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先生在其《松石苍鹰图》中曾题：“写鹰松石。当写脑中所理想者，抛去实际愈远而所要者亦愈近也。” 话虽不多却道出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
艺术家要师法自然，顺应自然，但并不是对自然表面仅作简单的模拟或翻制，而是要选择自然间最适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即李苦禅所谓“当写脑中所理想者”，以使其艺术成为人类最高理想、最高精神的自然体现。
艺术是需要借景抒情、状物言志的，但其所借之景、所状之物。均是对自然精神、生命节奏的深入领悟；其所创造的生机活泼的景与物的意象画面，均是艺术家理想情感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说，没有情感的融织，心灵的映射、理想的育化，是无所谓美的；艺术不是自然的仿造，而是主观精神、理想情感的净化与深化。
八大山人的鱼鸟、郑板桥的兰竹、吴昌硕的梅菊、齐白石的虾蟹，以至李苦禅的雄鹰，无不如此。李苦禅对鹰造像曾作过十分精到的论述：“在大写意的传统造型观念中，从不追求极目所知的表象，亦不妄生非目所知的‘抽象’，乃只要求‘以意为之’的意象……余常书‘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何异人中龙’：我等画者实乃自家画的‘上帝——有权创造我自家的万物；意之所向，画之所存。余画雄鹰，乃胸中众鹰之‘合象’——庄生之大鹏是也。”(李苦禅《写鹰随感录》)李苦禅既不止于“极目所知的表象”，亦不陷入“非目所知的‘抽象’”，而是以心体物只求“‘以意为之’的意象”；画思驰骋，我造万物，“意之所向，画之所存也”。李苦禅意之所向非一般实际之鹰。乃“脑中所理想者”，“庄生之大鹏是也”以此成画，艺术家的笔下有我有鹰，又非我非鹰，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物我两化、心与天契之境。这即是李苦禅所希冀并为之奋苦终生的理想境界。
“所理想者”，“抛去实际愈远，而所要者亦愈近也。”“抛去实际”，非是脱离实际，不要生活，恰恰相反，李苦样十分重视对客观世界的深入体悟和细微观察。在我随他学画的日子里，先生曾反复叮嘱：“要多写生，多积累。写生时一定要抓住客观物象的生长规律和结构特征，切不可放过每一个细微变化。这是艺术创作的起步，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步。”
他在给我的一段题句中也曾写道：“学画规律：一写生(速写在内)，二临摹(典则性的)，三创作。”显然，先生的“抛去实际”说绝不是要人于实际之外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而是要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拘泥于实际的一事一物，不为其繁缛之表象所迷惑，应由表及里直接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然后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绪、感觉意志，贯注到物质里面制作万形，使物质而精神化。”(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所抛去者乃实际表象之繁枝缛节——与物之精粹结构无关的部分。
这样艺术家就能在创作实践中，“洗尽尘滓，独留孤迥”，深入自然人生之核心，“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其作品就脱离了自然主义的表面摹写，再现了一个内在自足、意义丰满、情景交融、心物两契的境界。其抛去实际之表象愈远，步入宇宙之核心就愈深；其与天地精神往来愈密，就愈能深谙绘物之大法，味象悟道，体道而行，于是“所理想者”，“所要者亦愈近也。”
李方膺有咏梅诗云：“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抛去触目所见的“千万朵”之繁，唯留赏心悦目的“两三枝”之简。这“两三枝”不是自然世界“千万朵”的随意剪取，而是主观精神对其取舍概括的精心创构。其所简者，简于象非简于意，简于形非简于理，简于有非简于无，此时这“两三枝”在画家的眼中已非一般物象，而是“道”的替身，“道”的映现。它以有限之花枝，表示无限之春色、无限之生命，遂使画面上的景观物象以少胜多，以小见大，以简寓繁，以有限寓无限，达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最高境界。李苦禅为求此境，其于鹰的笔墨造型上匠心独运，“将鹫、雕、鹰、隼之属合为一体，显其神魄处着意夸张之，无益处毅然舍弃之。”(《写鹰随感录》)
先生认为“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画家构思既成，于淋漓落墨之际，皆需笔笔“写出”，而非“画出”。唯有“写出”，方能以书法之笔趣自由地抒情畅神，写意生境，方能使运笔的轻重起伏体合画家的心灵节奏，方能使画面的整体气韵既肆于其外又闳于其中。画面上的形象价值在于它能以一寓万，发人联想，它能将欣赏者的心灵引向一个无比深邃、无比宏阔的境界。苦禅先生笔下的松鹰虚实相生，有无相成，其所展示的非止于“形踞一隅而神往河汉，敛翼一时而搏击万里”的形象美，且令观者获得心胸畅达、神游无极、意欲凌风、若登千仞的感受。大鹏与道体在画家的主观意念与艺术创作中达成了同构，遂使其成为人们味象悟道、亲合自然、探求生命本源的中间媒介，使其艺境之美超越有限，昭示无限，步入“惟恍惟惚”的“大美”境界。
由于画者品格、修养、功力的差异，其对艺术的理想追求亦有着高低远近之分。品格高尚、修养深闳，功力雄厚者，其所塑造的理想形象常闪烁着“无限之美”——“大美”之光辉。“大美”譬如“蹈道”，在于道的自然无为，在于启示着道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故体“道”之“艺”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能“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能于有限尺幅展现无限之美的真境。
在心灵与道体的亲合、人与自然的同化过程中，创作主体获得了不为一切事物所束缚的最大自由，将个体人格之美与宇宙自然之美紧密地融为一体。这样，美的内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的，永恒的，故被称为无限之美、大美。李苦禅的“抛去实际”即是要刊落一切表皮，让艺术心灵超越“实际”的局囿，纵身大化去探寻并把握这大美的理想境界。
在谈到塑造大鹏形象为其“所理想者”时，先生曾对我说：“若仅以客观有限事物、具体鹰形为对象进行描绘，美就受到了局限。唯有庄生笔下的大鹏英视瞵瞵，振羽熠熠，背负青天，扶摇万里，才足以表现大美的境界。”
李苦禅不愿把美局限在个别事物狭窄的范围之内，而要总揽大千于胸中，舒卷风云于笔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将其扩大到整个宇宙，以至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诚然，个别事物亦有其美之所在，但“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庄子·天道》)，此乃有限之美。一切有作为的艺术家都希望着超越有限，飞向无限，从而使其艺术造境得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李苦禅在《面壁图》中曾题：“于大鸿濛宇宙中著思下笔，当局作者亦寓在画之著想中。”其著思于“大”，下笔于“大”，不为小物、小法所囿，故能造美于“大”，大道圆通；而我寓“事”中，我与“物”合，则至“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钱钟书《谈艺录》)。
李苦禅对这种专注一趣的创作心态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笔飞墨舞之时安知鹰为我耶？我为鹰耶？”“我”的生命和“鹰”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中“我”的性格灌输到“鹰”，同时又把“鹰”的姿态吸收于“我”，这正是庄子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忘我之境。当此之时，心忘其手，手忘其笔，元元妙妙，纯是化机，画家的艺术心灵与宇宙意识互摄互映，互渗互化，完全达到了主客合一，与天同契的高度。
他在其《雄鸡图》中曾题：“与天同契”，即人与天地自然的谐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这是李苦禅终生美学追求的最高愿望，最高理想。他认为“与天同契”即臻“返朴归真之境”、“天籁自鸣之境”、“以天复天的大美之境”。至此我们不难领会先生“抛去实际”的深义：他要沉冥造化，与天同契；要艺道体会，雕琢复朴；最后达到“所理想者”——艺术的大美境界。从师法自然(重写生)，到超越自然(远实际)，再到复归自然(与天契)，即是李苦禅追求艺术美的足迹。
李苦禅对大鹏形象的创构充分体现了他的磊落胸怀与浩然之气，他的心灵世界与庄子“大美”的美学理想是息息相通的。他在《写鹰随感录》的末尾写道：“余一生坎壈，饱历沧桑风云，至老才得欣逢盛时……胸中所快，唯期祖国励精图治，奋发振兴!是以笔下雄鹰乃日趋渐多，或展于公共场所，或刊于书报，或赠于朋友……时人谓余画鹰尚有‘时代气息’，余不自知，唯愿于‘鹰’之上，多题‘远瞻山河壮’之句，‘鹰’当会我意也。”先生以艺术现其精神，展其理想，状其襟怀，于此可见一斑。（文／徐志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