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梁实秋写周作人的文章，在文末引用南宫博的《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对周作人表示同情理解，那句话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梁实秋对这句话是很同意的，从侧面看出了梁实秋对周作人的落水，既是无可奈何又是深切惋惜的心。
我总有一种感觉，周作人的落水和明末的钱谦益的落水大有类同，二人都是文坛巨擘，却无奈陷入他们本想避免的滚滚巨流中，周作人算来比钱谦益更为无辜，他在苦雨斋里避世，写诗著文，只期做一个“独在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人，却依旧不免落水，更多的是被动的，选择是不由己的。钱谦益热衷于政治，被裹挟入政治洪流中也算是应当之理。
但是我想周作人并不是很在意自己自己的落水，起码不会有钱谦益那般噬骨腐心，所以不管在狱中还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都大体是心态平和的，因为在周作人看来，政治并不是他所欲的东西，自然政治的影响很难触及到他心灵，钱谦益则不一样，由于攀附政治，所以晚年被政治吞噬得很干净，所以才倾尽家资地帮助反清复明，这样的人显然更为可怜漂泊，虽然两人处境差不多，但是心境自是大不相同。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个词语叫“怯夫慕义”，意思是越是胆小的人，越爱说什么名节，但是仅限口头说说而已，要是真在紧要关头，怯夫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这个词的前面半句是“且勇者不必死节”，意思是勇敢的人不一定非要用为名节死掉来证明自己的勇敢。这两句话说得很明白，不必要再赘述了。
我其实胆子很小，走在路上，常被突发状况吓一跳，晚上也怕鬼，所以时不时地骂自己是怯夫，我很沮丧地承认，也许我就是那个司马迁所说的慕义的怯夫。所以我不敢想当我处于钱谦益或者周作人的位置时我是怎么样的。当然这是个对我无解的答案，我该庆幸这个答案无解，很多人也该同我一样庆幸这个答案无解。所以又可以骂骂钱谦益和周作人了。
荆轲和秦舞阳去刺杀嬴政，一同到大殿上，荆轲平静自若，秦舞阳抖如糠筛，所以荆轲不得不提前动手，以致于功败垂成，当然刺杀不了嬴政还有很多原因，但是秦舞阳的确是不堪大任的。但是秦舞阳这个人在燕国名气很大，是个大恶人，人人都怕他，可是这样的人到底不是真正有勇气的人。所以我觉得勇气是相对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荆轲那样持久不变的勇气。
如果遇到关于名节之事时，一般的勇气便没什么作用了，因为关乎名节之事也常关乎性命，性命之事是大事，可不能随便对付。自然人都是怕死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大概人人都是怯夫，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光彩的，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呢？唯一反感的是，明明自己也是怯夫，还高喊大义的人。对于别人的落水格外兴奋，似乎别人的落水就能显示他的勇气一样，其实不是的，只是你恰巧走的路离河比较远而已，要是近一点，淹死你都有可能，何况落水？我以前看到钱谦益或者周作人的落水，是有些自觉清高的，当然那是以前不懂事的反映了，现在只是觉得心有切切，庆幸自己没有处在他们的位置，想来自己也算是自己瞧不上的人之一。
相反，我觉得很多真正为了气节而死的人，其实都不是那么有勇气的人，至少不是高喊着节气的人。像是陈子龙，年轻时，流荡江南各处，饮酒作诗，和柳如是如胶似漆，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是丝毫看不出他有为国捐躯的勇气的，一个风流诗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哪里会将国破家亡的重任加在他身上呢？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反而在最后成为了少部分决然赴死的人。
所以我觉得，一般高喊民族大义的人，临到关键时候，用脚投票的绝对是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是那批默默坚韧的劳苦大众支撑着，他们是没有能力高喊民族大义的，更没有机会高喊。但是一批有机会，有能力的人，全跑掉了，不是做了汉奸，就是做了隐士。勇气绝不是喊着出来的，也不是从体格，从权势上体现出来的，气节自然也不是知识金钱累计出来的，之间全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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