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石让是音乐迷、电影迷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作曲家、钢琴家，与著名导演宫崎骏、北野武的合作创造出不朽的配乐杰作。久石让先后八次赢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音乐奖，在2009年还被日本政府授予紫绶荣誉奖章。近年来，久石让多次来华举办演奏会，而他也曾为多部华语电影配乐。
应该说，我们将久石让称为大师级作曲家，这里提到的“大师”，跟18-19世纪浪漫主义革命时期的作曲大师，有着较大的不同。不仅在于不同时期作曲家的创作风格、理念不同（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过去的作曲家的档次和作品质量远远高于当下），而且更关键的差别在于，音乐“生产”（请容许本文在这里将创作音乐称为“生产”）的方式不同。
19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欧洲，杰出的作曲家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生计，他们跟绘画家、雕塑家一样，可以争取到教廷或王室或显赫贵族或商人的赞助。所以，许多经典的曲谱总是写着“献给XXX（国王或贵族的名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一连串变化的最大影响就是推动了城市化发展，造就了一个世俗化社会；而浪漫主义革命又极大的在公众中扩散了艺术——这期间，王室、教廷、贵族都变得衰落了，大众开始成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对于艺术家来说，大众其实只是一个隐晦的名词，相比过去，反而拥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只要作品不要奇怪到让大众滋生反感，就无需刻意取悦谁。
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过去，大众、大众需求并不明确，艺术产业的运作很大程度上是粗放而分散化的，艺术家享有较大的创作自由空间；但到了二战之后，这一产业逐渐实现了科学管理，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归于文化创意的其他产业项目，都大抵可以使用更加精确的工具来进行需求分析；近年来还出现了借助大数据捕捉、研判受众喜好的工具和做法。这些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构成了更大限制，更接近于“戴着镣铐起舞”，实际上出现精品的几率反而更低了。
久石让所著的《感动，如此创造》一书中，开篇就提到，他是一名商业型的作曲家，“意识到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看准现今社会希望创作者提供的方向，将自己置身于此方向中”。在年轻时，他曾经只从艺术的角度创作音乐，这当然让他自己陷入了巨大困惑与难以突破的发展障碍。在成为为电影工业服务的作曲家后，久石让创作配乐需要考虑剧本结构、导演想法、画面，但他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到全力以赴，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争取，不断锤炼自己的创作水平和创意自觉。
《感动，如此创造》这本书对于今天的读者理解如何在商业压力、社会限制下，保留及发挥创意自觉、创造能力，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艺术行业，从业者不管是多么想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都很难摆脱“戴着镣铐起舞”的状态，资本、市场、点击（打赏）被经常描述为会让艺术创作窒息的要素。久石让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资本和市场的压力下，还能够“集中精神思考、创作作品……接连不断、持之以恒地去完成”，就能够不断促成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在文化创意产业、艺术行业内拥有栖身之地。
要保持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就“不（能）受情绪起伏的影响”。虽然艺术创作带有高度的主观性，但对于需要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如果完全借助情绪作为创作的依托”，不仅可能出现作品质量的严重波动，而且还可能使得创作者为了赶工寻求借助外部力量来刺激情绪（音乐、电影领域经常出现创作者沾染毒品）。久石让在书中为此给出的方法建议是，打造一个不受情绪影响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让工作和生活维持固定的步调，尽可能过规律、平顺的生活。
在高度商业化、市场化的环境中从事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自己的艺术思维枯竭，这就需要保持感性。久石让在书中给出了锻炼感性、感受能力的方法，例如，大量吸收外部知识、信息，“将触角伸展至各种领域，让自己多看、多听、多读、走走、尝试、感觉，尽量不断增加自己累积的知识或经验”；还应在接触到自己不具备、不了解的感情、场景时，要抛开恐惧感和羞耻感，融入其中。
久石让在书中还特意针对中国、日本等国广泛存在的孩子被逼进行艺术训练的现象进行了评论。久石让说，要提高艺术创作水平，肯定需要艰苦训练——但是，严格训练的同时，“也必须让孩子感到快乐”，如果严格训练的结果不是引发孩子自发学习、练习的意愿，这样的艺术训练就是毫无意义的。他在书中呐喊，要“拯救（在学业、艺术课程压力下）面无表情的孩子”，因为孩子的压力过大，才会面无表情，“代表着心灵感受的能力变得迟钝。”
郑渝川：知名书评人、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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