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晴。下午翻阅一堆1920—1940年代的影剧杂志，不禁眼前一亮：
《小城之春》是一篇淡淡的散文，像何其芳的《还乡日记》，也像芦焚的《里门拾记》，留给你的是薄愁，一点无可奈何的感情，就像小城城墙吹着的风，吹着，吹着，过去了。
开头的时候，韦伟提了小菜篮回家，死似鱼目的眼珠，拖了懒洋洋的脚步，她说：在这小城里，每天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变化。真没有一点变化，来了一个李纬，引起了她一点感情上的漩浊，他又走了，她还是提了菜篮上镇去，回家来，英国片《相见恨晚》也是这样的开头与结尾，在人生的海洋里只起了一个小小的浪花，结果又恢复平静了。
韦伟那个妻子的感情与上海一般女观众有一大段距离，中下阶级的少妇生活得很泼刺，结实；在性的方面不是麻木（或可说满足了），就是像潘金莲一样轧姘头。像韦伟那样又偷，又不敢偷，稍有点知识的女子，她们就觉得她莫名其妙了。
费穆会得——懂得制造气氛，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一样，小道具也都有了戏。韦伟喝了酒，把领子敞开，就这样一个小处，也充满了春情荡漾。
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篇只有四百三十余字的短文，因为这是新发现的七十年前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影评，称之为微影评、观后感，也未尝不可，题目是平实的《看了〈小城之春〉》。作者是谁？在揭晓之前，先卖个关子。文中开宗明义，以何其芳的《还乡日记》和芦焚的《里门拾记》作比，可见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稔，也可证作者是游走于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双栖人物，犹如今日大名鼎鼎的毛尖。
与此文同时刊出的还有一篇评《小城之春》的《韦伟是中国的白蓓兰史丹妃》，更短小，一并抄录：
看《小城之春》，仿佛读李广田芦焚的散文小说，冲淡隽永，一种淡淡的哀愁，无可奈何的情绪。
韦伟在《小城之春》中，把一个苦闷的少妇思春的幽怨心理，表现无遗。城墙上的短短的对话，酒后的轻微的冶荡，数度的深夜投奔，这几场戏，都是精彩的，恰到好处的。
目前中国电影界，能够有这么深刻的造就的，除了蒋天流之外，以我的看法，只有韦伟了。有好导演，好剧本，好的角色，韦伟将可以叱咤影坛，无人能够匹敌。
看韦伟，想起，另一个美国明星白蓓兰史丹妃，她们的外型都很像。史丹妃在《火车谋杀案》《二度梅》中，尤其是后一部片子中，所企图表演的，《小城之春》中的韦伟，都已经达到了。在这种怨妇的角色的戏路上，韦伟是中国的白蓓兰史丹妃。所不同者，史丹妃是美国的，韦伟是中国的，所以史丹妃冶荡放纵，韦伟折压幽怨。
有趣的是，两文第一段何其相似乃尔，都认为《小城之春》的艺术风格与芦焚、何其芳和李广田的散文相似，用词也十分接近，“薄愁”“哀愁”都是“愁”，“无可奈何”齐出现，说明两文作者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两文都对影片女主角周玉纹扮演者韦伟的演技赞不绝口，后一篇甚至认为韦伟的表演水平已经超过好莱坞明星史丹妃，演出了地道的中国特色。
1948年9月，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但是这部费穆的代表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未获得应有的赞誉。直到1980年代以降，电影史家重评此片，才推崇这部抒情电影是二十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是使中国电影立于世界电影之林的先锋之作。而这两篇影评的重见天日，说明即便在当年，也仍有方家慧眼独具。
《看了〈小城之春〉》署名东方蝃蝀，即著有小说集《绅士淑女图》的李君维；《韦伟是中国的白蓓兰史丹妃》署名麦耶，即后来翻译了《一九八四》的董乐山，他们是大学同学。两篇影评同刊于1948年10月上海《影迷俱乐部》创刊号。
本文刊于2017年6月24日《文汇报 笔会》
“不日记”为陈子善先生在笔会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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