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东方先锋剧场看了林兆华林熙越父子共同执导的话剧，《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喜欢看热闹的人被演员的即兴表演逗乐，喜欢看剧作家互掐的人被里面杂耍般的智慧吸引，同时它又是一出意味深长的后设戏剧，总之各取所需吧。在我们这个日渐被商业侵吞的时代，舞台上充斥着金钱与权力勾结在一起的狞笑，要么是掉进苦情模式里出不来的小众戏剧，能看到这样一出既达观又智慧的戏，真让人心情愉快。
所谓后设戏剧，就是“关于戏剧的戏剧”，探索戏剧本体的戏剧，而这部《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更是把现代戏剧史以及现代戏剧批评史全都囊括进去，它的主角实际上是“现代戏剧”，也即现代戏剧是个什么东西，剧作家们到底在干什么。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笑剧，充满了对经典文本无伤大雅的互文、戏仿、混搭和拼贴。剧作家迪特里希·施万尼茨是个老顽童，宅心仁厚，学识渊博，各种知识信手拈来，难得的是他不带个人偏见，把自己的头脑完全让渡出来，让剧中人跑马圈地各抒己见，不过到了最后，剧作家还是忍不住蹦出来做了总结性发言。
该剧的主题可以用其中一句台词归纳，“人人都是皮兰德娄”，都戴着面具，现代戏剧的最大特质就是精神分裂。在这里，精神分裂是一个中性词，代表了客观存在，它还可以引申为一系列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文化分裂，社会分裂，信仰分裂，族群分裂……
故事一开始，几个穿病号服的人聚在加利福尼亚州某精神病院的阅览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等待着有人来通知开饭。他们以20世纪几位伟大的剧作家互称：顽皮开朗的叫皮兰德罗，牛哄哄的叫布莱希特，萧伯纳总是显得很笃定，尤内斯库像个幼稚的班干部，说话比较夸张，贝克特则一言不发，一脸苦相，他们都不免沾染了他们所戴的面具的人格。
很显然，布莱希特、萧伯纳被划归到同一个阵营，趾高气昂的改良派，社会支柱；而贝克特代表了另一极，神秘的个人主义者，宿命论者，边缘人。贝克特一上来就亮明其观点——
“因为他说‘是’，所以我必须说‘不’。确切地说，因为他说‘不’，所以我必须得说‘是’。因为他想好好做人，所以我必须得维持纪律；因为他想自行其是，所以我必须得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贝克特眼里，布莱希特萧伯纳之流就像波卓老爷一样自以为是，掌握了思想的霸权，奴役着他和尤内斯库这样失去了个性及自身话语的屁民——幸运儿。“波卓”一角见于贝克特名作《等待戈多》，是一个颐指气使的人物，在舞台上经常被演绎为奴隶主、殖民者、极权者等形象；尤内斯库那段华彩的“哇哦，多么稀奇、古怪、独特的巧合啊”，则是对幸运儿那段经典独白的戏仿。
在该剧中，社会派与个人派的矛盾冲突贯穿全剧始终，但那种冲突不是动作上的，你一拳我一脚，而是观念之争，你誓死捍卫的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很有意思。（对剧作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这是一本通识教育的教材，写得既简洁又妙趣横生，《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为其中的戏剧专章。）
再说说表演。林兆华导演喜欢说“我的戏不像戏”，其实他对文本的要求挺高的，需要有相当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结实的内涵；他给演员非常大的即兴表演空间，跳进跳出，希望他们在舞台上不要丢了演员的自觉，时刻牢记自己的演员身份。近两年，更是频频用“读剧本”的方式去演绎经典文本，把演员的排练状态和演出状态并置，呈现出颇为复杂的表演肌理。当然，这也引起了更为尖锐的质疑，出现了类似“皇帝到底有没有穿衣服”的声音。
我个人觉得他的探索很有意义，不是无的放矢。林兆华导演破坏舞台幻觉，实则是想把传统戏曲的观演关系纳入进来。戏曲没有第四堵墙，演员和观众的互动始终存在着，我这一招一式是演给你（观众）看的，你得领情，你得叫好，同时它也是剧中人的真实动作——不过，这种纳入是否能够做到融合，就见仁见智了。
我很喜欢剧中布莱希特的扮演者董勇打着圆场上台的起范儿，特别中国，又正好暗合布氏代表作《四川好人》，可谓天衣无缝。同时，用儿童玩具制造音效，又能给表演打点儿（类似于戏曲的伴奏），也是神来之笔。另外，假导演在一旁发号施令，工作人员自作主张送上加强版道具，这些戏码都使该戏更加立体化。
不过，有些处理还值得商榷。读剧本的方式给表演带来了巨大的模糊性，比如，作为观众，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一次剧本朗读，还是正式演出？更具体的问题是，桌上应该摆放零食为好，还是不摆为好？
你可以说，演员排练很辛苦，导演特别人性化，所以给他们预备了很多零食；但我们知道剧中人正饥肠辘辘等待开饭，那么，桌上就不应该备有那么多的零食……两者正好是冲突的，怎么办？
这其实是很核心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后者，不摆零食。前者容易两张皮，演员更多的是在表演一种自我状态，而对人物不求甚解，容易松散，而非松弛。
戏曲的自由来自于程式化表演，它使观众和演员之间有了化约的可能性，那么，话剧表演的自由来自于哪里？我没有答案，但我会关注和支持人们的探索。
文| 片片 摄影/刘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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