易遭夏虫井鼋之诮，因为可能会导致我们辛苦开展的工作陷入无谓的重复，甚至不幸有掠美之嫌。
我们无意反对引进西方理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汉语的演变及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都与外来文化攸切相关。汉译佛经的出现，始开中外文学与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先河，佛教因素渗入文学创作内部，佛、禅视角也见于文学批评。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问题的发展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布关系紧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西方文化起到了触媒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发展；中国文学与艺术中层出不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表达，也离不开20世纪西方各色哲学理论的滋养。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精义，必须同时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
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的自我矮化心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变成西方某一流派在中国延伸的做法无异于买椟还珠；我们也反对不加辨别地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甚至为使某一理论成为“利器”而不惜削足适履的做法。那种试图借重西方理论任意图解非西方研究对象的做法已成强弩之末；用自己艰辛的研究去证明产生于欧美一隅的某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似可不必。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有特定的产生场域、适用范围与历史局限性，研究对象千差万别，苛求依赖某种一成不变的外来理论解决变化了的问题，这种工作从源头上已经丧失了学术价值。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并非单纯为了增加量的输入，尽管也有输入的必要。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很难摆脱“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邓实语）的心态：清末尊奉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五四时期信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历时发展了几百年的“新锐创见”并时性涌入中国；近年来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学界盛行。当年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将全球视野纳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客观上无疑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今天中国学界则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带有外来影响的思想框架与思维模式，直接面对研究对象。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并不以填补空白为己任。随着信息传播与出版印刷业的加速发展，原本罕见甚至成为孤本的文献资料会越来越容易被发掘、复制，因而所谓填补空白的努力在时效性与价值方面都相当有限。引入并借鉴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其要义在于提供理解日本文化的另一种视角，克服单一文化视角带来的盲点与褊狭。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重在对“他者”视角的挖掘，便于将日本置于世界格局内进行观察与分析。“他者”视角的引入，还可以将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与特征加以问题化，因为这些熟习的事物与特征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来往往独具特色。借助“他者”视角的引入，有意识地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及日本文化拉开适当的时空距离，保持外在视角与批判姿态，可确保立论基础相对客观公正。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立体、多元、动态地认识日本；同时将旅日欧美学者的知识背景、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等作对象化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以降欧美世界的辩证认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大都拥有汇通东西方文化的优势，能够在日本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欧美学者对日本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调整，每一次调整和变迁都与他们接触日本社会、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其中亦包含对日本传统的审视与重估。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坚持借鉴与反拨同行，探寻“媚外”与“排外”之外的另一条路径。考虑到关注的对象是100到150年前生活在日本的欧美学者，他们易受当时日本主流话语的笼罩与影响，对他们“同情之理解”固然重要，客观批判的立场亦必不可少。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中“异域之眼”所见，打破中国既有的日本研究在结构上的封闭和自足，同时避免建构性缺失的不足，勉力做到有破有立，最终的问题意识还要聚焦于反观中国自身上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借鉴与启迪。
本文原载于聂友军《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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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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