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集校注》（全7册）（典藏版）
[唐]杜甫著 谢思炜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定价：576.00元
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谢思炜先生常年开设“唐宋诗歌研究”课程，其中有一项基础内容，就是让学生选取一首唐诗进行校勘注释。从版本源流梳理，到文字比勘，再到字词和本事的考索，经过这一系列的学术训练之后，学生们也就渐渐习得了展开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校勘注释看似是诸多治学门径中的一途，但却与几乎所有的其它治学门径相连通，“注书是细读原著的最好方式”，谢先生如是说。
如今，展开七册逾一百五十万字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我们可以在《前言》中读到谢先生对这句话的推衍，也会注意到“当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回到这项工作上来”这样的自觉意识。从汉儒的经子古注到六朝的群经注疏，以迄后世校注、笺注、笺证、校笺、笺释、笺疏等纷繁的名目，“注”之一途已经被通用作四部经典整理的首选方式，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甚至断言：“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在完成《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后，谢先生又动笔开始了《杜甫集校注》，选取学术史上号称难治的杜甫集为研究对象，既是对杜诗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再体认，也是通过一个高难度的课题向“校注”这一朴素又古老的著述体式致敬。
1、《杜诗详注》之后，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新的杜诗校注？
上世纪的学术研究，凡涉及杜诗者多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起点。仇氏积二十年之功，广搜康熙以前诸家注释，间附按断，于杜诗自然居功至伟，然而该书的烦冗穿凿之处亦多，且淆乱次第、勇于改字，清人杨伦、浦起龙、施鸿保以及近现代学人多有商榷订正，不烦赘述。仇兆鳌的时代，见杜集珍善本不广，不但二王本《杜工部集》未尝寓目，即几种现在习见的宋元本也未得集校，故而《详注》在校勘层面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份最接近杜诗原貌的文本。另外，尽管我们对清人的学问葆有十分的敬意，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唐史研究各个领域以及唐语言考察诸层面，现当代学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杜诗的背景、编年、地理、人物、词汇等各方面问题也有集中清理、总结的必要。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千家注杜”在传统社会的终结。此后，尽管杜诗学研究日新又新，且曾出现过杨伦《杜诗镜诠》那样以雅洁著称的简注，却一直没有再出过一部“定则定矣”的校注本，士人唯慨叹“注杜古所难，向郭今安有”（翁方纲《靳绿溪州牧朴园图》），期待后来人能补此阙典。
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以存世最接近杜集祖本原貌的《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参校以吴若本为底本的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及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宋本，并比勘《文苑英华》所收杜诗，对杜集早期异文与宋以后新增异文进行了明确区分。在编次层面，《校注》忠实维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因为谢先生有这样一个认识：相对于杜诗祖本，编年本完全改变原有编次，必然导致原有版本信息的丢失。从文献存真的要求来看，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经、史、子部文献中，肯定会被视为淆乱文献。由此观点我们联想到，清儒顾千里、卢抱经等即主张传古书当保存底本原貌，尤其是文献排布次第之中，皆有义例存寓，故不当辄加窜乱。不过，校注杜诗而为其编年，也是杜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针对此点，谢先生采取了维持原来编次的基础上在每篇作品下考订作年以体现最新编年成果的作法，同时在书末附《年谱简编》，这样即可以大致满足编年阅读的需要。《校注》全书对杜集的编年用力甚深，许多考证很能拨开旧说的丛幔，例如《塞芦子》一诗之编年，旧说或谓至德二载，或谓至德间，《校注》则考证作于乾元二年，三覆其说，确乎不拔，类似的系年新证在书中常有其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先生初校二王本时，即已注意到二王本原有部分的很多小字夹注实为杜甫自注，这些自注在后代传本中多有变动，往往面目全非，文本原有的一些重要信息也因此丢失，遂撰《<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一文对杜甫自注的本来面目进行复原，这些研究成果也全部被吸收进《杜甫集校注》之中。经篇目厘定和辑佚，全书共收诗一千四百五十五首，文三十二篇。这样一来，《杜甫集校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确的杜集文本，我们不单能细细赏读杜诗最初的面貌，同时也能在原初编次中上推唐代卷子装杜集的神韵。
文本的真确性之外，我们也许还期待杜诗新校注能尽量地厘清杜诗各篇的诗意典故以及背后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与人事关系，我们也许同样期待新校注能对杜诗的诗语特质给出分析，透过前人诗话式印象解析的迷雾，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探讨杜甫诗歌语言的难以企及之处。如上种种期待，都指向一个根本的问题：杜甫集的新校注无疑是一个既重要又极有难度的大课题，以一己之力能够完成吗？
1965年，著名数学家林家翘教授应何炳棣教授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两人见面后，林说：“咱们又有几年没见了，要紧的是不管研究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这已经是学界广为流传的佳话。林氏的观点，如果从文史角度去考量的话，当是指应当重视大家、大著作的研究。回顾学术史，我们能注意到，历代学人用力最劬者，多集中于沙汰澄洗之后被公认的四部经典和大作家。就学人而言，人身难得，精力有限，与其杂涉支离，不如集中于一二大著作、大作家的深层挖掘。
近现代学人中，陈寅恪、钱锺书最称淹博，两人在晚年学术功力炉火纯青的时期，都选择了大家、大著作的专题研究。陈寅恪研究钱柳因缘诗，意在于乾撼坤岌之际窥见一代士林的心曲；钱锺书著《管锥编》，则希望通过传统札记之学，融入比较式的“打通”，从而在《周易正义》以至《全唐文》等经典的阐释层面开出新境界。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的《管锥编》也准备专门讨论杜诗，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其夙愿。治学而选取大著作、大作家为题目，譬如征战而攻城池、拔要塞，既是学者个人学术境界的体现，也是学者所处时代学术水平的标杆。陈尚君教授在评论萧涤非先生所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时曾说，“大作家研究是带动一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此言正可与林家翘教授的话遥相呼应。
2、三十年“聚粮”
庄子曾说：“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逍遥游》）对一次远行来说，三个月的时间也许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过，要校注一本千年前的经典，需要的准备时间远远不止是三个月。
谢思炜先生三十年前曾通读仇注，并据《续古逸丛书》影印二王本《杜工部集》和几种宋本杜集进行了通盘校勘，这可以看作谢先生注杜的大辂椎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谢先生围绕杜诗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在文章学视角下，归纳杜诗的叙事艺术，且以《丽人行》为例探讨此诗在《卫风•硕人》、《羽林郎》一系中的位置；在思想史视角下，探析杜诗的伦理内涵、自我审视、晚年禅宗信仰以及思想界限；在学术史的视角下，深入解析杜诗受到《文选》及李善注怎样的影响，对李杜优劣论争背后的诗学观念也有发微之论，同时持续关注杜甫的自传诗传统以及杜诗解释史。这类单篇研究的时间跨度绵延三十馀年，其中的诸多思考业已融进《校注》之中。在专题研究的同时，谢先生还应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托，编有《杜甫诗》评注选本一种（2005）。在这本杜甫诗选中，谢先生参取前贤各家，运以己意，在选目和赏评方面都有很多默会独得的见解。
翻开《杜甫集校注》，我们常会意识到书中对某一学术问题的解释，其背后有着一个完整板块的知识储备作支撑。例如杜诗对佛典运用自如，前代注家即如精通释教的钱谦益也往往不得其所出，《校注》则随宜指出，要言不烦，而这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先生用了很大功夫研治佛学有关。在学术生涯中，谢先生恪守专家之学的法度，罕能见到他对其它学术领域进行“越界”讨论。不过，与谢先生过从稍密的师生，却对其学问的广博印象很深。谢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十多年的《左传》、《史记》研究课程，却从未见其撰写过哪怕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当然，这类经史之学的知识积累在校注杜诗中又发挥着潜在的作用，比如《校注》全书引《左传》有360多处，引《史记》则超过600处，杜甫用典很多是以意化用，如果不是对原典熟稔的话，用电子检索的方式是无法完成的。
在为校注杜诗作准备的过程中，谢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应当对杜诗中诗语词汇的特质给出解释，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势必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诗歌词汇学。谢先生坦言诗歌词汇本身会产生一种魅力，每个词语的来龙去脉、涵义变化、在不同诗人笔下的使用情况等等，都会引起极大的兴趣。在《杜甫集校注》中，谢先生对杜诗词汇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从造词到诗歌新语，都时有精彩的阐发。《校注》还特别关注杜诗中的唐代俗语入诗现象（清人冯班所谓“杜多直用当时语”）。这类俗语词，历代读者乃至注家往往习焉不察，比如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破”字罕有出注者，唯宋人赵次公认为破卷即是开卷义，可是并无字例佐证。谢先生则通过唐诗、《太平广记》等文献，考订“破”为溢满、超出之义。此类胜义之解，在不经意读到时，往往心生“浮一大白”之快意。
三十年间，谢先生持续关注传世文献和新见材料中与杜诗释证有关的线索。传世文献如《册府元龟》等，旧注诸家很少查检；新见材料中，唐人墓志（如《韦济墓志》）和敦煌遗书（如《历代法宝记》）两宗文献都在《校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果说前述知识储备属于从学术见识内在层面去“聚粮”的话，那么对新资料竭泽而渔式的收集则从外在层面确保学术见识有运用之途，有依托之所。
3、寻找打开窖藏的秘钥
要进行杜诗的校注，“聚粮”的重要一环即是见微发覆的功力，这要求不止通贯文史，且应当对于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都要有所了解。但是，杜甫毕竟不会像李汝珍《镜花缘》那样借文学之杯装博物学之酒，他的专门知识，呈现在诗文中的往往只有片言单字。注释工作需要的正是透过这些关键字词，向上一层，抉发出学术史上的大问题，谢先生曾比喻说：“一旦破译某个关键字词，就如同拿到一把秘钥，可以打开被锁住的一块窖藏。”（《唐诗与唐诗论集•自序》）
世人皆认可杜甫“读书破万卷”的博学，那么他的天文、地理、算学等根柢又如何呢？谢先生通过对《不归》诗“数金怜俊迈”“数金”一词的考释，揭示出了杜甫对数学的重视。在校注《唐兴县客馆记》中秋分大馀、小馀的确切涵义时，谢先生注意到杨伦《杜诗镜诠》的时代仍坦承“未明”，后人例皆避开这一问题不谈，通过基于历法学的演算，《校注》最终证明杜甫依据的是唐开元年间颁行的《大衍历》。由杜甫在施行《至德历》期间仍依前朝《大衍历》推算历时这一特殊角度，也得以进一步窥探其“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内心世界。在校注杜甫为继祖母所作《卢氏墓志》时，谢先生注意到杜甫特意谈及下葬取穴等问题，其中涉及久已失传的唐代葬法，前人多不详其所谓。谢先生参考学界对敦煌文献卜葬书的专门研究，利用墓志中提供的唯一数据“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则壬甲可知矣”，与宋代《地理新书》中所列墓地规格一一比对，证实了杜氏大墓完全依唐代六甲八卦冢葬法，由此再进一步窥探杜甫在继祖母不能与夫合葬的情况下尽力为其美言的良苦用心。
在校注杜诗的过程中，谢先生不单要清理历代聚讼的学术公案，给出自己的看法（如庞公、庞德公之讹），还需要直面前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学术难点，小心求证，审慎立论，从而实质性推进杜诗的研究进展。诗歌或诗人所涉及的历史，不只是大的历史背景和事件，更有数不清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场域，反映在诗文中可能只是只言片语，甚至一个词、一个称谓。不过一旦抉发其覆，就能走入新的学术之境。杜诗中用“杂种”一词指称安史叛军，也曾被学者作为粟特人在唐代被称为“杂种胡”的重要史料。受此论说影响，粟特人在叛乱前后的动向和作用，乃至在唐史中的活跃表现，引发了很多讨论，在当代唐史研究中已蔚为显学。谢先生通过《留花门》诗注以及《“杂种”与“杂种胡人”》一文，仔细辨析了“杂种”一词的涵义及相关史料，认为唐代并无“杂种胡”的固定称谓，安禄山在叛乱中不但没有利用其粟特人身分，而且有意淡化或回避其粟特人出身，这与他在突厥环境中长大不无关系。这一论断的提出，直接动摇了史学界关于安禄山种族及出身研究的基础，有待文史学者的评议与回应。
注杜自宋至今，更仆难数，后出之作，有前人注本可资参鉴，考辩更易精核，去取更易谨严。不过，面对层层积累的前人众说，需要加倍地“殚精神，需岁月，尽汇群籍，以折其衷，说始有当”——这似乎是注杜工作在当下所遇到的“幸福的烦恼”。《校注》中的创获之得，不仅在于对诗史诸问题的匡谬正误，还体现在以博物学的视域对杜诗中的隐含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探求，上举诸例，可窥一斑。
打开窖藏的秘钥的取得，亦有赖于系统治学方法的推进。通观《校注》全书，谢先生一以贯之的注释方法即是经学研究所谓的“本证法”，以杜诗证杜诗，以杜甫同时代的唐诗证杜诗。复次，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元白诗、钱柳因缘诗时多次揭橥“古典今典”合一之方法论；谢先生在注白诗、杜诗时又从另一向度强调辨析初典（义近“古典”）与近典的关系，认为注诗不但应注古典（原始出处）以及本事（今典），亦应当留意其时代毗邻的近典（前贤时彦），从而将释证古典、近典、今典同时纳入关照之范围。《校注》一书对杜甫所用近典的释证是很独到的，这一层面的考察也勾勒出了杜甫知识结构所涵纳的前代史事以及六朝作家。关于《校注》治学方法的总结，可参考该书《前言》的相关陈述。
4、结语：文学是满怀真诚的
谢思炜先生曾说，文学从来都是亲近正义、表扬高尚而且满怀真诚的。杜甫的真诚，有时见于“一卧沧江惊岁晚”的孤冷，有时见于“众雏烂漫睡”的温情，有时则见于“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椎心之痛。杜甫是初盛唐一百馀年的文化和文学成就哺育出的诗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实践中体会到了儒家所要求的伦理自觉、人性关怀的意义，诚如宋人所谓“真得孟子所存”。杜诗对社会理想的表达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昭示了唐代社会道德意识的复苏，儒学精义的复苏。因此，走近杜甫，学识愿力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的是对秉持古儒精神的士人有思想和人格上的共鸣，萃取少陵诗文中普世的思想价值。
《易经》有相应之说，禅宗有啐啄之论，杜诗真诚的境界，天然地要求校注者以真诚的态度处之。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其谨严与敬重，读者初读之下自有体会，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校注》全部凭谢先生一人的功力完成，即便是像查找资料、借阅文献这样的事务，也亲力亲为，从来没有命学生晚辈代劳。徐希平教授认为，谢思炜先生独力完成《杜甫集校注》，其著书方式延续了自宋代赵次公、蔡梦弼以迄清代仇兆鳌、杨伦等“以一己之力注释研究杜集的传统，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徐希平《<杜甫集校注>简评》）古人所谓望月仰屋，对砚沉吟，其中甘苦，非笔者所能体会其万一。《杜甫集校注》于2012年完成并交稿，又经过数年的等待，终得付梓。当收到本书的封面题签时，谢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此书可待成追忆，可奈双鬓已苍然。”一位学者对杜诗的全部真诚，尽在此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