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加了微信,聊了很长时间各自的生活,约好什么时候再见一面,可我常年漂泊,根本定不下具体的时间。那一刻我蓦地发现,我们竟然都到了那个笑骂「那是你们心里黄」的美术老师的年纪。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成为了那样的老司机。
在最后的童年消散以前
邹思聪
1
我仍然记得童年结束那天的一些事情,讲完这个故事你们一定知道我为何记得。
6月1号那天,足球场一定是正在改造,从泥土地改造成塑胶操场,否则我们不会在羽毛球场踢那一场球。老陆是那天我的队友之一。
很长久时间里,他都是我最羡慕的朋友,不经意之间奥数满分,拉小提琴,弹钢琴,熟悉五线谱,英语已经学到了《新概念3》,上课特别不认真,经常顶撞老师,还是年级前几名。那天我有一个很巧妙的头球,他大呼厉害得很。
那天在场的其他人我再也看不清了。我努力端详此刻在脑中定格的画面,就是怎么也看不清其他面孔了。
我丝毫不具备“学者症候群”特征,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富内斯一样,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崇拜的虚构人物。但我仍确切知道那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它们变成了一个环形废墟,怎么走也走不出去。
踢那场球之前,我们刚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儿童节歌唱比赛。我们班唱的是罗大佑的《童年》。除了这首歌外,我还记得6班唱的是《一千零一个愿望》,“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这首歌真好听,其他班唱的歌为啥就那么难听呢。那个领唱真漂亮,我们班的艺术生怎么就不是她呢。
为了赢得奖项,我们班排练了许久,所以我仍熟知《童年》的歌词。一开始,我就不太喜欢前面那段“等待游戏的童年”,而偏爱“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了那把宝剑”……
我还不知道福利社是台湾的特殊讲法,以为那是远远高于学校小卖部的存在。不然我们学校的小卖部,怎么没有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啊。
排练时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唱那句“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包括老陆老聂在内,我们几个人总是不怀好意地喊,“对呀,怎么还没经过我的床前呢?”然后把“Chuang”唱得特别响亮,继而大笑,前面的女生就露出鄙夷而复杂的笑容。
歌唱比赛结束,又踢完那场球,我是和雨文一起回的家,那居然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回家。在路上我给她唱了两首歌,没有不怀好意,只是我当时最喜欢的。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两首歌。一首《回到过去》,一首《简单爱》。
回家见到我妈妈,她在厨房做菜。我说,今天过儿童节,所以学校歌唱比赛结束后就没课了,下午我踢球踢得不错。爸妈从不会因为我踢球好而开心,他们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所以我跟她聊了几句不可能被记住的话,就回到房间。须臾间,一愣,我的天,我13岁,这是最后一个儿童节,以后就没了,永远不会再有资格过这个节日了。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忧郁,体会到永远地失去是什么意思。
长大后,我讨厌一切在6月1日扭捏作态过这天节日的成年人,因为他们侮辱了我那天的深深沮丧,仿佛我并非真的失去一去不返的事物。
2
过最后一个儿童节之前,我已知道喜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前一年,我从县里去重庆那个传说中的中学念书。在那个班上的前三天,我喜欢上一个女生,就是雨然。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扎马尾辫,小脸蛋,我确定她是班上最美的女孩。十来年后,时间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那时候她已在法国念JD了。从小到大,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考试成绩好的女生,真是荒谬极了。我从来只喜欢像雨然那样的姑娘。
最开始我住校。整个中学阶段我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住校的那短暂半年,后来就是噩梦般的五年半陪读期。
宿舍八个人,晚上我们的固定话题是聊班上哪个女生最美——重庆话是“乖”——我会极力推举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姑娘。好几年后读左拉,另外那个的身份因此有了确切的专有名词,应该叫做“陪衬人”。
她有一天发烧,脸红红的,很难过地趴在课桌上,头深深埋进蜷缩起的手臂里。我给她买了一瓶橙味的美连达汽水。旁边的老聂说,你要是喝一口再给她,你们就算间接接吻了。老聂不怀好意地笑,我没那样做,而是走过去,稍稍扶起她,摸了她的额头。烫烫的,我应该也一样。
我故意把手停得很久,知道这对缓解她的难受毫无帮助,只是想触摸她久一些时间。她没有生气,后来我那样对她,她也没有生过气。
3
12岁时我还没决定要当一个作家。所以每天晚自习,我都在教室里画画,如同我从两三岁时开始做的事情一样。美术老师在守晚自习时,发现我埋头作画,他拿起那个笔记本,端详一阵,说你画得真不错,加入学校美术社吧。
我欣喜如狂,晚上回宿舍,给那时还没来陪读的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她和我爸一起严厉批评了我,警告说一定不能加入美术社。类似的事情在以后还会发生很多次,小到能不能带溜冰鞋去市里,大到能不能念中文系,一切都在提醒我,不再是12岁以前的日子了。
美术老师脸有些婴儿肥,身材却不胖,喜欢穿大红大绿的polo衫,年纪和我现在差不多,开一辆很酷的越野车出入学校。我们那个经常喜欢秀英文口语的年轻历史老师,就特别喜欢他。
我感念这位美术老师,因为在我们13岁时,他在美术课堂上放映了《可可西里》。那部电影让我直到现在,仍会原谅陆导这些年拍过的东西。有时他不想上课,就给我们放映最新贺岁电影《天下无贼》。正好那天教室里的投影仪出了点问题,射出来的不是彩色,而是昏黄的光线。傅彪和刘若英正亲热接吻,刘若英的胸部若隐若现。我们觉得观影效果很差,便大声喊道,“赵老师,好黄啊!”
美术老师不易察觉地嘴角上扬,又正襟危坐怒道,“那是因为你们心里黄!”
“赵老师,我们是说屏幕很黄啊”,我们大声说,然后窃笑。他一阵尴尬,不知如何圆回来,随即转过头去,假装没这事儿。
尽管13岁的人只是初开懵懂,26岁的他,才是天天在学校开车、吸引文艺教师的艺术家;但美术老师说得没错,我们心里确实很黄,因为关于异性的身体,我们早在宿舍里已经研究过许久了。
4
住校头半年,对面寝室的老聂跑过来神秘兮兮说,小聂在楼道公用厕所蹲坑时,捡到几页漫画,如获至宝,目前正在床上细细品味,看得面红耳赤。我不屑一顾,企图去借来欣赏时,他们说已扔掉了,我因此只好继续不屑一顾。
过了几天,他俩不知在哪儿,竟按图索骥买到了那套漫画。我才知道,那套漫画叫《二人世界》。许多年后,我的大学室友也在看这部漫画,名字叫《夫妻成长日记》,最新出了电影版。他略显羞涩地告诉我,这其实是日本的一套性行为普及教科书式的漫画,陪伴了日本一代新婚年轻夫妻的成长。
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不是这样。老聂神秘兮兮拿给我一册漫画,我故作镇定,拿出来翻看,几秒钟后,他摸了摸我的下面,说,硬了吧!
真是废话,此前我只看过布尔玛和静香的裸体,以及电视里天天播放的丰胸广告,哪里见过这么好看的事物。
《龙珠》里,克林为了帮助雅木茶打败隐身人,拉下布尔玛的内衣,露出其浑圆胸部,龟仙人立刻鼻血长流,“吱”的射中了隐形人,雅木茶才终于看清了敌人在哪里。我在看到《二人世界》那部漫画时,才知道其实男方并不会流鼻血,而只是会硬和其他而已。
然而我们不知道,悲剧发生在童年结束前。
5
那时我已不再住校。妈妈在学校旁边交了两千块钱做定金,以2000多元一平米的价格按揭了一套小房子,从此开始了残酷管制、积极封锁、对我和她同样辛苦艰难、矛盾重重的陪读生涯。
但也因此,最初我幸运逃过一劫。
集体宿舍的学生没有隐私可言,如大多数中国孩子都没有隐私可言一样,老师会和父母说同样的话,“在父母(学校)面前,孩子(住校生)谈什么隐私?”
每隔一段时间老师会来到宿舍,按学校要求查房,搜查寝室内是否有不利于学习的事物。小聂疏忽大意,离开寝室前没藏好,在枕头底下,被英语女老师翻出来了。
英语女老师美若繁星,身材极好,是包括老陆在内的许多小男孩最初的性幻想对象。我不是,我最初的幻想对象是雨然。但英语女老师本身却是非常传统的人,于是怒不可遏。据说她反映给年级主任的话是,这个寝室的男生,竟然如此龌龊下流,一定要严厉处置。
那个寝室处于童年最后阶段的男孩儿,于是无一幸免。
这个国度有扩大化打击的传统,自然也波及到我之前住的对面寝室——所有人都要请家长,接受学校处分。住校生的父母大部分不在主城区,而在各个区县,他们已付出巨大努力,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孩子没有权利让他们在任何意义上失望。“请家长”这三个字,对孩子来说,不啻为死神到来。
更何况,性在当事的一切人之间,都是如此巨大沉重的禁忌。审判者与被审判者都不直言其事,而一直用“下流龌龊”、“健康成长”一类的修辞术,含糊其辞地做出判决。我身在其外,庆幸、唏嘘、后怕、同情,那些我曾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满脸写着绝望。
老聂和小聂两兄弟倒是纨绔子弟惯了,他们破罐破摔,父母忙着投标工程,盖新楼盘,也不关心他们会不会变坏,因此很快没事儿了,但却苦极了“好孩子”。一个晚自习上,外表老实巴交、但也看了《二人世界》的阿宏,趔趄着走到讲台上的年轻班主任那儿,嗫嚅着说,“王老师,能不能……请了家长……来,不要说……这件事。”
阿宏跟我交流业务时,非常认真地说他喜欢漫画里的女生,不喜欢真人。我幼稚地赞赏了他幼稚的审美,两人相谈甚欢。此刻他的脸又红又白,忽明忽暗,我感到一阵巨大寒凉,心想,“幸好,我没在那个寝室住着了”。
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晕倒在讲台上。
6
我从来没亲口对雨然说过我喜欢她,但全班同学都知道。
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她,那自然是我刻意营造、自作聪明的结果。这种幼稚的方式,成年人肯定不屑一顾。但那时我觉得自己聪明极了。
计算机课上,我一边玩着电脑,一边把计算机课本翻开,露出用行书写着她名字的扉页,刻意掉下来,被老聂这样的大嘴巴捡到,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句,“你还不承认你喜欢她”。有时候她在我身旁,看到后只是抿嘴笑,一声不吭。我会暗自疑惑,她是否被我的一手好字吸引住了,却从来不敢问一声。
后来我们都成了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一起帮语文老师收发作业,领读早读课文,配合默契——其实并非真的默契,我时常不靠谱,她帮我完成了一切。
不再住校的下学期,第一天她就问我,“咦,你们家在哪儿呢?”我回答后,她没说话。过了两天她说,“我家也搬到那个小区啦。”
第一次一起回家时,进入我家所在小区,走进一栋楼,我按下18楼,她犹豫几秒钟,按下了23楼。我惊讶地说,想不到我们不仅住一个小区,还住一栋楼啊?她笑笑说,对呀,没想到。
我只是开心,没多想。从此以后,我们放学总是一起回家,持续数月。每天从学校前门出来,走出沙坪坝南街,走入三峡广场,这一路我们聊许多现在已经无法记起的话题,但有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喜欢给她唱周杰伦和聊韩寒,吹嘘自己最近读的古龙,不知道她听得有多烦。肩并肩走,我刻意在宽敞的街道上营造出摩肩接踵的感觉。然后每天,我按18楼电梯,她按23楼电梯,说了再见,然后各自回家。
我只问过她一次,为什么从来早上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她没回答,又是抿嘴一笑。
7
故事的另一面是,一开始那种幼稚的表达喜欢的方式,很快有了副作用。
我和她的事情很正常地传入了语文老师耳中。老师在同学中有个把眼线,在中国孩子里,实在是太正常了。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候启蒙导师的女儿,跟我爸妈因此很熟,妈妈一直认她做表姐。语文老师从来威严凛凛,庄重自持,长久以来,即便是老陆老聂这样的人,看到她都不敢再调皮捣蛋。
“最近一直在听同学说,你和雨然在谈恋爱。聪聪啊,还是学业为重,爸爸妈妈是送你来读书的。”
我突然感到愧疚,感觉喜欢她就对不起所有人,只能红着脸说,“肖老师,那是同学们乱讲的,我和她没什么的。”
语文老师欣慰地微笑,“我相信你,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
不久后,我爸就专程数百公里赶过来。我早已知道家里的大人不会为小孩儿遵守诺言,只是没想到一直敬重的语文老师也这样。后来发现更多的真相后,我倾向于对一切大人保持沉默。
那个晚上,我们三人坐在小区喷水池旁边的桌椅上,旁边的喷水池哗啦啦啦。妈妈沉默不言,爸爸尴尬而严厉地询问批评,从我身上肩负的学业重任,到父母承担的压力艰辛,最后终于说到了早恋和性教育这件事上。真想让他们直奔主题啊,在他们那里,这件事情似乎比我告诉他们我喜欢一个人,还要难以启齿。
“我没有早恋,你说这些做什么”,我气鼓鼓地说。
“我不是说你有早恋,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爸一脸释然,又刻意补充了一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你早恋了”。
很快我不再是语文课代表,雨然的搭档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儿,这倒是为她减轻了不少压力。
我们仍是一起放学,因为毕竟住在一个小区,但一路上,我不再刻意制造摩肩接踵的效果,对她唱的歌少了,我们俩也越来越沉默。只是仍然每天,我按下18楼的电梯,她按下23楼。
最后的儿童节那天,踢了场好球,我特别开心,回家路上又对她唱起了《回到过去》和《简单爱》。那两首歌是我刚刚在初一新课堂上遇见她后,回到宿舍老聂在步步高复读机里放给我听的。
我偏爱那句“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和“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尽管我根本没有过去和故事。我也喜欢“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因为似乎此生,只有外婆喜欢我的一切,也无条件喜欢我喜欢的人,对我没有任何要求。
而和她告别、各回各家后,我真的第一次感到童年彻底离开的沮丧。我感到压抑难耐,于是立刻起身离开书房,去阳台上透一透气。就是在那一刻,我从阳台上高高地看到雨然了。
她背着浅色书包,马尾辫,玫红色T恤,深蓝色紧身牛仔裤,小船鞋,瘦长的身形越走越远,往小区的另一个大门走去。
一瞬间,我终于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巧合地住在了一栋楼里,难怪她会犹豫自己家住在哪一层,难怪我们从来没有在早上上学的时候相遇过……
原来这几个月以来,她每天都在送我回家。
8
我竟然没有丝毫感动,而是觉得异常沉重,对这一切厌恶极了。
我厌恶语文老师,厌恶爸妈,厌恶自己,也厌恶她对我这么好。第二天是6月2号,我非常混蛋地对她说,你骗了我,我们根本不住在一栋楼里,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一起回家了吧。
她竟然没有说什么,没有骂我,只是我们不再无话不谈了。只是在初二之后,我给了她一篇我要代表学校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作文《拒绝成长》,她家有打印机,希望她帮我打印出来,但她没再把原稿还给我。
那是我们正式成为少年人的第一天,我一定是从那一天起,突然变得气质阴郁,不再开心的。
以后几年,我开始逐渐和一切对我有好感的女生交恶,因为女生太容易对我有好感,而我又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我爸妈朋友的女儿,我同样如此,像是报复爸妈,也报复自己一样,有两三年,我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厌女症患者。
这导致在初中最后一年,班上的女生联合起来,誓言要狠狠地孤立我,只有雨然完全没和那帮女人打过交道。连阿宏和老陆,在那时都感到诧异,因为就连他们,我都在课堂上和他们打过架,“初一的时候你那么开朗,不是这样孤僻怪异的人啊。”
……
18岁时,我们去了不同的大学。寒假有一次,我们一同去看望初中班主任。我带病活着,却不再是那个极端的“厌女症患者”。那时候我瘦,留长头发,雨然看着我,说,“你的样子越来越像韩寒了。”我那时早已脱离了迷恋韩寒和周杰伦的年纪,却突然在须臾间,想到我们一起回家的整整一学期,以及童年的最后一天。我当时真想问她,为什么那时候送我送了那么久,后来我那样对她,却没有怪过我。
再后来的人生,她去了巴黎,我去了香港,她终于回了重庆,我又来了北京。有一天我们加了微信,她说,这几年一直听别的人讲起我的事情。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各自的生活,约好什么时候再见一面,可我常年漂泊,根本定不下一个具体的时间。那一刻我蓦地发现,我们竟然都到了那个笑骂“那是你们心里黄”的美术老师的年纪。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成为了那样的老司机。
我也突然想起来,最后的那个儿童节,我的沮丧失落,如此的真实,准确得要命。在最后的童年消散以前,那天自带BGM,是由《童年》《一千零一个愿望》《回到过去》和《简单爱》组成的一天。从此它们所唱的内容,竟奇迹般地一一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