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最烧脑的艺术片，它到底拍成了什么样子

　　✎导语

　　如果每年选一枚当年度最活跃最出风头的电影导演。2017年大概是洪常秀。

　　去年的话，可能是帕布罗·拉雷恩。中国影迷可以连着看到三部艺术片：《神父俱乐部》《第一夫人》，还有今天二哥要推的《追捕聂鲁达》。

《第一夫人》

　　《追捕聂鲁达》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帕布·罗拉雷恩

　　《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

　　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

　　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

　　“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

　　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

　　✎ 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

　　——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

　　真实的聂鲁达和妻子

　　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

逃亡中的聂鲁达

　　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

　　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扮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聂鲁达与Delia在舞会上

　　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

　　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

　　✎ 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

　　——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

　　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出现，并贯穿电影始终。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

　　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

　　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

　　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

　　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出于势单力薄的劣势。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巴勃罗！”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但我并不懂得飞翔。”

　　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他观察我，调查我。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

　　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

　　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

　　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