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的论文《开明版〈胡也频选集〉序言的“隐秘事实”——胡也频“济南之行”史实梳考》（以下简称“袁文”），关注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一文的文本变迁，从文献上钩稽并考证了以前被忽略的一段史实，并据其进行探究，这是值得欢迎的。
袁文的端起，是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全集》所载《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以下简称《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删去了1950年最初发表时涉及济南高中校长张默生的一段话：“⋯⋯但实际自然不会是这样。校长原是学校的文学系主任，他依靠胡也频、董每勘他们在学校拥有大批进步学生而升任了校长，当他得势之后，他又来设法打击进步势力，如果胡也频一走，董每勘就孤立，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在学校的恐怖空气底下，中间分子就更不敢出头，学生会又缺乏领导，就将形成瘫痪。因为他并不是什么进步人士，只不过是为了衣食饭碗，何况作为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正是他要好的连襟呢。”
丁玲因为不了解当年的真情——也许还有观察角度的不同——误解了张默生，袁文由此对丁玲的这种革命史叙述部分产生怀疑，怀疑“丁玲是否遮蔽、篡改了部分事实”，认为胡也频的济南之行“在‘丁文’叙述下，俨然成为历史‘事实’摆在新中国读者面前”，并且认为，丁玲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叙述还“波及”张默生和沈从文：张默生1957年7月被打为右派分子，“身心受到摧残”，沈从文“也受到点名批评”。
近来，笔者查阅到张默生的三封书信，也查阅了相关史料，发现袁文的结论与事实差距甚远：《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发表之后，张默生与丁玲很快就有沟通，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谅解并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联系；张默生在1957年之前，并未因丁玲的文章而受到政治迫害或歧视，他被定为右派分子也绝非因丁文而起。笔者还发现，丁玲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叙述，得到了多位当年当事人的认可，他们并且补充了更多具体材料，充实了丁玲的革命史叙述，印证了丁玲这种叙述的确凿无疑。
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也对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史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丁玲与张默生的关系进行辨析，并就相关问题与袁洪权商榷。
丁玲笔下的胡也频济南之行，是一种“俨然”的历史事实吗？
袁文对丁玲文中关于胡也频在济南中学革命活动的描述，带着一种怀疑，说，胡也频的“‘济南之行’在‘丁文’的叙述下，俨然成为历史‘事实’摆在新中国读者面前”。
“俨然”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很像”，即与事实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革命活动的叙述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在学生中间宣传革命文学，组织进步团体，二是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要抓捕他。这究竟是一种“俨然”的“历史事实”，还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相关当事人的回忆。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在《人民文学》三卷二期发表后，接下来的三卷三期上，发表了鲁风的《忆胡也频在济南》，作者是当年济南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冯毅之。他回忆说：“我看到丁玲同志记胡也频的文章后，二十年前的事情立刻活显在我的眼前⋯⋯”“他第一次课，就大胆的给我们讲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当时我们听着是多么新鲜有力！因为胡老师未来以前，我们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新鲜正确的讲演。”“胡老师不但为本班同学所敬爱和拥护，他的活动和影响很快的扩大到全校，成了全校进步同学的核心。像丁玲同志所说的：‘他被那末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我是当时学生会的主席（我那时的名字是冯仙舟），同他见面谈话最多，给我的教育和影响也最大。⋯⋯（他）介绍给我们马列主义的书籍看，指示我们青年人的出路。一个毫无声息的死寂的学校，他到校不到两个月，就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了。苦闷的学生也愉快了，大家看到了光明。”“胡老师不但是个前进的作家，普罗文学的宣传者，并且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治活动家，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对他至诚的尊敬和爱护，都时刻担心着他的安全。当时的省立高中，是全省各地高中部取消，所有高中学生集合在一起的唯一的高级中学。教员学生都非常复杂，党派关系也很复杂。但以他为核心的教员和学生的活动，却占了压倒的优势。不但成立了四五百人的文学研究会，并且争取了‘改组派’的教职员（当时的改组派还是反蒋的），全校教职员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站在胡老师的一方面。普罗文学成了全校公开宣称研究的内容。”
对于冯毅之的回忆，袁文认为，“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因”，“丁玲、冯毅之的叙述更被看重，而沈从文、何思源、季羡林的叙述则被淡化，这是由建国初期各人所处的政治身份决定的：沈、何、季都是‘统战对象’。”这意思大概是说，丁玲和冯毅之都是中共政权里的官员，冯毅之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化局局长兼书记。那我们再看看被他列为“统战对象”，因而“叙述被淡化”的季羡林是怎样说的。
季羡林曾在济南高中就读，他在1990年2月写的《忆念胡也频先生》中说，“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在这篇纪念胡也频牺牲60年的文章末尾，季羡林深情写道：“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季羡林1990年代的回忆，与冯毅之1950年代的回忆虽然相距40年，但所述事实完全一致，使得胡也频在济南中学的革命活动更为详细具体，革命者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袁文说：“从沈从文、何思源、张默生、冯毅之、季羡林等人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张默生主政省立中学时期的言行是客观陈述的，并没有‘丁文’中那样的强烈‘情感’。”但读者从上面两段文字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冯毅之、季羡林对胡也频的怀念之情并不亚于丁玲，景仰之心更甚于丁玲。至于沈从文、何思源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叙述，我们将在后面谈到，但他们的叙述仅涉及胡也频，丝毫未涉及张默生，所以完全看不到对于张默生主政的“客观陈述”。
袁文又说：“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董每戡、楚图南、董秋芳和冯沅君陆侃如夫妇并没有相关回忆文字”。
冯沅君、陆侃如夫妇既非胡也频、丁玲的亲近者，也非济南中学革命活动的亲历者，“没有相关回忆文字”不难理解，这也是学者应有的态度。而作为济南中学革命活动亲历者的楚图南却有明确态度，张默生1951年1月11日致丁玲信中说：“重庆解放后，我才会见了楚图南部长，就问他：‘你当年是怎样出走的？同谁走的？’他说：‘我和也频同时到了青岛就分手了，我去东北，他们夫妇去上海。’我们不禁感叹道：‘可惜也频终于牺牲了！！’”张默生并说他自己是“二十年来最最崇拜”也频烈士的一个人。
袁文认为“其可信度更高”的材料，是沈从文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但他的引用都不完整，有断章取义之嫌。他先是引了《记胡也频》中的一段话：“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在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故意制造一种悬念，仿佛胡也频有什么难言之隐没有告诉沈从文。笔者查对《记胡也频》，沈从文接下来写道：“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观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而“引出一些纠纷”，又“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这才是沈从文的完整表述，他把事情原委说得很清楚，并且认为这“也十分合乎人情”。
《记胡也频》写于1931年，沈从文1933年6月又在《〈记丁玲〉跋》中说：写作《记胡也频》时，“由于那时的环境不同，记载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不难推断，有意隐去的，是胡也频从事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
袁文又引用了《记丁玲》的一句话：“只说省政府要捉他们两人，为闹风潮还是另外为别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说我也就不详细去问。”但这段引文同样不完整，沈接着写道：“过几天，我从冯沅君处多明白了些这两人从青岛逃出山东的原委，我当时可糊涂了。两人虽同当时左翼作家中态度极诚实的姚蓬子相识，同另外一个×也常见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不会同某方面组织接头的。并且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沈从文从冯沅君处得来的“原委”即是：左翼作家已经“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胡也频与丁玲却还要“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这个“熟人”里，自然包括沈从文。沈从文同冯毅之、季羡林的叙述，在事实上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对胡也频的革命活动完全不赞成。
沈从文印证了丁玲、冯毅之、季羡林对胡也频济南之行革命性的叙述，但叙述的语调截然相反，这也足以证明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的评价：“奇怪的是他（按即沈从文）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丁、胡怎么可能向完全不理解“文学左翼”的沈从文去详细讲述济南之行呢？
被袁文最为看重的沈从文的叙述，完全支撑不了其观点。
无论冯毅之、季羡林，还是张默生、沈从文，他们的回忆和记述，只是更加证实了丁玲的叙述，更加突显了“胡也频在中国革命文学历史中的传奇经历”，“俨然”之说，完全站不住脚。
丁玲确实误解了张默生，但他们很快就达成和解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1950年12月在《人民文学》刊出后，给张默生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次年1月11日，张默生给丁玲写信，说明当年的详情：
“今天我在《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读到您的血泪文字：《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是为纪念胡也频烈士而作。其中记他到济南高中教书的一段，有好些话真是冤枉了我！我再也料不到当时出自善良的心情，透露一种突然得来的不利于也频的消息，好使他从速脱险，反而引起了您至今犹忆在心的误会！我仔细一想，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相处不久，您对我的为人没有深切的认识，再则您想那时当校长的只要能维持自己的饭碗，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您把我也看成了这种人，故对我起了误会。”“您记得不错，这事是在1930年五月初发生的；但当时的情况，您却不知道，误会之起，想由于此。那情形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突然被教育厅长何思源喊到他的家中，一见面，他便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请的教员中有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我问：‘那一位？’他说：‘胡也频！这事我受不了！党部已在埋怨我（那时他当省党部宣传部长），他们已决意要逮捕他，你看怎么办？此外还有嫌疑的人（我问他，他不告诉是谁），咳！你真是！’我说：‘我看胡也频不会是共产党，他们夫妇穿的衣服很漂亮，似乎也爱享受，薪水老是不够用（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是还债），共产党不是有吃苦的精神吗？我看他未必能吃苦；但学生们却非常欢迎他，拥护他。以我看，他不过是一位富于热情的人，对学生谈谈普罗文学罢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他说：‘你不懂！论学问，我领教你；讲政治，你还得问我！’我勉强笑着说：‘好，那我以后就得多多向你请教了。⋯⋯’他打断我的话说：‘胡的事怎么办？’我说：‘你不会向省党部替他担保吗？我也劝他以后谨慎一些；再不然，你对省党部说再仔细考察一下看，好不好？’他说：‘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我就问：‘那么让他走好不好？’他说：‘我担不起这种泄露消息的责任。’我心中有些激愤起来，就说：‘那么，就让他被捕吗？我不懂政治，但我懂得人道主义，试想人家由父母养大，受了教育，以至成就为优秀作家，就拿去关起，甚或杀头，这不是暴殄天物吗？（我当时不择言词，竟用了这个成语）’他听我说完这话，很沉思了一会，忽然站起来把手一扬，说：‘好，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去吧！’话说到这里，我就告辞了。我在路上想，他既是让我‘看着办去’，这就不言而喻地是同意我透露这种消息了（至于当时省党部是否真的要逮捕也频，或是何思源故意恫吓我以后不许再请前进教员，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上新街您们住的地方，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也频。给他路费的事，我却不记得了。当时的情形，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当您执笔撰述胡烈士的生平时，不啻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光景，在激动的感情下，把当年在济南高中的一点误会，不由得加上一些推测，就把我写了进去。⋯⋯我想，您如果不是出于误会，不是由于感情的激动，您必不忍索性冤枉无辜的人，藉以表扬革命先烈。但是，我不怪您，您在这方面感情受伤了！”“这事，请您很冷静地仔细想想看，究应如何处理才觉心安理得？”
张默生的信不仅详述了事情的经过，而且对丁玲的“误解”也表达了某种同情的理解，这应该是丁、张达成和解的重要前提。
接下来，1951年1月出版的《人民文学》三卷三期上，刊发了前述《忆胡也频在济南》的文章，作者冯毅之，作为当年济南高中的学生会主席，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因而他的叙述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冯毅之完全肯定了丁玲文章中对张默生的看法：“‘校长原是学校的文学系主任，他依靠胡也频董每戡他们在学校拥有大批进步学生而升任了校长。’丁玲同志这话是真实的。我们拥护张默生做校长，是进步学生的意图，也是胡老师宏大志愿的打算。我代表学生公开的向张默生提出了条件，拥护他做校长，一定要胡老师做教务主任。胡老师做了教务主任，就预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从上海聘请些左翼的科学家和文学家来当我们的老师，在济南轰轰烈烈的搞一番。要胡老师做教务主任的条件，当时张默生是满口答允了的。张不但不是什么进步人士，而是毫无信义无廉耻的人，他一上任就不执行诺言了。并且威胁欺骗我们，他说：‘胡老师做教务主任教育厅批不准，省党部反对，胡老师是危险分子。’”“张校长不执行诺言，惹起学生的愤怒”。
张默生对冯毅之文章提出激烈的质疑，联系到之前丁玲的文章，他1951年3月15日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在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读到丁玲先生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又在三卷三期读到鲁风先生的《忆胡也频在济南》，其中有涉及我的一二处，与当年的事实极不相符，令我非常诧异！”“对于两先生文中不符事实的地方不得不有所声明”：
“（一）当年（一九三〇年五月）胡也频先生之脱险，是我从教育厅长何思源处得到省党部要逮捕他的消息，就急急忙忙跑到胡先生的住处去告诉他，一方面为他准备路费，一方面希望他平安脱险，这是当年千真万确的一段事实，目前何思源尚在北京，任何人都可以向他质对。这件事，我不敢说是有功的，因为这是我应当作的，我的天良非叫我如此作不可；但我自认也是无罪过的。
“（二）鲁风先生的文中，说同学们拥护我作校长，是以请胡也频作教务主任为条件的，说我上任之后便不履行诺言了。⋯⋯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这是鲁风先生忘记了。事实是：在前教务主任田定庵辞职以后，就是由胡也频先生接充的，虽然他不久即辞职（由蒋程九先生继任，蒋现在西南师范学院，他还记得很清楚，当年高中同学在重庆的也都记得很清楚，此外散居各地的高中同学想必也都记得吧。至胡先生的中途辞职，确实是因为教厅不同意，这是当时教厅对省党部不敢负责，我只得徒唤奈何！）但我接着又请他作普通科主任（普通科是由文科理科合并的，我致丁玲先生的信中误为文科，当时全校共二十八班，除商科外，普通科即占二十五班）。只因他锋芒太露，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才不得已而走的，这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损失！但聘请胡先生来校，以及到校后如何借重他，完全是由于我的主动，并未附有任何条件。我还记得，胡也频董每戡两先生，是我托冯沅君先生介绍来的，继而又有胡董两先生介绍冯润璋王艺中及其他先生来校任教；楚图南先生是他路过济南时被我强留下来的。此外如高滔、董秋芳诸先生，也是我托人请来的。这些进步先生都是来帮助办好学校的，我怎能不极端敬重他们，爱护他们呢？可是当时的省党部说我们是在‘造反’哩！
“（三）丁玲先生的文中，说当时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派来的，而且还是我要好的连襟呢。⋯⋯这显然是她错了，当时的训育主任是刘旭初先生，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而且他还是国民党中的改组派，在当时的立场他是反蒋的，所以在胡也频事件发生一月之后，而刘旭初也被通缉跑了。”
张默生说：“我想两先生对我决无个人嫌怨，只因相处不久，他们未能深切了解我之为人，以致生此误会。况且事隔二十余年，他们又是听见风声不好仓卒出走的，一由于事实的遗忘与错记，一由于不及考察当年事实的真相，才弄出如此令人遗憾及不愉快的事！”
张默生在相继写给丁玲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里，明确认为“两先生对我决无个人嫌怨”，导致“生此误会”的原因，是“事隔二十余年”，胡、冯又是“仓卒出走”，“由于事实的遗忘与错记”，“由于不及考察当年事实的真相”。他多次使用“误会”一词，并未认为丁、冯是有意贬损或诋毁他。
笔者认为张默生关于“误会”的理解是成立的，产生误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时学校情况很复杂，鲁风说：省立高中，“教员学生都非常复杂，党派关系也很复杂”。张默生致丁玲信里说：训育主任郑兹玉，“名义上是别人介绍的，实际上却是党部暗中派来的⋯⋯他与省党部所谓‘捕共队队长’王天生是朋比为奸的，在校专以‘反共’为事，这时我们已暗中受了他的监视。”所以张默生有必要谨言慎行。
其次，张默生即便同情胡也频等进步教师，但为了保护自己，也不会与胡也频深谈，更不会向他透露详情。胡也频和丁玲头一次面对学生运动，毫无经验，又不了解学校里的复杂关系及每个人的真实面目，只能根据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因此完全可能有误。
第三，学校的政治氛围较为险恶，并不“宽松”。冯毅之说：“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对他至诚的尊敬和爱护，都时刻担心着他的安全”。季羡林说：“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对于一校之长的政治面貌有所怀疑，完全合乎情理。
第四，袁文说：“张默生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无办学能力和经验，对四面八方的人起来的这样一个复杂混乱的学校，他真是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因此惹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引发了1930年4月份的学潮，学生们公然提出：‘驱逐张默生出校’。”所以冯毅之乃至丁玲对他产生误会，不难理解。
这种“事实的遗忘与错记”，同样出现在张默生身上。关于他与何思源见面时的谈话，以及二百元路费的出处，张的表述前后不尽一致，与何思源的记忆也有很大出入。大致如下：
张默生1951年1月11日致丁玲信：有一天，我被教育厅长何思源喊到他家中，他怒气冲冲对我说：你请的教员中有共产党。我问：那一位？他说：胡也频，他们已决意要逮捕他，此外还有嫌疑的人。我问：那么让他走好不好？他先是说：我担不起这种泄露消息的责任。沉思了一会，他忽然站起来把手一扬，说：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去吧！我在路上想，他既是让我“看着办去”，不言而喻是同意我透露这消息了。我急忙赶到您们住的地方，“把这消息告诉了也频。给他路费的事，我却不记得了”。
张默生1951年3月15日致《人民文学》编辑部信：“胡也频先生之脱险，是我从教育厅长何思源处得到省党部要逮捕他的消息，就急急忙忙跑到胡先生的住处去告诉他，一方面为他准备路费，一方面希望他平安脱险。”
张默生1956年向四川省文联文艺理论组副组长石天河透露：山东省政府要抓胡也频他们，“有人关照我，说学校有六个人上了黑名单，我听到消息，连夜就送去两百块银圆，一个人三十多块，作路费，叫他们赶快走，不走就会遭殃！”（据袁文）
何思源1979年6月回忆：有一天，韩复榘在开会后对我说：“你们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吗？中央要他，据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我回去立即把张默生找来，叫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并交给他二百元钱，给胡做路费。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去青岛转赴上海。”（据袁文）
袁文认为，“二百银圆到底是谁支付的”是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对何思源、张默生的革命性评价，也是衡量他们是否进步的标志”，虽然石天河也认为路费支付者是张默生，但袁文否定了张默生的说法，认为何思源的回忆更可信，“石天河说张默生垫付二百银圆的路费是不确的，二百银圆路费的支付者应是何思源。”袁文做此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对于张默生是否公平？是否影响了对于张默生的“革命性评价”呢？
袁文说：丁玲在文中并没有真正清楚地交代二百银圆的支付者是谁，显得很模糊。这实在强人所难，连张与何都互相矛盾，丁玲又怎么能交代清楚？她只知道是张默生交给胡也频的。
再来看此事的后续发展。据笔者所知，1951年丁玲接到张默生的信后，是回了信的，以后张又给丁玲写信，用毛笔写在红格老式毛边信纸上，笔者曾在陈明家里见过此信，可惜写作此文时，未能查找到它的下落。从他们的通信可知，虽然可能没有在具体细节上达成完全共识，但已消除大部误会，达成和解。袁文说，1978年6月，张默生告诉石天河，丁玲也有信来，“关于过去的那件事，她向我道歉，说以后要写文章讲清楚。”如果此说无误，那么所谓丁玲有信来，应该是1957年反右派之前，因为第一，反右派之后他们就断了联系；第二，他们恢复联系是1979年丁玲复出以后。这也足以说明，丁、张在1957年前已经消除了误解。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在1951年7月收入丁玲的杂文论文集《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版《胡也频选集》，1954年11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胡也频小说选集》时，都未做修改。笔者推测，冯毅之的文章支持了丁玲对于张默生的评价，而张默生的解释只是孤证，丁玲真假难辨，她是想把事情弄准确再做改动，以免造成新的错误。
1956年9月，陈明去四川改编电影剧本《望娘滩》，丁玲虽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帽子，但错案正在复查中，中宣部批准她随陈明出去走走，纾解沉重心情。丁玲到成都，10月12日日记记载：“四川大学有几个同学已经等了半天。他们昨天就等了半天。原说今天下午要来，我托交际处打电话通知晚点来，但没有通知到，仍早来了，一直等到现在。我过意不去，只好留着吃饭，饭后又谈了半天。”这极可能是张默生任主任的中文系的学生。10月24日下午，丁玲在四川大学新会议室与中文系师生座谈，回答提问时谈到胡也频，她指着主持座谈会的张默生说：“你们的系主任和也频是老相识，那时他是济南中学的校长，也频在那里教书。”张默生1979年6月20日致丁玲信中也提到：“回忆1956年，我们在四川大学会晤⋯⋯”显然那时已经消除了误会，关系比较融洽。
张默生因何被打为右派？
袁文说，“正是丁玲关于胡也频‘济南之行’的叙述，使张默生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丁文’关于‘济南之行’的叙述也因此波及张默生，使其人生更加波折：1957年7月被打为‘右派分子’，在四川大学校园受到公开批判。”又说：“建国初期，张默生也是重要统战对象，这样的‘历史污点’，对他有很大影响。”袁文的这些观点也不能成立。
首先，张默生在建国初期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职四川省文联文学理论组长和省民盟文教委员，如果说民盟属于统战范畴，那么四川大学和省文联则都属于中共教育和文化战线的重要部门，可见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张默生并未因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受到影响，依旧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用。
其次，张默生的厄运始于反右派斗争，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并非丁玲关于济南之行的叙述。张1979年6月20日致丁玲信中，谈到他在反右中的遭遇说：“我也是在57年因同情一位青年诗人流沙河，为他的《草木篇》说了几句公道话，并提出‘诗无达诂’说，就招来了问罪之师，当时一连若干天四川各报的报道和批判（上海《文汇报》也有报道）以及姚文元‘诗无达诂’的臭文，都压在我的头上，结果除划为‘右派’外，又撤销本兼各职（本职川大中文系主任，兼职省文联文学理论组长和省民盟文教委员），即入于三年多的强迫劳动时期。”
石天河的博客《直言受累的张默生教授》中也说：反右派斗争中，四川文联编印的《四川省文艺界大鸣大放大争集》里，第一编第一辑就是“《草木篇》事件是我省文艺工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第一页上记录的，就是张默生教授的发言。小标题是：张默生谈大胆‘鸣’‘放’向党挑衅。对张默生教授的所谓批判，有两个重点：一是说他是四川文联‘右派小集团’的‘黑后台’，一是着重批判他的‘诗无达诂’论，说那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这与张自己所述被定性右派的原因完全相符。
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其中写道：“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石天河认为，这一材料的来源，即丁玲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而姚丹文章对于“张默生先生被诬为‘黑后台’与被划为‘大右派’”，“是起了一些推波助澜作用的”。仅仅是“推波助澜”，但“波澜”绝非由此而起。
袁文还提到，丁玲有关胡也频济南之行的记述带来的另一“严重的政治影响”是：沈从文“受到点名批评”，这个说法也令人生疑。
沈从文最早受到点名批判，是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三篇文章，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是直接作为反动派的代言人”。1949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在国文系任教的沈从文极为惊恐，精神紊乱，3月28日自杀未遂。丁玲6月8日抵达北平，6月10日就去看望沈从文，半月后又约了何其芳再次看望。
沈从文1949年3月13日给进步学生张以瑛写信说：“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全国解放后又几次或因工作事，或因妻子看病事，或因借钱事，或因发表文章事等向丁玲求助，丁玲都帮了他。沈从文实际上把丁玲视为新政权文化界领导层里能够求得帮助的第一人选。1951年秋，他把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总结修改为《我的学习》，请丁玲看后转给报纸，丁玲交《光明日报》，11月11日刊出。1952年8月，沈从文又将解放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老同学》寄给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并向丁玲借钱一百万。1955年11月，丁玲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沈从文工作遇到难处还写信向丁玲求助：“丁玲：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既讲了与沈从文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在思想上的疏远，又详细讲述了胡也频被捕后沈积极营救，陪同她探监、去南京找关系等经过，真实、客观地记述了沈在紧要关头给予他们的帮助，对他毫无贬意。
丁玲与张默生在新时期重新恢复联系
1957年，丁玲与张默生都被打为“右派”分子，中断了联系。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丁玲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登载叶圣陶书赠丁玲的《六幺令》词。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刊登贺子珍、丁玲、罗章龙的照片。6月20日，张默生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
丁玲同志：
从报纸上见到您的喜报和近照，得读叶圣老赠您的词（六幺令），最近吴伯箫同志来我家，更获知您较详的近况，我们全家大喜！回忆1956年，我们在四川大学会晤，到现在已二十三年了。不料别后的第二年，彼此即同遭残酷的迫害。像您早负盛名的国际作家，竟无端被虐待二十多年，北大荒冬季气候在零下三四十度，而且还坐牢五年，怎不令人心疼！幸而有陈明同志随身照护，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我也是在57年因同情一位青年诗人流沙河，为他的《草木篇》说了几句公道话，并提出“诗无达诂”说，就招来了问罪之师，当时一连若干天四川各报的报道和批判（上海《文汇报》也有报道）以及姚文元□“诗无达诂”的臭文，都压在我的头上，结果除划为“右派”外，又撤销本兼各职（本职川大中文系主任，兼职省文联文学理论组长和省民盟文教委员），即入于三年多的强迫劳动时期。“四清”运动，更对我倍加折磨。66年1月批判《海瑞罢官》时，即勒令退休。哪想半年以后，又把我揪回学校，在拳打脚踢中整整劳动了四年，那时我已七十多岁，还令我到七、八里外去拉砖，其它一切脏活重活都得干，在1460天中不给假日，释放我回家时已七十五岁。我幸而熬过来了，但中文系有四位教授、一位讲师在两三年内即先后被整死了。
此间落实政策，仍在慢慢拖，我和那位青年诗人（实则已不是青年了），在组织上仍未给予解决（听说日内可能改正？）。陈荒煤同志来川大讲演，也说《草木篇》是文艺问题，不应是政治问题，伯箫同志也是这样看法。
日昨接到李士钊同志从山东聊城来信，他说四月间在北京时和您同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您谈到当年在济南的一些情形，并嘱代为致意。关于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纪念胡也频烈士的那篇文章中，有牵连到我的几句话，事隔二十九年了，您还挂在心上，足见您对朋友的名誉问题，是如此地重视，殊令人感念不已！⋯⋯再则从士钊同志的信中，得知董每戡同志也在北京，是在哪一单位呢？关于他和冯润璋、王艺中三位，都是也频同志介绍来高中的。也频同志虽然在校时间很短，但因他的关系，却在当时济南高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是值得深深怀念的。当时您们的脱险，我不过起了通风、报信的作用，透露消息的还得归功于何思源兄。至于后来营救董、冯、王三位，却真是冒了大风险！
⋯⋯⋯⋯
我现年84岁，老伴王默君76岁，我们都无大病，只是我两眼的白内障比较严重，医生劝我少看书，但士钊提及的“记胡也频在济南”我愿意写出。⋯⋯
二十多年来，我不敢与所有亲友往还。粉碎“四人帮”后才与亲友通信，在京友人中通声气的有季羡林、臧克家、姚雪垠、楚图南、何思源、邓广铭、隋树森、于□泉等同志。在这次政协会议中，您可能接触到其中几位吧，望代我问好。
敬祝
健康！并向
您的患难战友陈明同志致敬！
老友张默生
1979年6月20日
我的通讯处：
“成都市东城区民主路7号”
您的固定通信处望见示
三个多月后，10月2日，丁玲突然接到四川大学治丧委员会电报：原中文系主任张默生逝世，10月5日举行追悼会。丁玲立刻发去唁电：“惊悉张先生逝世，深为哀悼，请代备花圈，敬献灵侧，并向王默君老太太亲切慰问。丁玲”
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丁玲散文集》，收入《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这是自1951年7月以来三十年间这篇文章第一次入集。丁玲删去了误解张默生的那段话，同时，在校长送来路费处加了“甘冒风险”四个字：“何思源（教育厅长）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甘冒风险送了路费来，要他们事先逃走，看来这是好意。”1984年此文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第五卷时，有个别文字改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的《丁玲全集》，基本沿袭了这个版本。两位前辈人之间的一场误会，双方在基本搞清事实的基础上，互相理解，达成谅解与和解，彼此尊重，关系友好，此事本已圆满妥善地画上句号。但半个世纪之后，有年轻学者仅凭一点旁听者的材料，加上一些断章取义的材料和主观臆断，就居高临下地对其中一方横加指责，貌似主持公道。笔者以为，这是有悖于张默生本意的，老先生如果在世，决不会同意这种态度和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袁文不仅是对丁玲的不理解不尊重，也是对于张默生的不理解不尊重，不仅是对于当事人的不尊重，也是对于历史真相的不尊重，这样的“史实梳考”是不可取的。
一个引申出来的话题
袁文引用了大量旁证，对胡也频济南之行的相关史实提出怀疑，但这些旁证只是证实了胡也频宣传革命文学的热情和学生们对他异乎寻常的欢迎，证实了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对胡也频的描述，反倒是袁文说的“张默生与胡也频的关系并不像丁玲描述的那样，而是有亲密的‘合作’，包括张支持胡也频的教学、参与胡领导的学生活动，甚至拿出一部分钱支持学生办刊物，积极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即便张默生写给丁玲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为自己辩解的书信中，也丝毫没有提及，季羡林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冯毅之的回忆文章中说，校长“不是什么进步人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按指胡也频）是共产党员，因为对他至诚的尊敬和爱护，都时刻担心着他的安全”，可见学校当时政治氛围的险恶。如果张默生与胡也频真的有过“亲密合作”，丁玲、冯毅之对他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误会了。
袁文还对丁玲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态度提出质疑，这就引申出一个严肃的话题。
袁文说：“‘济南之行’在胡也频的人生历程中仅三个多月，却是他成为革命者、革命烈士的关键点。‘济南之行’话语叙述的重要建构者，是丁玲（此时为中华全国文协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文艺报》主编）。当时，丁玲显然着力于新政权对其‘革命烈士’身份的认定与建构。写作《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必然按照革命话语的要求进行‘政治描述’，以形成胡也频的革命人生。”
首先，胡也频之成为烈士，是因为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就义，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下，并非因为济南之行，《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全文一万四千多字，济南之行只有一千二百字，约占全文的1/12，那只是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一个序曲，胡也频生命的高潮是从济南回到上海参加左联之后，而“左联五烈士”的称号是革命群众和中共党组织授予的，无需丁玲去美化拔高，更无须去隐瞒甚至篡改。
其次，革命，是胡也频的坚定信仰与追求，丁玲自然要“按照革命话语”对他“进行‘政治描述’”，这很正常，不理解革命，就无法理解和描述胡也频，这也是沈从文不适合编辑《胡也频选集》的原因所在。
袁文说，丁玲的叙述“与建国初期文学语境中的革命历史叙写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是我们考察“济南之行”这一问题时应该思考和留意的。笔者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考察《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须要放在那个特定的写作年代。
1950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先烈，教育后人。总结经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站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立场，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在当时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敌对势力顽强抵抗的背景下，更是非坚持不可。作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丁玲自然完全懂得并自觉遵循。
她在那一时期肩负重任，工作繁忙，无暇静心写作，大部分文章都是讲话、演说和访问观感。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饱含激情，富于文采，回溯了胡也频短暂而光荣的一生，既是精炼简洁的传记，也是文辞生动的散文，是那一时期丁玲作品中的佳作。文章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胡也频被捕遇难及丁玲四处营救的过程，也叙述了沈从文在这中间给予她的帮助。她赞美胡也频说：“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这些话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胡也频牺牲时年仅27岁，作为亲爱的妻子和亲密的战友，丁玲怎能不动感情，所以她在文章末尾写道：“时间虽说过了二十年，但当我写他生平时，感情仍不免有所激动，因为我不易平伏这种感情，所以不免啰嗦，不切要点。但总算完成了一件工作，即使是完成得不够好，愿我更努力工作来填满许多不易填满的遗憾。”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的确带有1950年代初期“共和国文学语境”的鲜明色彩，那个文学语境的主流就是：歌颂人民革命，继承先辈遗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创建工农大众喜爱的新文化，而绝非出于意识形态目的，不惜遮蔽、篡改事实，编写“俨然”的“历史事实”。
袁文对于丁玲在选辑《胡也频选集》时，侧重于《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前面》等晚期作品的编辑思路也表示异议，赞同“为胡也频的黑色做了很多遮掩，并极力塑造胡也频的积极一面”的观点，袁文对于丁玲说的“最能代表他后期思想的作品的是《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前面》，从这两书中看得出他的生活的实感还不够多，但热情澎湃，尤其是《光明在我们前面》的后几段，我以二十年后的对生活，对革命，对文艺的水平来读它，仍觉得心怦怦然，惊叹他在写作时的气魄与情感”，也不予认同。
不能理解胡也频经过多年求索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不能理解丁玲的感情并产生共鸣，就不能正确解读《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这是我们与袁文一切分歧的焦点。
袁文中还有几处交代不清，前后矛盾，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辨析了。
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在强调要“重回历史语境”，将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种文艺思潮的理解，放回到丰富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为此，史料和文献的充分挖掘和详尽整理就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准确把握历史的基本前提。历史当然有其“隐秘”之处，但是作为研究者，在力图无限接近历史“真实”从而不断挖掘新史料的同时，是否还要保持对历史及历史当事人的基本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呢？这也是我们想与袁洪权先生商榷、共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