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棘
这三个小说都是我2014年写下的。《明天以后》和《火光冲天》写于上半年，而《金蝉脱壳》则是下半年写的。上半年我还在学校成天悠哉游哉无聊度日，下半年的我却忽然像是被流放般（当然事实上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没有人逼我），去到了山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市的一个小镇实习，就是《金蝉脱壳》里郭峰他们要逃离的那个地方；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叫孙吉。坦白说吧，郭峰的原型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是和我一起实习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
关于这三个小说本身我没什么可谈的，它们都是我一年多前写下的东西，当初的心境现在也不可能再复现。我不想再做过多的阐释，我想，一篇小说完成了也就不再属于作者一个人；每一个读它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新的意义。所以，相较于写些类似“阅读指南”样的文字，我倒更愿意写一写我在当时的生活与心境。
现实生活中，除了两三个最好的朋友外，没有人知道我还写小说。我一直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写作，因为我知道他们大多是些就连你看一本纸质书都会说你装逼的人。我的小说都是在手机里的便签上完成的，我一般九点半以后开始写，在床上（我们都是上铺）倚着被子，有时戴耳机，有时不戴，这样别人就认为我是在玩手机了。我们宿舍那时候住五个人（另一张床一直没人），其中只有一个玩网络游戏的，故而晚上常常就数我俩睡得最晚，有时他见我还没睡，问我在干啥，我就说在读网络小说。
在学校时，我习惯下午去操场跑步，跑步过程中经常会冒出一些灵感，有几个被我写了下来，大多数没有。每周五晚上我都要和一个朋友去学校后门的小吃街吃大盘鸡，我那个朋友还喜欢吃烤面筋烤火腿之类的东西，常常一买一大把。周六周日一般都窝在宿舍，睡觉，上网，看小说。有时会有高中时的朋友过来，或是我去他们学校——就为喝一顿酒。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和一个认识了八九年的朋友一起，在他们宿舍；他们宿舍的人都回家了，我俩就着一袋金针菇喝装在矿泉水瓶里面的白酒，说一些关于回忆、生活、梦想、将来的下酒话。我记得那天他还在地上劈叉来着。之所以印象深刻，还因为那天晚上我竟然吐了，吐在了他们楼道里。
六月底我们开始实习。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群人从太原坐了六个多小时火车到达运城，刚一下车就被闷热的空气裹住了，感觉像是进了蒸房一般。出了车站没十分钟，天上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地面上瞬间就起了一股股的水流，我们只好挽起裤子在雨中疾走，去找公司接我们的车（我们实习的地方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镇上）。一个在前面走着的同学拍了一张我们在雨中的照片，照片中的我们竟不显得多么狼狈。
实习的内容枯燥，无聊，劳累，付出与回报（主要指金钱方面）严重不成正比，项目负责人一直在给我们画饼，一直到冬天，我和爱吃烤串的朋友才下定决心不干。我们是过完元旦走的，我们来时镇上的苹果树才刚结上青果，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一片片苹果树皆已落叶，冬小麦则刚刚冒出头。
十二月份我回过一次太原。我是回去找工作的，跑了几个地方去问去面试，往往不是给的工资太低，就是人家嫌我还是实习生；找了两天还没找到，我便放弃了，心想大不了去工厂（后来我真的去了）。那几天我寄宿在一个朋友的宿舍里，他们宿舍就剩他一个人，其他人都去实习了，他因为要专升本所以没去。晚上我们从外面买一些吃的东西带回来，在宿舍里用学校食堂的橙色塑料碗喝酒，聊天话题往往转换得很快，可也无外乎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论理想与生活……
元旦以后我就回家了。在家里没待了几天，便又和爱吃烤串的朋友去了重庆。在重庆我们进了工厂，每天做着重复单一的工作，生活似乎就只剩上班和下班这两件重要的事了。那段日子，能带给我快乐的，也就是每天下了班和朋友聊聊天了。在车间里工作的时间，因为是外地人的关系，我与其他人的交流也不是很多，他们都说重庆话或是四川话，我听不大懂。我记得有一位大叔，四十多岁的样子，他也不爱说话，其他年轻人都爱拿他打趣。年轻人问他怎么也来这里上班，他总说，“要养家噻，孩子还要上学……”还有一个话痨大姐，她说话声音尖细，最爱自夸，一天到晚地说自己年轻时也是厂里的“一枝花”……
我在重庆只待了一个月，就回家过年了。遗憾的是，没有吃重庆火锅。
这些都是2014年的事了，如今已经是2016年，那些过去的都已成为记忆，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树的年轮一般，每一段记忆，都会在身体里留下烙印。
最后我还是要说明一下，《明天以后》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还有就是，这三个写于2014年的小说能被发出来，印成铅字，作为它们的创造者，我是非常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