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1910-1985）先生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对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作过精湛而深入的具体探讨，取得享誉中外的杰出成就。
夏鼐先生去世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整理他的论著资料。2000年夏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三册本《夏鼐文集》。随后在2010、2011年，出版了《夏鼐先生纪念文集》和《夏鼐日记》。最近几年，又增订重编了《夏鼐文集》。经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这部重编的五册本《夏鼐文集》，现在终于可以出版了。
五册本《夏鼐文集》，与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相比，收录的论著文字从141篇150万字，增加到213篇200万字，篇数增加50%，字数增加将近40%。新增的内容包括：原先未收入的记录稿；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夏先生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现在，夏鼐先生遗存下来的中文论著，业已基本收录齐全，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研讨夏先生丰富的学术遗产，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新版《夏鼐文集》的分编，与旧版基本一致。原第一编“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因新增内容较多，进一步区分为“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漫记与述评、短论等”，前者仍为第一编，后者则为第六编。原第二、三、四、五编基本上保持原状，包括中国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和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和外国考古研究，大体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原第六编 “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方面文章”现为第七编，增加不少新的内容。
2000年版《夏鼐文集》原收有《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新版第六编在该文之后附载了裴文中先生的答辩和夏先生对答辩的一些批注。图为夏先生对裴先生答辩文所作的批注（部分）
第一编“考古学通论”中的第一篇文章，夏鼐先生留学回国之初的讲演稿《考古学方法论》，是过去因我们疏忽而失收的重要文章。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位在读博士生根据《夏鼐日记》透露的线索找到这篇文章，使我们得以在新版《夏鼐文集》出版前的最后阶段将其追补进来。夏鼐先生留学回国时，于1941年2月3—27日途经昆明停留，21日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其间因遭遇日机侵扰的空袭警报，曾在防空壕里写稿，事后在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上发表。夏先生这篇6000字的讲演稿，虽然写成于仓促之间，没有翻阅参考书，但讲述的都是烂熟于心的考古学理念，因而弥足珍贵。他讲到考古学方法：第一步为调查，第二步为发掘，第三步为整理研究——即审定时代及文化关系（包括文字记载的证据及层位学、标型学和分布图方面的考查），关于最后一步的综合工作，夏先生着重论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认为：“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又说：“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新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也。”
这篇我们前所不知的讲演稿，以及新收的1950年代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两次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1962年在西安讲演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是学习与研讨夏鼐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新资料。在夏鼐先生毕生的一系列论著，包括1978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上关于“坚持客观真理”的难能可贵的发言中（时间比社会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三个月），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第一，贯穿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基本原则。他在1941年演讲的最后说：“此项综合工作，虽极有兴趣，最易引人。但材料若不充足，稍一不慎，即易成为荒谬之谈。今日吾国考古学之材料仍极贫乏，作此项综合工作者，更须谨慎。将来材料累积至相当程度以后，则此项工作，亦不可少。”即仍须谨慎对待。夏鼐先生的一系列论述，无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夏鼐先生（1910—1985）留影
《夏鼐文集》其他各编原有的那些名篇，脍炙人口，早有定评。
新增的论著，则进一步展现夏鼐先生博学与严谨的治学特点。2000年版原收有《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本版第六编在该文之后附载了裴文中先生的答辩和夏鼐对答辩的一些批注，以及夏先生对裴先生随后出版的关于世界各地人类化石新发现和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工作新方法的两本小册子所作批注。夏先生对国际上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进展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之后夏先生的跋语中，除对金属带饰的成分为铝存有疑问外，又指出：青瓷的釉色呈青绿色，并不是因为含氧化矽和氧化铝；墓内过道出土的暗红色釉小陶壶，形制与洛阳西晋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应非后世盗墓者的遗留；墓砖文字中的“议曹”官名为晋袭汉制，严耕望发表的文章中已有考证，等等。《对宿白同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一点商榷》，是根据夏先生自存手稿编入的，对于后学颇有启迪。宿白先生在《考古》1978年第6期发表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后第43号长注根据《新唐书·西域传》推断，中亚有被突厥掳掠的中原人民集居的“小城三百”。夏先生指出，《旧唐书》并没有这方面内容，应是欧阳修根据唐人著作在《新唐书》中增加的，经查宋人常引用的唐人关于中亚史地之书《大唐西域记》，载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皆为突厥所掠……”等语。夏先生推测，《新唐书·西域传》可能原作“[南]有小城，三百[余户]，本华人为突厥所掠，……”这就是说，中亚并没有三百座集居中原人的小城，而是有一座小城集居三百户中原人。查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所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业已将文末注43中“小城三百”这段话删去。这应是宿白接受夏先生意见后所作修正。
第六编中新收入的文章有：《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稿）》，前辈学者马衡、杨树达、王献唐和英国考古学家叶慈、柴尔德、吴理的传略，以及夏鼐本人为陈请延长留学年限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长信、1984年在考古发掘汇报会议上题为《文物和考古》的报告等，均具有学术史上的价值，自不待言。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的功夫。《夏鼐文集》原收有夏先生就读清华大学阶段的论著：上古时期对于钱穆师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中古时期根据《史记》有关记载梳理秦代的官制，进行宋代思想家二程和叶适思想的研讨，以及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经济史的一些论文和书评，每篇都具有资料翔实、分析缜密的特点（2000年版属第六编，现属第七编）。
第七编新收入的论文《读史札记》，论述“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此文尽管对陈寅恪师课程中的论点提出异议，却得到称赞，陈先生批语称：“所论甚是，足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 夏先生不仅在历史学上具有坚实的根底，而且对逻辑学下过功夫，《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是这方面的一篇笔记。所以他论证问题总是十分严密，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也往往注重是否合乎逻辑。
陈寅恪先生写有批语的文稿（局部）
夏鼐先生在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和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文集新收入他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学习心得《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奥本海默是德国社会学家，属于强制论一派，主张国家起源于暴力的征服与平定。夏先生的文章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进行了批评，指出国家的起源“并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认为“奥氏概归之于[暴力]一元，似属未妥”。针对奥本海默主张国家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手段逐渐发达，政治手段逐渐萎衰，以致于最终达到仅有经济手段而无政治手段”的渐变，即由阶级国家突变为无阶级的自由市民团体，夏先生断然指出这“也许在梦想中，永远不能实现”，强调“革命仍是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
夏先生刚到伦敦时，在不列颠博物馆找到太平天国文献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旧遗诏圣书》，他不厌其烦地对早晚不同年代的两个版本进行仔细校勘，发现早期版本尚存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如有亲人死亡“惨哭哀涕”“守丧”“守孝”等记载，后来的版本则将这类文字全删，凡“死”“崩”“卒”等字一律改为“升”，表明包含儒家思想的是初刻本，不包含儒家思想的是重刻本，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经籍版本的争论。罗尔纲先生对夏先生的校勘记相当重视，认为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值得珍重”的贡献，写过一段很长的跋语，连同夏先生的校勘记收入所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之中。现在，我们将夏先生的这两篇校勘记，连同罗先生的跋语一并收入《夏鼐文集》。
《夏鼐文集》第七编新收的论著，还有夏先生为南海七洲洋问题写给谭其骧先生的几封信，为扶桑国与美洲发现问题写给罗荣渠先生的几封信，也都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考据。而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更被有关专家誉为“出类拔萃的古籍校注”，“代表了当前这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再如《抗战时期温州经济情况》，概述了抗战时期温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双屿山的惨剧》，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在日本侵略军侵扰温州期间亲历的惨剧，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文章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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