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词，只是为了审美吗？

　　诗词固然展现文辞之美，但它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美好的道德人格。知识内涵，是诗词的肌骨；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是诗词的灵魂。

　　读诗词，只是为了审美吗？

　　文｜谢琰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从生产生活中诞生的。而诗词，就是文化婴儿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鲁迅先生说，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可能就是“杭育杭育”（即哼唷哼唷）的劳动号子。这短短四个字，有节奏，有韵律，有复沓的技巧，有情感的抒发，便凑齐了诗词的要素。

　　在传世文献中，《吴越春秋》卷九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诗词，其实它是猎人对弓箭施加的咒语。而在出土文献中，也有歌谣性质的段落，比如甲骨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这会让人想起汉乐府里的名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相隔两千年、情境迥异的占卜师和采莲人，却都在写诗。我们常说中国是诗国，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就是，中国古代似乎每种人都在背诗、谈诗、念诗、作诗。我们翻开《礼记》、《左传》，会发现如果不会引用几句《诗经》，简直讲不清楚道理；如果不会现场“赋”诗，巧妙应答，简直要在诸侯外交的大场面中丢尽颜面。我们再翻开《全唐诗》，从皇帝到宰相，从文臣到武将，从名诗人到无名氏，从道士到僧侣，从闺阁到市井，无处不在读诗，无人不在写诗。甚至还有单独的一卷叫做“鬼诗”，记载了神秘莫测而又凄婉动人的作品。而一生爱好鬼狐花妖的蒲松龄，也有“爱听秋坟鬼唱诗”的诗句。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在古代中国，诗词传播与应用的范围之广，罕有其他民族可相匹敌。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唇舌与食粮。诗词是语言产品，也是文化载体。《论语》里说：“不学诗，无以言。”这规矩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学诗，绝不仅仅是接受审美的熏陶。在大多数时代，在大多数人群中，审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诗的本质，是人生活动，来源于人生，又指导着人生。《论语》里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诗”，虽然特指《诗经》，但放在历代诗词身上也完全恰当——诗词，会激发人的情感，会教给人知识，会提供社交的机会和能力，甚至成为表达怨刺、干预政治、兼济天下的工具与媒介。往小了说，诗会让你成为孝子、贤孙，往大了说，诗又能使你成为忠臣、栋梁。即便你浑浑噩噩什么也没学到，好歹知道了一些花花草草、虫鱼鸟兽的名字，认识了一堆汉字与概念，可能比你背诵字典来得快、记得牢。这就是学诗的意义。在孔子看来，学诗，学礼，学仁，是三位一体的。

　　到了科举时代，诗词又成了中国人的命。写一手漂亮的五言诗，是入仕进阶的敲门砖。而在登堂入室之后，还要靠诗词来与上级下级、左邻右舍打交道，于是敲门砖又摇身变为护身符。等到寿终正寝、弥留之际，很多人还要写《示儿诗》，写《绝笔诗》，还要叮嘱子孙生徒，为其编纂遗文并求名公巨卿作序，以传不朽，这最后的文集里，也往往包含很多的诗词，仿佛一部散碎的自传。而这时的诗词，又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墓志铭、纪德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写诗最多的人，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也不是陆游、杨万里，而是乾隆皇帝。他的四万多首诗，是要和文武百官探讨各式各样的重大或无聊的问题，同时也不断地书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日理万机的帝王，尚且如此，遑论普通士大夫。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只看历史材料是不够的，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也是不足的，而是要读他的诗集。拼凑了很多部诗集来看，就能看出一个时代的“诗史”。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譬如把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的诗集合而观之，就能理出一个盛唐由盛转衰的脉络来。这脉络，不是延伸在冰冷的制度与军队之中，而是贯穿于众多生灵的经历与众多心灵的呐喊沉思之中。再如将元稹、白居易、韩愈、张籍、李贺的诗集浏览一过，又可以知道中唐社会诸多风俗的细节，可能比史书的记载还要精确。白居易有一首《时世妆》写当时长安妇女的妆扮：“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这是多么精确的描摹，而“赭面”、“椎髻”、“乌膏”的化妆方式，又是多么时尚、惊艳，简直可以拿到米兰时装周上展览了！

　　再比如，若想了解宋代的城市生活，我们固然可以去读《东京梦华录》，去欣赏《清明上河图》，但同样可以翻看柳永的词集，那里有更优美的记载，更为亲切的描绘。比如《迎新春》写元宵节观灯：“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这是何等繁华！又如《望海潮》写杭州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又是何等美景、何等人民！无怪“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千载而下，我们现在用柳永这首词来作为杭州的城市宣传片的解说词，又何尝不可？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即《千家诗》。这里面收录的都是最简单浅显的诗，但是仔细考量一下，会发现编者的匠心：学习这些诗，可以学到四季景物、地域风情、时令节俗、人物故事。比如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可了解成都的地理与交通；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能了解金陵城，也能了解六朝贵族人物；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知道古人如何过春节；读“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便知道古人如何体察圣人心境、如何享受道义学问的快乐。以上这些诗，原本就是有丰富意蕴的，而编者又将它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编辑起来，让孩子们跟随季节变化而调整学习内容与学习状态，自然而然就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

　　所以说，诗词不仅仅是文人墨客吟风弄月的奢侈艺术，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用一种优美易懂的形式，用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用一种无孔不入的眼光和笔触，来记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诗词就是认知、学习民族文化的一扇窗口，一种捷径。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然而，若只将诗词视作有韵律的青史、有修辞的百科全书，那也是歪曲了诗词的本来面目，缩水了它的丰富意义。如果没有文化内涵，诗词会像一个精瘦、矫情的女子；如果没有审美内涵，那诗词又会变成一条失魂落魄的胖大汉子。文化是诗词的营养与肌骨，而审美，则是诗词的灵魂。

　　正如“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美”的内涵也是千差万别。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会认为美是不实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对于古典诗词而言，美既是实用的，也应该是道德的。王国维先生《文学小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他的意思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这四个诗人哪怕一首诗都不写，他们的人格本身也足以不朽，足以成为最伟大的“诗”。这样的评价，不是王国维先生故作危言耸听，而是源自中国诗学的“言志”传统。

　　《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两段话，依托于《尚书》、《诗经》的绝对经典地位，塑造了中国诗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即“诗言志”。什么是“志”？它固然有情感的一面，但还有道德的一面。《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思正，就是观念雅正，道德恰当。《论语》又说《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后来《礼记·经解》又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些和《尚书》所说的“神人以和”，事实上都是在谈经过道德洗礼之后的情感及美感。到了晋代陆机《文赋》，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见解，这恰恰说明“诗言志”的“志”，的确在历代阐释中偏向于道德涵义，所以陆机才会再提出“诗缘情”的见解，从而展现出魏晋“文学自觉”的新风貌。然而，魏晋以降，尽管倡导“缘情”、抒发“性灵”的声音不绝如缕，但始终不能盖过“诗言志”、“思无邪”的传统，后者始终是诗学批评的首要标准。无论从官方评价来看，还是从士林诗坛的选录、评点来看，还是从世俗社会的接受来看，历代最重要、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几乎都是具备崇高的思想道德与人格魅力的“豪杰”、“士范”，而绝不仅仅是文思泉涌、才高八斗的词客妙人。因此，《诗经》里的诗人，以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大诗人，之所以被推举为古典诗词的最高代表，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仅具备精致的文辞之美，而且包含崇高的人格之美。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中国古代最好的诗词作品，往往兼具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而又以人格之美为根本。比如《诗经·小雅·采薇》，很多人都喜欢结尾一段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固然文辞优美，但其背后的醇厚道德与崇高心灵，则更为动人。我们且看这位戍边战士的心绪：一方面，他不断哀叹自己“靡室靡家”、“靡使归聘”、“我行不来”，就是回不了家，哀叹自己“不遑启居”、“不遑启处”、“我戍未定”、“载饥载渴”，就是不但回不了家，连打仗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打，而总是迁徙、转战，正所谓“万里长征人未还”啊，所以他“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一直到诗的最后，还是在哀叹“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诉说，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为“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也就是不断以国家存亡、民族大节砥砺自己，继而他又不断提醒自己“岂敢定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警戒，完成任务。更可贵的是，在这样一场漫长浩大的战争中，将军与战士的关系，却是如此融洽、团结。战士把将军比作“维常之华”，把将军的车马赞美为“业业”、“骙骙”、“翼翼”，也就是高壮迅猛。为什么关系融洽呢？因为这些车马，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就是说，将军既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又保护着战士、维持着兵阵，上级和下级，都为了同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勤勉不已。因此，《采薇》这首诗，既真实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与伤悲，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战争中所爆发出的坚强、责任、团结、爱国等种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既是悲伤的，又是慰藉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温情的，既展现了现实的残酷，又展现了理想的境界。最好的诗，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当我们理解了《采薇》中所包含的醇厚道德、崇高心灵，再回过头吟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许就会流下别样的感动的泪水，而不仅是沉迷于文辞的美妙、意境的清丽。同样道理，我们读《诗经·国风》里的讽刺篇章与爱情咏叹，读屈原的“上下求索”与“受命不迁”，读杜甫的纪乱史诗与夔州心迹，读苏轼的贬谪酸楚与超迈气象，都应该透过表层的文辞之美，去追索背后的道德坚守、人生感慨、处世智慧，学习他们的人格，完善自己的心灵。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向来有个特点，叫做“秘响旁通”，也就是说，各种文化门类之间都有极为紧密且丰富的联系。从任何一个门类深入进去，都可以旁通其余，从而获得对于传统文化的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诗词也是如此。诗词固然展现文辞之美，但它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美好的道德人格。知识内涵，是诗词的肌骨；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是诗词的灵魂。在诗词的文辞之美普遍受重视、被追捧的今天，我要特别强调诗词中的知识内涵与人格之美。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