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临国际知名乐团到来，总会在古典音乐爱好者中激起热烈反响，但必须承认，即使是顶级乐团，也并非每次的演奏曲目都有吸引力。不止一次，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好的团，却演这样的作品，可惜了……
今年费城交响乐团带给北京听众的曲目，不仅属于“最具吸引力”级别，而且第二个夜晚恰逢我们的端午节。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首包括《欢乐颂》终乐章的伟大杰作，由美国“五大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四位中国独唱家联袂合作，完成了一次壮丽的演出。
我是第四次有幸在现场听到中外音乐家合作“贝九”，每一次都让我深受感动，久久难忘，这种做法中永远有合作、友谊、交流等诸多亲切因素。第一次是2003年9月19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华沙国家大剧院，首次赴欧洲巡演的中国爱乐乐团在波兰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契克指挥下，与华沙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和四位波兰歌唱家同台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一晚的贝九，是一次超凡入圣的精神之旅！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一切地理的、语言的习俗的隔阂神奇消失，漂洋过海的中国乐团，与波兰的指挥家、合唱团、独唱者，还有济济一堂的华沙听众，在《欢乐颂》的光辉照耀下面，团结成兄弟。
9年后的2012年7月29日晚，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伦敦爱乐乐团邀请北京交响乐团作为上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使者，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伦敦皇家节日大厅，与伦敦爱乐合唱团组成170人的庞大阵容，向全世界表达对伦敦奥运的祝福。上半场演奏了由郭文景为伦敦奥运会新创的交响序曲《莲花》以及李飚担任独奏的唐建平所作打击乐协奏曲《圣火—2008》，下半场，伦敦爱乐合唱团与四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四种肤色的歌唱家——女高音罗贝卡·埃文斯、女中音梁宁、男高音安德鲁·肯尼迪和男低音马修·罗斯——加入，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仅仅是皇家节日音乐厅舞台上的盛大场面，就足以深深打动在场的每一个人。
无独有偶，仅仅两周后，又一次中外联合阵容的贝九出现了。9月16日上午11点，在德国科隆的爱乐音乐厅，一场庆祝科隆-北京友好城市25周年的特别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与“中国三高”和科隆当地的道尔依茨合唱团合作呈现。节目单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由道尔茨合唱团的指挥汉斯·沃尔特·弗罗林改编的贝多芬《欢乐颂》“压缩版”——在《欢乐颂》主题的合唱之后直接冲向狂喜的尾声。当《欢乐颂》唱响时，听众席的1700余名听众全体起立，而我，站在德国听众中间，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和台上的合唱团一起引吭高歌：“Freude，schöner Götterfunken，Tochter aus Elysium……”（欢乐，众神的美丽火花，极乐世界的女儿）周围的几位德国听众看着我这位远道而来的东方朋友，用他们的母语，用贝多芬和席勒的语言， 和他们一起高唱《欢乐颂》，那种亲切和友好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的。这是音乐的伟大穿越力和凝聚力的一次灿烂展现。不远处，巍峨的科隆大教堂高耸入云，宽广的莱茵河静静流淌，与贝多芬的音乐相伴。在那场音乐会之后，我到了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在贝多芬故居，他生前用过的那几支助听器让我震惊：虽然此前我已通过印刷品熟悉了它们的形状，但眼前的实物还是让我吃惊——它们居然有那么大！想象贝多芬当年头戴如此笨重的助听器弹琴作曲的情景，让我潸然泪下，更加理解贝多芬的音乐何以具有如同慈爱的父兄般以深沉的爱贴近、抚慰我们内心的非凡力量。
“每十年听一次演奏得很好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远胜过每年听十次这部作品的低劣演出”，老一辈指挥大师魏因加特纳在他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一书中这样写道。虽然，我们听到贝多芬这部宏伟之作的机会已不止于“每十年听一次”，但由于种种条件所限，真正水准精湛、感人至深的演出，十年甚至几十年也难得耳闻。而这一次，我们终于迎来了一次极为宝贵的机遇。
5月30日晚，当中外音乐家在指挥家雅尼克·涅杰-塞甘先生富有灵感的引领下，将《欢乐颂》推向壮丽高潮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夜晚是历史性的，不仅因为中外音乐家的再次联袂所具有的象征意蕴，更因为演出本身的艺术水准之高。这次演出充分显示出，在世界级乐团的支持和杰出指挥家的激发下，中国最优秀的合唱团之一能够抵达何等超凡入圣的艺术境界！值得给予热烈赞美的还有担任独唱的四位歌唱家，尤其是男中音沈洋和女高音宋元明，前者演唱的宣叙调“啊，朋友，不要这样的声音”和《欢乐颂》，在我听来，堪与古今最出色的男中音歌唱家媲美。宋元明翱翔于四重唱之上的璀璨声乐线条，为这一晚的贝多芬恢弘之音增色。而“费城之声”与中国音乐家的合唱声浪水乳交融所具有的光彩与力量，让这次堪称天作之合的“贝九”成为感人肺腑、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如果说斯托科夫斯基尤其是奥曼迪时代的“费城之声”更突出的是其饱满雄浑的弦乐，今日的“费城之声”则更强调所有声部的表现力。从始至终，准确度极佳的圆号、辉煌的小号以及始终为整个演奏提供强大烘托的八位低音提琴演奏家，都令人肃然起敬。
5月29日晚的音乐会也非常值得称道。从开场曲——贝多芬的舞剧音乐《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序曲——开始，乐团的管弦乐音色与织体的分量感即显示出：曾经闻名于世的“费城之音”不仅恢复了活力与神采，而且，较之他们上一次来华演出，其融合度和丰满感又上升到新的境界。之后的斯特拉文斯基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展现了乐团高超绚丽的合奏。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则将音乐中秋日般的斑驳色彩描摹得十分浓郁。
但在6年前，费城交响乐团的情况却颇令人担忧。2011年4月，拥有111年历史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董事会宣布因乐团资金匮乏、运营陷于困境而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三年后，当乐团在其新任音乐总监、39岁的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涅杰-塞甘率领下在国家大剧院2014五月音乐节上的亮相，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听众赞叹：辉煌的“费城之声”又重现了！那次费城交响乐团也带给中国听众一个惊喜，他们演奏了谭盾的作品“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女书：为13部微电影、竖琴和交响乐队而作》。此种安排不免让人感觉到费城的音乐家们对国家大剧院以及对中国的致敬和谢意。2011年9月，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与费城交响乐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丽森·沃格莫在美国签署了正式协议，商定从翌年5月起，费城交响乐团每年初夏时节都会开启中国之旅，同时共同发掘培养中国年轻音乐家，致力于音乐普及和教育，从而将古典音乐带给更多的人。
循此思路，可以说今年的贝九是另一个、或者说更大的惊喜。被誉为“新知识分子”的美国女性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最后发出这样的欢呼：“伟大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万岁”，我深信，如果我将她的这句崇高赞美改为“伟大艺术作品的深远影响万岁”，桑塔格女士一定会欣然同意的。中美音乐家共同演绎的《欢乐颂》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伟大艺术作品的深远影响。尽管，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最近谈及《欢乐颂》，想到的不是贝多芬，不是席勒，而是电视剧，一部被某些网友称为“脑残级”的电视剧。这一事实会让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不能容忍，但在多元化的审美格局中，不同的接受者会各得其所：彼《欢乐颂》非此《欢乐颂》。
文：王纪宴
摄影：王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